[摘要]本文根据浙江金华农村的调查，将乡村的社会文化类民间组织分为三大类：认同类民间组织、信仰类民间组织、宗族类民间组织。认同组织实际就是村民在很普通的闲聊中产生的对某一重大事件达成共识的民间组织；庙会等组织有层级分明的组织体系、有结构严密的组织网络、有一套完整运行规则，可以组织大型活动；宗族组织主要是在修祠堂、修宗谱中形成的。

　　[关键词]农民组织  庙会  宗族

　　　　乡村的社会文化类民间组织是一种由农民自发组织并满足农民心理文化需求的组织，多数是隐性的、不定形的非正式组织，依据其功能特征可分为三大类：认同类民间组织、信仰类民间组织、宗族类民间组织。

　　一、认同类民间组织

　　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农村大量农民工外出打工，老人和妇女成为田间管理和留守家庭的主要力量，当代中国农村实际已成为“爷孙村”、“妇幼村”。为了满足自身心理文化需求，他们会经常自发地聚集在一起沟通感情、交流信息，已逐渐演变成为农村新的主流群体，在乡村的小店、茶馆、小广场等地都随处可见。民间的闲聊活动都是自发的，一般没有什么明显的目的，从表面上看并不显眼，但它是信息传播的中枢，亦是各类信息收集加工的主要场所。信息经过该中心加工后再传播出去，一层一层搀假放大，从而产生强烈的社会共鸣效应，并进一步形成共识，从而产生一种普遍的认同感，逐渐发展成为一种组织——认同组织。

　　认同组织是指民众对某件事情、事件或观点等形成一致看法后自发形成的民间组织。该类组织多数是不定形的，从表面上看，一般都依据某个具体的事件或观点突发形成，但实际是农村现行民间文化的一种本质体现，因此社会共鸣效应非常明显。认同组织可按时效性特征分为三类：一、短暂性的，该组织多是由于重大突发事件而瞬间形成，主要特征是突发性和偶然性；二、间歇性的，由于民众心目中己经存在对某些敏感问题的一种共同看法，一有事件发生便会自发形成，表现出一种不间断的周期性特征；三、持续性的，主要由民众最关心的焦点问题所形成，一般都有强烈的利害冲突，还会夹杂历史原因，只要有事件就有该组织，表现出一种长期的持续性特征。例如移民问题，在金华汤溪镇陶寺村，因建九峰水库需要移民。笔者在陶勤家就看到了一份民间组织协定，该协定共有十多项条款，包括组织的领导成员(18人)名单，会议召集人，会议召集办法，误工补贴标准，致伤补偿办法，不参与者处罚规定等，最后还有村民的签名和时间。18人是村民为移民问题自发召集村民小组会通过选举产生的，并详细规定了他们的分工。这就是认同组织，在农村由于村级财务管理混乱问题也很容易形成认同组织，例如，在金华白龙桥镇翁家出头村，由于村干部将所留规划田的十多万元建房招标款用于吃请送礼补贴等，在三年任期内就基本花完，到98年要出资修建通村路时只剩万元，村民都普遍存在一种仇视心理，不管村里要办什么事，马上就会有一大群村民不约而同地站出来阻拦，事事如此，年年如此。再如拆迁、征地等敏感问题也极易形成认同组织。

　　认同组织也有积极的一面，只要广大村民与正式组织形成一致的共识，村级正式组织要开展某项工作，办某件大事都是非常有益的，且协同力量非常巨大；相反，如果形成与正式组织相背的共识，那么正式组织根本就无法开展工作。其实，民间的闲聊只是一种普通的精神需求的满足，而通过闲聊逐渐形成的流行风尚则是一种民俗文化，民俗文化就会表现出极强的凝聚力，同一事实不同的导向会产生绝然相背的社会效应。因此，认同组织实际就是村民在很普通的闲聊中产生的对某一重大事件达成共识的民间组织。

　　　　二、信仰类民间组织：交流会、庙会、灯会、戏会

　　有学者研究表明，传统乡村社会的民间组织最常见的就是“进香的香会和迎神的赛会，以及与此相关的戏头和演戏与张罗演戏的组织”。“这些民间组织彻底退出乡村权力舞台，则是中共掌权以后的事情，非法的组织被取缔和镇压，合法和半合法的组织的功能被带有政权性质的各种民众团体所取代，不可缺少的民间娱乐则由带有宣传意味的会演和类似的活动替代了，祭神活动则在破除迷信中自然消亡，在农民心目中神的位置也逐渐被其他东西取代了。”①然而，据笔者实地调查表明，在当代乡村社会，交流会、庙会、灯会、戏会等仍然很活跃，其中交流会最为普遍，庙会少一些，灯会和戏会一般都在春节期间举办。

