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忽视的力量

　　NGO在全球范围的兴起始于20世纪80年代。随着全球人口、贫困和环境问题的日益突出，人们发现，仅仅依靠传统的政府和市场两级无法解决人类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作为一种回应，NGO迅速成长并构成社会新的一级。一个发达的现代社会需要发达的非政府组织。美国的非政府组织总数超过200万个，经费总数超过5000亿，工作人员超过900万人。如此庞大和活跃的NGO，是与美国“大社会，小政府”的制度结构相配套的。　　

　　而中国对NGO的关注也是由来已久。1995年的保护滇金丝猴事件，1996年的保护藏羚羊事件都曾让人们对NGO有了初步的认识。直到2004年，NGO才突然成为了人们视野中的主角。绿色和平关于APP (Asia Pulp & Paper，印尼纸浆造纸公司)破坏中国天然林、湖北转基因水稻非法种植与流通的调查，质疑怒江水坝建设、北京动物园搬迁等等一系列事件均在同一年发生，于是有人将2004年称为中国的“NGO元年”。

　　然而，面对国际大型NGO的专业化和职业化，本土NGO被指责太“业余”、一些批评者甚至用“种树、看鸟、开会”来概括本土NGO的工作。事实是，这种指责一直延续到今天，汶川大地震的抢险救灾中，大批NGO在没有经过专门的培训，匆忙上岗。可以想象，他们的救助到底会起到多大的作用。反观那支来自于日本的救护队伍，其训练有素和专业的救护精神，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外，由于信息掌握得不对称，NGO的行为往往被主流媒体牵引，哪里被报道得多，就去哪里；哪里国家领导人去得多，物资就往哪里去。结果导致来自社会各界的物资、人员“扎堆”严重，造成一定程度的混乱和资源浪费。

　　诚然，发达国家的NGO也是经历了一个不断自我修正，自我演化的过程，然而限制中国NGO发展的更深刻原因，来自于其与政府之间的尴尬关系。

　　中国NGO的政府“本色”

　　NGO一直被认为是政府有效的“减压阀”和“稳定器”，有着不可忽视的精神功能。在经典的政治学理论中，这种非政府组织团体被认为是独立于政府和市场的第三方力量。因而，独立、自主成为NGO的重要属性。然而，中国的NGO有两种形态：一种是自上而下的NGO，具有浓郁的“半官方”的色彩。这很类似于目前中国行业协会扮演的“二政府”角色；另一种多由民间人士自发成立，主要集中在环保领域、妇女领域、扶贫领域，如北京的“自然之友”、“地球村”、“绿家园志愿者”、天津的“绿色之友”等。

　　NGO在中国之所以会带有强烈的官方气息，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1949年以后，中国在追求社会主义国家目标的过程中，政府担当起了“全能选手”的角色。随着改革开放和对外经济交流的增强，中国政府逐渐意识到了市场的重要地位。于是，一场长达30年的寻求市场经济之路将中国带入了二元结构的过渡期。然而，带有中国特色的“官家主义”市场经济，对政府和市场带有制约和补充意味的第三方力量始终无法真正独立。比如，在汶川地震救援中，很多NGO是在当地政府的默许之下才行为的。新驼峰行动小组的物流部负责人李延贺介绍说：“首先，我们是跟上海民政部写了一封信，说我们几家机构要做这样一个事情，希望得到上海民政局的支持。在这点上，我们得到了民政局的默许。”官方默许正是新驼峰行动迄今能够继续运转的关键。

　　在中国，很多所谓的NGO组织并非由志愿者发起的，真正的组织者是政府相关部门。正是这些由政府部门派生出来的NGO，才能在某些行业领域对政府研究和决策产生真正有效的影响，从而形成规模性的组织。比如中国慈善总会以及各个地方的慈善总会，背靠国家民政部，这种组织在操作过程中无法摆脱官方的惯性，缺少了来自民间的细致和耐心。

　　然而，对于自下而上的NGO而言，身份的合法性始终是一个困扰其发展壮大的瓶颈。《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都规定，民间组织登记注册由各级民政部门来管，而日常性事务由业务主管单位来管，从而形成双重管理体制。《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更规定：社会团体在成立登记时，必须要向登记管理机关提交业务主管单位的批准文件。法律规定的成立门槛高，使很多NGO组织无法注册，只能以工商企业的形式注册或者处于地下状态。目前我国的NGO只有10%是正式注册的，90%都不能注册。如此一来，这些NGO的资金和实际操作都成为扰人的问题。

　　有人认为：“在中国，NGO与政府之间一直以来都是双方各自的难题。对NGO来说，现存的政策和法律上的缺陷是其进一步发展壮大的最大障碍；对政府来说，NGO等于是在政府之外树立了新的权威，带来了统治和管理上的困难。这样的认知态度使双方的合作困难重重。”

　　废墟上的曙光

　　分析人士认为，行政力量与民间力量的共同参与，成为抗震救灾的新模式，亦可为中国转型期社会治理改革探出一条新路子。中国要走好市场经济这条路，就必须完善相应的配套要素建设，除了市场要素外，一些重要的社会组织、非政府的民间组织也是市场经济条件下公民社会应有的基本要素。

　　托克维尔在游历美利坚之后，有了这样的感慨：正是一股独立于政府和企业之外的力量，与前两者共同铸就了美国民主的繁荣。中国NGO距离独立尚远，他们的状态被很多人用“草根生存”来形容——夹缝中求生存。没有信息资源，没有资金资源，没有身份，即使这样，他们仍然在中华民族面对灾难的时候挺身而出。

　　在此次抗震救援中，虽然各路NGO的表现不能令人十分满意，但令人欣喜的是，这样一股早该忙碌于“兴邦”的力量，总算找到了一个可以在阳光下行为的机会。这既是中国NGO的机会，也是中国政府的机会，无论谁都应该好好把握。毕竟，这是用一次近7万人的生命和数千亿的经济损失换来的。

　　我们的未来之邦在何处？我们的曙光又在哪里？建设一个有制约、有平衡、讲公正的公民社会，是我们“兴邦”之重要方向。我们的曙光就在这片地震废墟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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