气候变化的实质和中国应对策略
近十多年来，气候变化问题被列全球十大环境问题之首，并日益成为国际社会的一个热门话题。究其原因，气候变化不仅是气候和全球环境领域的问题，而且是一个涉及到人类社会的生产、消费和生活方式以及生存空间等社会和经济发展的各个领域的重大问题。无怪乎有些资深评论家将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谈判归结为各主要国家利益集团政治、经济、科技、环境与外交的综合较量，是继WTO后国际多边活动的又一个主要平台。
1994年，《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生效并成为在国际环境与发展领域中影响最大、涉及面最广、意义最为深远的国际法律文书。该公约每届缔约方大会出席人数均在4000人以上，2000年在荷兰海牙召开的第六次缔约方大会参会人数达到了7000人之多，这足以看出世界各国和国际组织对这一问题的重视。
一.气候变化问题的实质
（一）、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措施和涉及的领域
1、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措施
气候变化是由人为排放温室气体而产生的，那么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根本措施就是减少温室气体的人为排放。但是，由于各个国家利益集团存在利益冲突，由谁来减、如何减、减多少等问题上分歧严重。从长远看，各国都希望保护气候，从而使自己免受气候变化带来的灾难；而从近期看，又不愿意因自行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而限制或影响本国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希望其他国家采取更多行动而本国受益。
2、气候变化问题涉及的领域
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是能源的生产和消费以及农业生产过程中产生的甲烷气体等。能源和农业是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基础产业，减少或限制这些领域的温室气体排放，事关国家的重大经济利益和发展空间。与一般环境问题相比，气候变化问题的特殊性在于，它已超出了环境或气候领域，谈判涉及的是能源利用、农业生产等经济发展模式问题。因此，气候变化谈判争论的实质是争夺未来在能源发展和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
3、造成气候变化问题的责任
气候变化谈判的基本问题是全球气候变化的责任如何分担，从而确定应该谁来减排温室气体，或者说，谁应该率先减排温室气体的问题；谈判如何确定各国的温室气体排放权，从而确定各国如何减和减多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问题。其实质是争夺未来各国在能源发展和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地位问题。正是因为事关各国的经济利益和今后的发展权益，因而争论十分激烈。
（二）、气候变化领域争论焦点及其实质
气候变化领域争论的主要焦点体现在"公平"（即责任和谁应该减）和"实质性减排"（即如何减和减多少）两大问题上。
1、"公平"问题
"公平"问题争论的焦点表现在发达国家压发展中国家承担义务上。从《公约》原则确认发达国家对气候变化问题负主要责任，到《京都议定书》为发达国家进一步规定具体量化的减排指标，这是气候变化谈判的一条主线。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是否也承担限排或减排义务的问题，也是贯穿气候变化国际谈判的争论焦点。公平问题是人类社会在进行利益分配或成本分担时必然遇到的一个重要问题。但目前，人类社会对公平原则的理解仍难以找到一个能被普遍接受的统一标准。中国学者陈迎和潘家华研究认为，公平的真实含义应是人际公平而非国际公平，即保障所有人，尤其是处于社会不利地位的弱势群体应享有的基本权利。原因有三：
一是公平的主体是人。所谓公平，首先应指人的公平，而非政治实体。政治实体（如国家）是社会个体成员的结合体，政府是政治实体的代表，因此公平问题应还原到以社会成员的人为基本单元的层次上来探讨；
二是所有公平原则的目标是改善和提高社会成员个体而不是国家的福利水平。尽管国家维护其经济利益将有利于其社会成员整体福利水平的改善和提高，但就社会成员个体而言，这不是一个必然的逻辑。从一些国家社会收入严重两极分化的状况看，处于社会弱势地位的穷人往往享受不到整体社会福利改善带来的好处，反而由于其应付外界变化的脆弱性，而常常较多地承受由此带来的社会成本增加的重负。