　　交流会、庙会、灯会、戏会等是一类乡村社会需求类民间组织，主要是为满足民众需求而自发组织形成的非正式组织，并随着民众需求的变化而改变。改革开放以后，春节灯会最先盛行。随着中国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流会在农村各地迅速发展，交易额成倍翻番，一度成为民间大型的自选超市。进入市场经济时代以后，商品更丰富了，人们在追求物质生活的同时，也要追求丰富的精神生活，交流会开始转型并与庙会、戏会融合。在农村，除少数大型灯会外多数已消失，灯会已由民间变为半官方性质，通过官方组织逐渐向城市集聚，用于丰富节假日生活或庆典活动，春节闹元宵时最为盛行。

　　据笔者对浙江金华汤溪镇实地调查表明，汤溪镇每年举办8次交流会，分别为：汤溪，农历四月十六、八月十五、冬至；厚大，农历二月十四、十月初四；中戴，农历十月二十五；黄堂，农历正月二十六；九峰山，农历八月初一。

　　其中汤溪三次全为庙会，九峰山八月初一亦为庙会，庙会已占一半。庙会并非像有的学者所描绘的那样“在某些偏僻的山区甚至小有气候”②，相对城市而言，诸如夫子庙、城隍庙、观音庙、关公庙、玛祖庙、黄大仙宫、大佛寺等，多数已被政府列入文物保护，开发成旅游资源。在乡村，民间还是盛行农民自己的自组织形式——庙会。笔者亲历了2004年农历八月十五汤溪城隍庙会，所见告示如下：

　　做功德告示

　　汤溪城隍庙佛事组决定在农历八月十四日开始请道士在汤溪城隍庙举办阴、阳道场，具体做法如下：

　　一、阳功，又叫活功德，是延福延寿、保平安、保健康的一种功德，不论年老年少均可参加，每人交五元费用，一家来一人，也可委托他人带来。

　　二、阴功，是为已去逝的人超度功德，人在一生难免有这样那样错事、坏事、甚至有损阴德的事，去世后到了阴司地府，城隍按每个人的罪孽轻重判十殿受刑或转世，就要为他们做阴世功德为其超度。为每一阴人做交费用拾元。以上两种道场均于农历八月十四日来城隍庙报名参加。

　　此告

　　汤溪城隍庙佛事组

　　在城隍庙内，香客达五六千之多，其中以中老年妇女居多，她们穿上自己最好的衣裳，头上系着红头绳，插着松柏技，背着“佛光普照”的黄袋，里面塞满香、蜡烛和鞭炮参加庙会。大殿正中，七名道士吹打着乐器在做道场，四周围坐着上千名香客，边上树有做阳功的捐款公告牌，共计二十块，每块牌登记着一百多香客名单，总计达二千多人。公告牌边还备有印泥，每按一个手印一元钱。净手洗脸自愿捐助扔硬币，殿内大水缸底积了厚厚一层硬币。从告示牌看，除本地人外，多为附近的白龙桥、蒋塘、琅琊、金华市区等地慕名前来的香客，邻县的龙游、衢州甚至杭州都有。笔者好奇地前去问一位敲钟的老太，敲钟鼓代表什么意思，那老太说：“敲敲钟，有人来送终；敲敲鼓，有人来照顾。”大概这就是香客的意愿。

　　庙会一般都有组织，有学者曾研究过平江庙会，其中介山庙会的庙务管理组织是通过选举产生的，有一常设的九人小组，一个组长，三个副组长，分别管财务、总务和基建,管委会办公室还挂有四十人组成的管理组“联络图”，分财务、后勤、卫生、茶水、香火、接待和保卫七个组。而小田孝子祠庙务管理委员会还设有查账监督小组③。笔者认为，象汤溪城隍庙会，庙会管理组织只是一种表面组织，其背后实际隐藏了一个更为庞大的组织体系——真正的功能性组织。从信息传播来看，汤溪城隍庙未曾发布任何告示，五六千香客不可能由交流会一下子聚集形成；从人员组成来看，多数香客是佛教信徒，并非来自本地；从人员数量来看，城隍庙只售出门票一千八百多张，多数香客是有“会员卡”的会员。一般来说，组织的发展是有一个过程的，组织体系的形成就更复杂。据笔者查证，组织庙会的关健人物是汤溪上徐村的郑根田，组织香客的关键组织是仙姑网，各地仙姑都亲自带队参加庙会，而该组织是通过发行“会员卡”逐渐发展起来的，其特征主要是：

