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系统服务及其价值

3、人类经济与社会活动挑战生态系统服务极限

人类生存于其中的地球生态系统，其实质也是一个由有限资源构成的有限的环境。人口数量的过度增长以及资源消费不合理的人为拉动，不断挑战全球生态系统的环境容纳量。而资源的不合理利用、环境污染的不断积累、森林砍伐、耕地减少、水土流失、土地荒漠化、生物资源的衰退、海平面上升、酸雨等等，又在不断地压缩全球生态系统的环境容纳量量。这两种矛盾尖锐而剧烈。

根据生态学基本原理，只有把经济与社会需求限制在地球生态系统环境容纳量和资源最大可持续产出范围内，才能保证人类持久地共同享用地球家园的生态福利。自古以来，人类一直依赖地球资源的可持续产出而生存，这个可持续产出可以理解为大自然捐献给人类的一笔本金（自然生态系统服务）产出的利息。但是现在我们正在消费这笔本金。生态学与经济学具有相似的规律，我们可以在短期内连本带息一起消费，但长此以往必将导致破产。[8]

以我国为例，我们有960万平方公里家园，减去严重水土流失的国土面积367万平方公里（占国土38.2%），再减去彻底荒漠化国土（总面积174万平方公里，沙化面积每年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和不能维持人类生存的国土（冰川、石山、高寒荒漠等）约300多万平方公里（约占33%），剩下不足300万平方公里（占28.8%），并且主要分布于东部和南部沿海1500公里的狭长地带。这就是现在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与50年代相比，我国人口增加了一倍半，水土流失和荒漠化土地也各增加了约一倍半，也就是在半个世纪的时间内，我国的人均生存空间已被压缩到原来的1/5。预计2030年我国人口将增加至16亿，人均生存空间将进一步压缩至建国初的1/6以下。加之，由于大规模的人为活动（砍伐森林、破坏植被、修坝引水、城市扩张、工业污染、耕地开发等等）导致地表水热、应力等平衡发生改变，导致地质灾害、气象灾害和生态灾害的高发。总之，我们生存空间的压缩，不仅仅表现在数量上的减少，更表现为其质量上的恶化。 [9；10]

我国建国50多年来，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资源环境问题也日益严重。中国经济已经由资本制约型实现了向资源制约型的转变，良好的生态环境已经成为稀缺的生活与生产要素。中国科学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指出，多年计算的平均结果显示，中国经济成长的GDP中，至少有18%是依靠资源和生态环境的“透支”获得的。[11]这种“透支”就意味着对生态系统服务功能的过渡利用，必然导致生态系统结构和功能的逐步解构，直接威胁中国经济社会的长远发展。

4、转变经济发展模式，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经济、社会与自然的整体可持续发展

自然资源、生态环境是人类经济与社会发展的自然基础。但是，随着可持续发展理论与实践的不断深入，人们发现仅仅从合理利用生态系统服务（资源综合利用、环境保护、生态建设等）角度，如果不从转变经济与社会发展模式的角度着手，我们依然解决不了人类经济与社会永续发展的问题。快速膨胀的经济与社会需求迟早会对生态系统造成毁灭性的破坏。

传统工业经济是以“资源—生产—消费—污染排放”为特征的、物质单向流动的线性经济。它一方面掠夺式地从环境中获取资源，另一方面又将生产、消费过程产生的废弃物排放到环境中。随着经济规模的迅速膨胀，它必然导致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等负效应。传统工业经济过分强调增长，而不顾及生态成本与环境危害。从本质上讲，它是具有反环境性质，是不可持续的经济模式。

循环经济模式是人类在探索和实践可持续发展过程中，逐渐形成的一种全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要求遵循生态学基本原理，重构人类经济活动与社会组织形式，形成“资源—生产—消费—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流程、构建网络化物流、能流体系，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循环利用的比例、效率和效益，减少环境污染和危害，减轻对自然资源的压力和对自然循环的干扰，使人类经济与社会系统和谐地融入自然系统，实现生态健康、环境良好、资源持续利用、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整体可持续发展。所以，循环经济是建立在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和谐共生、持续发展基础上的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

从建设循环经济和循环型社会角度，必须把保护和增强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作为工作重点，尤其对于目前已经超载的生态系统。国家必须通过建立能源价格、资源价格、环境价格、生态补偿、成本核算、绿色税费、绿色GDP核算等制度体系，借助制度约束人类对生态系统产品的掠夺性的开发，把人类的活动和消费限制在生态阈限范围之内，强制恢复和保育生态系统的服务功能。能否有效保护自然生态环境，提高自然生态系统的综合服务功能，降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环境成本，已经成为决定中国未来能否可持续发展的关键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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