三是人的基本权利的公平应独立于经济或其他问题的考虑。无论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社会公平的首要目标都是保障所有人，尤其穷人享有最基本的衣、食、住、行、健康、教育等权利，这部分权利的保障不受市场规律调节，也不应受其他因素的干扰。
历史上和目前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最大部分源自发达国家。有关研究表明，大气中累积的人为CO2排放的80%来源于发达国家，森林砍伐造成CO2排放中的75%产生于发达国家。目前，人口约占世界24%的发达国家消费着世界能源总量的70%，其CO2排放占到全球排放总量的60%以上。1998年，美国一次能源消费量约占全球一次能源消费总量的25%，CO2排放量为54.78亿吨，与1990年的排放量相比增长了11.5%。1997年世界人均化石燃料燃烧排放CO2为3.97吨,而美国的人均CO2排放为20.5吨,是世界人均的5倍多。其它发达国家人均温室气体排放也大大高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人均为12.22吨，而发展中国家人均只有1.95吨，不到发达国家的1/5（表1-1）。
在谈判的各个阶段，某些发达国家不顾以上事实和公约确定的原则，一直企图为发展中国家设定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义务，遭到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在京都议定书通过之后，发达国家更加紧了压发展中国家承担义务的攻势。在《公约》第六次缔约方大会前，某大国曾做了大量工作，试图利用资金问题套、压发展中国家承担减、限排温室气体义务?quot;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根据历史的和现实的温室气体主要是源于发达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人均排放远远低于发达国家的事实，进行了一次次的坚决抵制。但是，发达国家要求发展中国家承担减、限排温室气体义务，是其根本利益所决定的，是他们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长期战略，可以预见今后在这一问题上的南北争论还将继续下去。
"公平"问题的另一方面是，发达国家是否根据其在《公约》下承诺，采取实际行动，向发展中国家提供资金和进行技术转让。发达国家（OECD）的官方发展援助（ODA）所占GDP的比例由1985和1986年的平均0.33%下降至1996年的0.24%，北美国家由0.25%下降到0.14%，欧盟则由0.46%降为0.39%。1996年发达国家的人均GDP比1986年平均增长了6185美元，但人均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援助则减少了6美元以上。美国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的资金援助在1986年为人均53美元，1996年减少到人均31美元，降幅达41.5%。发达国家在技术转让上也只做表面文章。发达国家在资金和技术转让方面的行动，离《公约》的要求差距甚大。
表1-1 世界主要国家人均CO2年排放（吨碳/人）
来源：1950-1995年数据来自《巴西案文专题研究》，中国气象局；
1997年数据美国橡树岭国家实验室CO2信息分析中心（CDIAC）
2、实质性减排问题
关于"实质性减排"问题，争议焦点主要是是否真正大量减排温室气体。在近年来落实《京都议定书》的谈判中，主要体现在"补充性"和"碳吸收汇"利用、计算方法等问题，其实质是发达国家真正在国内采取实质减排行动，还是以经济的有效性为借口，通过各种方式逃避《京都议定书》规定的量化减排目标。在这两个问题上的谈判格局是欧盟和"七十七国集团加中国"一致要求美、日、加、澳、新采取切实的减排行动。造成以上立场分歧的原因是：
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由于担心受气候变化的危害以及考虑到发达国家在气候变化方面的历史责任，自然要求发达国家采取行动实现实质性减排。
而欧盟则由于种种原因，为环境保护和减缓气候变化投入了力量，致使欧盟的德、英、法温室气体的排放有了明显下降，希望减缓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排放能够成为其增强其经济发展和竞争能力的新的契机。而美、日、加、澳、新等国自九十年代以来温室气体排放明显上升，希望通过海外减排和碳吸收汇减轻国内的减排压力和降低减排成本（表1-2）。在美国拒绝批准《京都议定书》之后，特别是2002年6月在波恩举行的公约附属机构第16次会议上，欧盟在实质性减排问题上，表现出后退的迹象。
由此可以明显看出，正是由于国家基本情况和的经济利益，决定了各自的基本立场和观点。
表1-2 主要发达国家1990年与1998年温室气体排放比较
(单位：千吨二氧化碳和百分比)
注:1、资料来源：气候变化《公约》秘书处文件FCCC/ SBI/ 2000/ 11.