　　1.有层级分明的组织体系。第一层是联系人郑根田；第二层是佛头、仙姑、戏班、道士；第三层是会员；第四层是香客。

　　2.有结构严密的组织网络。庙会通过郑根田与老佛头网、仙姑网联系，佛头网由佛头和佛头发展起来的会员构成，再通过佛头网与香客联系。同样，仙姑网也是如此。庙会的活动是由郑根田直接与戏班子和道士联系组织的。

　　3.有一套完整运行规则。庙与郑根田分成，郑根田再与佛头和仙姑分成。例如捐助50元可办“会员卡”，其中10元归郑根田，郑根田再在10元中分给佛头和仙姑。戏班子直接由郑根田联系订协议并付费，道土也是由郑根田请来并开工资。

　　正是该组织把一般的物资交流会变成为不敬城隍神而信佛门的庙会，这才是庙会真正的功能性组织。

　　其实，交流会也是如此。八月十五汤溪集镇交流会汇聚了各地商贾、摊贩、生意人、手工艺者和戏班子等，设有小商品、服装、鞋类、电器、家具、农具、副食品、水果和地摊等摊位，还有木材市场，牛市和杂耍的马戏团、供儿童玩耍的游乐园等。八月十五又恰逢中秋团圆佳节，在外亲人都赶回家团聚，每家来客少者一、二桌，多的三、四桌，户主都以宾客满座为荣，而其背后则是姻亲关系的展示。生意人则是生意经的交流甚至是对官员的感情大投入，年青人则是称兄道弟的铁哥们的大聚会，嗜赌者则在纸牌、麻将或押宝桌上通宵达旦，官员们更是同乡派系的大联网。

　　由此可见，随着经济的发展和时代的变迁，人们的需求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满足乡村社会需求的交流会、庙会、灯会、戏会也随之演化，而真正的功能性组织，不是或多或少带有官方色彩的表面形式的组织，而是隐藏在背后的社会自组织形式的民间组织。

　　　　三、宗族类民间组织：修祠堂、修宗谱

　　有许多学者专注于传说与民俗之间关系的研究，认为“（一）、先有一种理智风俗流行于民间，然后民众造作一种传说，来说明它的来源及意义，质言之，就是先有事实，后有传说。（二）、先有了一种传说盛行于民间，深入人心，头脑简单的民众信为真实，渐渐成为一种迷信，再将这种迷信表现于行为，浸假便成为风俗，质言之，就是由传说产生民俗。”④笔者认为，风俗之俗的含义就是一种传统俗成，风俗之风的含义就是一种盛行之风气，实质就是一种社会民俗文化，是传统社会文化与富有时代特征的民间文化交织融合的结果。正如有的学者所提出的乡村“文化网络”的概念那样，在乡村社会，依据民俗文化能形成社会文化民间组织。

　　祠堂一般都位于村中心，是宗族的标志性建筑，带有很浓的传统民间文化色彩，兴修祠堂之风在九十年代曾一度风行。乡村社会自发组织形成的修建祠堂组织就是一种社会文化民间组织。

　　敦裕堂位于浙江金华汤溪汤塘村，是汤塘村郑氏宗祠。据《金华县志》记载，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曾路经此地，下马到祠堂前的池塘洗手，发现池塘里的水是烫的，便说了一句：“好汤塘”，汤塘由此得名。敦裕堂具有较高的历史文物保护价值，全村上下无论男女老幼都知道汤塘村来历的传说。汤塘村是一个只有425人口的小村，是笔者的联系村，办公室就设在敦裕堂内，笔者发现敦裕堂墙壁上有用红榜告示捐助修缮敦裕堂的名单。捐助最多的为300元，最少的为5元，大多在20元左右，总计3001.50元。

　　走进敦裕堂，并没见任何牌匾，正堂上挂的是毛泽东与周恩来合影的画“福泽万代”，对联是“福泽万代九洲昌，伟业千秋功绩大”。堂上还摆放着烛台和香盒，有未烧尽的香和蜡烛，厅内摆放着23台打稻机，7辆手拉车架及木制人字架和修厅换下的木梁等杂物。