2、吸收汇包括森林和其它木质生物体、森林和草地植被、土地弃耕以及土壤等的排放和吸收。
3、京都议定书目标一栏中括号数据为欧盟内部分配指标。
3、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增长说明了什么
为了履行《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所规定的温室气体减排义务，发达国家制定了国家级的气候变化战略，但绝大多数政策和措施的着眼点都不是为了减缓气候变化，而是出于提高经济效率、促进能源部门改革、提高能效、改善本国空气质量和减轻交通堵塞等目的。并且制定的一些政策措施，也并没有充分实施或落实，结果是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多数发达国家的温室气体排放都比1990年有大幅增加。预计未来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仍然增长（表1-3）。对大多数发达国家来说，为了降低履行减排承诺的成本，也为了较多地占有资源（由于气候变化问题，温室气体排放权已经变成了一种稀缺资源）和维护本国的国际竞争能力，都寄希望于通过排放贸易、联合履约和清洁发展机制在境外获得减排额度，而减少在国内进行实质性减排的数量，从而增加本国的国内排放空间。
表1-3 部分发达国家CO2排放量预测和相对于1990年的变化率
（不包括土地使用变化和林业）
资料来源：有关国家第二次国家信息通报和年度排放清单。
二、中国与气候变化相关的基本国情
中国一方面存在生态环境脆弱、海岸线漫长、人均资源占有量低等基本国情，从而决定中国极易受到气候变化的不利影响；另一方面，中国人口多、经济发展水平低、能源以煤为主等基本国情，又决定了中国必须发展经济，保障人民的基本生活，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不可避免。
（一）、生态环境脆弱
1、土地荒漠化面积不断扩大
据1994年第一次全国荒漠化、沙化普查，中国土地荒漠化总面积为168.9万平方公里，占国土面积的17.6％。根据调查资料，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土地沙化每年以1560平方公里速度扩展，八十年代每年扩展2100平方公里，到九十年代每年扩展2460平方公里，相当于每年损失一个中等县的土地面积。土地沙化导致沙尘暴频发。建国以来，我国沙尘暴发生频率呈增加趋势。据专家研究，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的特大沙尘暴60年代发生了8次、70年代发生了13次、80年代发生了14次，90年代发生了23次。本世纪之初，中国又频频遭受沙尘暴的袭击，仅2000年春季我国北方地区发生了15次大范围沙尘暴，其发生时间之早、频率之高、强度之大、影响范围之广，为建国50年来所罕见。日益严重的土地沙化，导致生态环境恶化,吞噬中华民族的生存空间，给国民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造成了极大危害，已成为中华民族的心腹大患。
2、洪涝干旱严重
1950年至1989年，中国平均每年洪涝面积约800万公顷，干旱面积约2000万公顷，而1990年至2000年平均每年洪涝面积增至约1670万公顷，干旱面积增至约2270万公顷。
3、易受海平面上升威胁
在中国32000公里的漫长海岸线上，分布的是人口密集和经济、贸易发达的地区，直接受到海平面上升的危害。
4、自然灾害威胁大
中国是世界上自然灾害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其灾域之广、灾种之多、灾情之重、灾史之长、在国际上都是罕见的。据初步统计，中国70%以上的人口、80％以上的工农业和80％以上的城市均受到多种灾害的严重威胁。1949年以来，因为灾害死亡的人口50余万，直接经济损失约占整个GNP的3～6%，占平均财政收入的30％，是美国和日本的数十倍（表1-4）。
表1-4 美、日、中三国灾害损失比例比较
资料来源：王伟中，中国可持续发展太师分析，商务印书馆，2001。
5、气温的季节和日变化幅度大
中国属于大陆型季风气候，与美国和欧洲相比，相同纬度地区的气温季节和日变化幅度相对较大（表1-5）。从而说明中国更需要人为调节气温，即为了人的基本生存需要消耗相对较高的能源。
表1-5 美国、欧洲和中国主要大城市温度季节和日变化幅度比较（℃）
（二）、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低
1、经济发展水平低。2000年，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为840美元，排在世界的140位左右，仅为世界平均水平（5150美元）的1/6，不到美国（34260美元）的1/40（图1-1）。同时，中国城乡之间以及东西部之间的收入差距非常大。2000年，中国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为757美元，而农村人均纯收入不到270美元，仅为城镇居民的37%；中国东部地区的人均GDP为1295美元，而西部地区为541美元，仅为东部地区的42%（图1-2）。
| 图1-1 中国与世界人均国民生产总值比较（2000年） |
图1-2 中国城乡人均收入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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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高级消费品占有量少。1998年，中国每1000人的机动车拥有量和小汽车拥有量分别为8辆和3辆，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1/15和1/30（图1-3）；通讯设备的人均拥有量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也很低（图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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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3.中国与世界机动车和小轿车 |
图1-4中国与世界通信设备比较 （1998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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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受教育水平低。1997年，中国相应年龄组中接受高等教育的总比例仅为6%，世界平均水平为19%，高收入国家为59%，美国则为81%（图1-5）。
4、城市化水平比较低。1998年，中国的城市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31％左右，而世界平均水平为46％，高收入国家的这一比例更高达77％（图1-6）。
5、脱贫问题远未解决。到2000年底，中国农村尚未解决温饱的贫困人口尚有3000万，占农村人口的3%左右（中国的贫困线标准相当于0.20美元/天，是联合国贫困标准1美元/天的五分之一）。
（三）、能源结构以煤为主，人均能源消费量低
1、能源结构以煤为主，石油资源短缺。2000年，煤炭在一次能源消费量中的比重为68%。石油、天然气、水电等洁净能源比重为32%（图1-7）。
2、人均能源消费量低。1999年，中国的人均能源消费量为0.87吨标油，人均CO2排放量为2.4吨，分别为世界平均水平的50％和60％（图1-8和图1-9）。1999年，中国的人均电力消耗为913 kWh，仅为世界平均水平（2280 kWh）的40％（图1-10）。1997年，中国的人均生活用电为101 kWh，而日本和美国的人均生活用电量分别为1834 kWh和4025 kWh，为中国的约18倍和40倍（图1-11）。1999年，中国尚有5000万人口不能获得电力供应。
（四）、人均资源占有少
2000年底，中国人口总数接近13亿，占世界总人口的21%左右，而中国的耕地面积仅占世界耕地面积的7%左右。中国的人均耕地面积仅为世界人均水平的40%；中国人均淡水资源为2285 m3，约为世界人均水平的1/4，且在季节和地域的分布上也很不均衡；中国的森林、草地、能源和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人均占有量也远低于世界平均水平（图1-12）。
（五）、单位GDP二氧化碳排放量相对较高。
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排放二氧化碳相对较高（图1-13），它说明一方面中国的技术水平低，更需要通过技术转让提高技术水平；另一方面，通过CDM项目减排温室气体的潜力大。
三、中国在减缓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方面的贡献
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根据《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规定，没有义务减少或限制温室气体排放。但本着对全球环境负责的精神和推进可持续发展战略的要求，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国已经通过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提高能源效率、开发利用水电和其他可再生能源等非化石燃料以及植树造林、控制人口增长速度等多方面的努力，为减缓全球温室气体排放的增长速度做出了世界公认的贡献。
（一）、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节能，减缓了温室气体排放增长。
1、实施有利节能的政策。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制定了"开发与节约并重，把节约放在首位"能源发展战略，将节能工作纳入到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规划中。制定和实施了一系列节能、降耗的政策和措施：编制资源节约和综合利用规划；建立节能管理体系；推广节能新技术和节能产品；开展节能宣传；开展节能科研项目等。
2、能源消费密度下降。1981－1998年间，中国的GDP年均增长9.9%，而一次能源消费的年均增长只有4.5%。1990－2000年，万元国内生产总值能耗由5.32吨标准煤降到2.77吨标准煤（1990年价格水平）（图1-14）。
3、节能率远远高于世界平均水平。1980－1996年，中国的年平均节能率为4.4%，是OECD国家同期节能率的4倍，世界同期平均节能率的3.4倍（图1-15）。
4、节能对减缓温室气体排放的贡献。1981-1998年间，中国累计节约能源9.49亿吨标准煤，按照中国1990年消费每吨标准煤CO2排放量0.58吨碳（2.13吨CO2）计算，相当于减排CO2约5.5亿吨碳（20亿吨CO2）。
（二）、积极开发优质能源、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努力改善能源结构
1、改善能源结构
受能源资源、经济等多方面条件的限制，中国长期以来的能源结构基本上以煤炭为主。近年来，制定优惠政策和加大资金投入，加强对水能、石油、天然气、煤层气等优质高效能源的开发和利用。中国的商品能源消费总量中煤炭比重由1990年的74％左右下降到2000年的68%（图1-16）。
2、发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
通过制定和实施补贴、优惠的税收和价格、低息贷款等政策，大力支持开发利用生物质能、太阳能、风能、地热能、小水电等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1998年与1985年相比，太阳能热水器、地热发电、地热能利用等的发展，共增加能源供应能力909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减排CO2约523万吨碳（1918万吨CO2）。1996年与1980年相比，小水电总装机容量增加了1062万千瓦；集中供气沼气池8.6万平方米；太阳房、日光温室共72157万平方米，太阳灶20万台。共形成能源供应能力4097万吨标准煤，相当于形成了每年减少排放CO2约2376万吨碳（8713万吨CO2）的能力。
（三）、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提高森林覆盖率