　　据笔者调查，2000年，农户在敦裕堂边建房时不小心撞坏了墙角，于是由郑润璋牵头，郑德元，郑有铨和舒建林四位村民自发组织起来，组成了修缮敦裕堂的管理组织，全村上下都很支持。从捐助名单看，并非郑氏单姓，实际是一份户主捐款名单。从厅(村民称祠堂为厅)内的摆设看，其宗族意识已相当淡化。笔者与郑德元，郑有铨及其它村民的访谈也证实，修缮敦裕堂主要目的是为了保护文物，同时也是保护集体财产。修厅也是为了演戏，厅还可供村民办丧事，闲时也可给村民放打稻机等农具，完全是一种公共服务的功能。但事实证明，兴修祠堂组织拉捐助比村干部收农业税款容易得多。

　　宗谱是记载宗族兴衰的史料文籍，同样带有浓厚的传统民间文化色彩。近期乡村修宗谱现象呈不断上升趋势，在经济发达地区更是成为一种时尚。笔者曾对东阳市横店镇屏岩村杜氏后裔续谱者杜吉林、杜祥生进行访谈，据他们介绍，修宗谱在东阳一带很普遍，东阳还专门为此成立了管理办公室。他们是“岘西屏岩房杜氏续谱理事会”的董事，已历时6个多月，自费走遍东阳、永康、义乌、磐安、嵊州、金华、兰溪等地的杜氏后裔居住地，为杜氏恭二四螗字彦昌公续谱，其下有七子，其中五房仅剩一户，其余六房后裔在每房中推举四人为董事组成理事会，理事会又分成两个组，内务组负责财务、编谱、印刷等事务，外务组专职负责登记收费。笔者亦借阅了续谱告示：

　　岘西屏岩房杜氏续谱原则和办法的通告

　　（1）本次续谱是由杜氏后裔自发，村政主要领导支持，资金自筹为主，广大同仁志士协助。

　　（2）续谱目的：是寄存启后，继往开来，颂扬祖先功绩，普写杜氏后裔业绩，弘扬杜氏优秀文化。为族居外乡子孙寻根追祖提供历史依据。

　　（3）本次续谱是改革开放，太平盛世，国富民强中开展，要体现男女平等，妇女同样可以入谱。

　　（4）筹资办法：每人进谱费30元（出嫁女儿收进谱费20元）

　　（5）凡是自愿捐助500元以上者，记入本谱功德牌，并赠送新谱一套。捐助三千以上（含3000元）者，全家福照片入谱，作纪念。

　　（6）古谱已有记载的老人免除进谱费。

　　（7）虽未入谱，现已卒的杜氏，进谱免除进谱费。

　　（8）杜氏后裔需购买谱者，每册收费300元。

　　（9）凡是捐助最高者，列为本界理事会董事长，记入本谱作纪念。

　　岘西屏岩房杜氏续谱理事会

　　2004年4月12日

　　据杜吉林、杜祥生介绍，他们每到一处都受到了贵宾级的款待，一般都准备了丰盛的酒宴，并配备专车接送。每走一户，每人三十元的进谱费，五百元的买谱费全都一次性捐助。三千元的图片费（全家福照）的捐助还有“潜规则”，具体条件是：有企业家的家庭、有县处级以上干部的家庭、有研究生和教授的家庭和有出国留学或在外经商人员的家庭等。修宗谱是为了光宗耀祖，可奇怪的是，宗族荣耀感竟蕴涵如此强大的感召力，不仅打破原有村庄区域的界限不断向外延伸，甚至还跨国界向外扩展。据有的学者研究，宗族可分为：“宗法性宗族、礼俗性宗族和功利性宗族，是对应于传统社会、人民公社和农村改革以后三个历史时期的典型形式。”⑤笔者认为，宗族虽几经变迁而不绝，兴修祠堂续宗谱之风再度盛行，根源在于乡村社会始终流传着民俗文化，而传统民俗文化会随着时代的变迁与现代民间文化相互融合演生出新的民俗文化，乡村社会只要有民俗文化就会有社会文化民间组织。

　　总之，笔者对乡村社会民间组织的观察，只不过是海面下冰山之一角。但乡村社会民间组织之所以能自发形成，是基于个人意愿，个人意愿是形成民间组织的基础。而对组织所期望的愿望是民间组织形成的动力源，愿望的实现程度是民间组织发展的决定性因素。

　　　　注释：

　　1.张鸣，传统乡村社会的民间组织及其政冶功能,http://www.ccrs.org.cn

　　2.张鸣，来自传统世界的ngo——平江庙会路会的走马观花，http://www.ccrs.org.cn

　　3.张鸣，来自传统世界的ngo——平江庙会路会的走马观花，http://www.ccrs.org.cn

　　4.岳永逸，村落庙会传说的情境分折，http://www.ccrs.org.cn

　　5.吴理财，宗族与村庄政冶，农村观察，2003.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