20世纪80年代以来，通过大力开展植树造林，成功实施了"三北"防护林、长江中上游防护林体系、沿海防护林体系、防沙治沙、太行山绿化、农田防护林体系和黄河中游防护林体系等10大林业生态工程。1990年至2000年期间，中国累计完成人工造林5273万公顷，人工造林累计保存面积世界第一。积极实施退耕还林、退耕还草政策。投资962亿元人民币，全面实施天然林资源保护工程。
（四）、坚持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人口增长
20世纪7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一直把实行计划生育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中国的人口自然增长率由1970年的25.83‰，下降到2000年的6.96‰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中国统计出版社。)（图1-17）。自1971年推行计划生育以来，中国因计划生育少生了3亿多人口，减少了对能源的消费，相应减少了CO2的排放。
四、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和挑战
（一）、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
1、全球气候变化对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影响
据研究，未来气候变化对中国区域旱涝灾害、水资源、生物多样性、生态系统、农林牧渔业和人体健康等会造成显著影响。对农业的负面影响将成为威胁粮食安全、制约农业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因子。气候变化还有可能加重北方一些地区的干旱趋势和长江流域的洪涝灾害，给中国的淡水资源利用带来更多困难。气候变化将引起全球海平面上升，将对中国沿海地区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构成威胁。
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中国响应气候变化的主要政策与措施，能直接推进中国社会经济和能源的可持续发展。国际社会目前普遍认为，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现实的减缓CO2排放的技术措施主要在于提高能源生产、转换和利用各个环节的技术水平，以及发展不排和少排CO2的替代能源技术，这些政策和措施是与中国长远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目标基本上是一致的。
2、发达国家减排政策手段对中国能源和社会经济发展的影响
要求发达国家履行其温室气体限制和减排承诺，则必须提高能源效率，改变能源消费结构，减少能源需求。同时也将在一定程度上对低碳技术的创新和扩散产生"供应推动"和"需求拉动"效应，为发展中国家企业引进这些技术提供了一定的机遇。
欧盟等发达国家希望发展中国家通过提高环境标准，推动发展中国家减缓温室气体的排放。发达国家环境标准的日益提高，抬高了发展中国家产品出口的门坎，这可能形成新的"绿色壁垒"。
"清洁发展机制"是《京都议定书》提出的发达国家缔约方在境外获得减排抵消额的手段之一。多数发达国家将清洁发展机制作为用较低成本实现减排目标的重要措施；一些发展中国家也认为，清洁发展机制有可能成为在议定书下实现资金和技术向发展中国家进行实质性转让的有效途径。因此，在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条件下，清洁发展机制很可能成为一种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都有所获的新机制。对中国来说，这种机制也可能对中国能源工业和高耗能行业引进技术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3、中国未来温室气体限排对经济发展的可能影响
由于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温室气体排放活动与社会经济发展和人民生活密切相关，采取对策以实现一定的限排目标会对社会经济的各方面产生深远影响。目前国内在这方面的研究工作尚处于起步阶段，定量分析结果比较少。初步的研究结果表明，从长远来讲，对温室气体进行限排将可能对中国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从部门影响看，与不减排或限排的情况相比，中国主要能源部门的产出可能有一定程度的下降
（二）、气候变化问题对中国发展带来的挑战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消除贫困是首要任务。在未来相当长时期内经济仍将保持快速增长，人民的生活水平必将有一个较大幅度的提高，能源需求和CO2排放量不可避免地还将增长，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的形象将更加突出，无疑会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严峻的挑战。
1、发达国家对中国承担温室气体限控的压力增大
京都会议后，某些发达国家以《京都议定书》已规定发达国家的减排指标为由，集中全力向中国和印度等"主要的"发展中国家施压。有的发达国家甚至明确提出将发展中国?quot;有意义的参与"作为其批准议定书的前提条件之一，并与公约的资金机制挂钩。
2、对中国现有发展模式和消费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传统的消费和生产模式是一种资源耗竭型、不可持续的消费和生产模式，这种模式已经对中国的社会经济发展构成了巨大的挑战。从发展模式的选择看，虽然各国有权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来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但在其发展过程中，都遵循某些带有普遍性的规律，很少有国家发生例外。世界各国的发展历史和趋势表明，人均商品能源消费和经济发达水平有明显相关关系。可以说，在目前的技术水平和消费方式下，达到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水平意味着人均能源消费必然达到较高的水平。世界上目前尚没有既有较高的人均GDP水平又能保持很低人均能源消费量的先例。中国面临开创可持续发展的消费和生产新模式的挑战。
3、对中国以煤为主的能源结构提出了严峻的挑战
中国是世界上少数几个以煤为主的国家，若将中国计算在外，1999年全球一次能源消费结构中煤炭比例已降到20.2%,远低于石油所占的比例，也低于天然气的25.5%。同石油、天然气相比，单位热量燃煤引起的CO2排放比使用石油、天然气分别高出36%和61%左右。由于调整能源结构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能源资源结构的制约，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又面临着技术和资金上的压力，以煤为主的能源资源和消费结构，使中国控制CO2排放的前景不容乐观。
五、中国应对气候变化的策略
（一）、从可持续发展战略高度，充分认识气候变化的重要性
首先，《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及《京都议定书》的有效实施，不仅有利于全球转向可持续发展道路，同时也有利于中国走可持续发展道路，实现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长远目标。其次，《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有效实施，可以积极促进世界各国的技术进步，从而开创一种低污染、低资源耗费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些技术的扩散，也有利于中国实现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我们应对《公约》和《京都议定书》的积极作用有充分的认识，并利用上述因素，为中国实现三步走战略目标创造有利条件。
（二）、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参与气候变化领域的国际活动
从中国国情出发，坚持中国的发展中国家地位，保障我应有利益为前提，不承诺任何与自身发展水平不适应的义务。即在没有达到中等发达国家前，不承诺具体的减排与限排义务。要从维护人民的正当生存权、发展权和良好的生活权出发，坚持温室气体人均排放尤其是人均累积排放的概念，强调温室气体排放的历史责任。应从世界政治经济关系上来正确把握履约进程中的主要矛盾，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联系和协商，反对一些发达国家拉、压发展中国家承担温室气体减排或限排义务，促进发达国家履行向发展中国家转让资金和技术的义务。
（三）、推动履约进程，更好地维护中国的国家利益。
中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总的态度应是积极而又慎重地推动《公约》及其《京都议定书》的进程。首先，作为《公约》缔约方，中国应积极履行公约为发展中国家缔约方所规定的一切义务，包括编制和提交国家信息通报、制定并执行有关减缓气候变化以及适应气候变化的政策和措施，这些政策和措施与中国长期努力并争取达到的许多具体目标是并行不悖的。认真履行公约所规定的非附件一缔约方的义务，有利于中国制定和实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要积极争取议定书能及时得到批准生效。为了推动京都议定书的批准生效，我们应积极参与有关议定书机制的谈判，尽可能在相关的技术性问题上推动谈判进程。
（四）、加强宣传，提高中国形象
在许多发达国家中，环境形象已经成为重要的政治形象，众多知名企业也纷纷进行改善环境形象的各种投入。值得强调的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已经在提高各种资源利用效率，特别是提高能源利用效率方面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巨大的成绩。我们应该充分做好这方面的宣传工作，提高中国形象。
（五）、以可持续发展政策和措施为基础，为减缓全球气候变化做出积极的贡献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能源方面入手采取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措施，可以促进中国的能源利用水平，推进中国能源优质化的进程，加快中国实现经济增长方式从粗放型向集约型的根本性转变。中国应本着对全球环境负责的精神，在保证长远社会经济发展的情况下，加快实施可持续政策和措施的速度和力度。应通过技术进步和经济手段，利用国内外两种资源、两个市场，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和优化能源结构，努力降低CO2的排放增长率。应加快退耕还林还草速度，大力加强植树造林，进一步制止对森林的过度砍伐，充分发挥森林吸收CO2的巨大潜力。
（六）、提高公众保护全球气候的意识，建立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
应用电视、报纸、书刊、影像等各种宣传工具和手段，努力提高人们的资源环境意识，提高公众保护全球气候的参与意识，引导公众建立有助于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生活方式和消费模式，如使用较高效率的家用电器、充分利用公共交通设施、购买和使用再生纸以及分类存放可回收利用生活垃圾等。
（七）、加强气候变化科学研究，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活动的能力
为增强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了解，减少决策过程中的不确定性，提高中国参与全球气候变化活动的能力，保证在国际活动中有效地维护国家应有利益，迫切需要深入开展有关全球气候变化问题的科学研究、经济分析、技术和对策等研究。
参考文献
（1） 刘江主编，中国可持续发展战略研究，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1.10。
（2） 高广生、李丽艳，气候变化国际谈判进展及其核心问题，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杂志，Vol.12 No.3,2002。
（3） 高广生，减缓全球气候变化的本质和中国应对策略，中国能源杂志，No.7, 2002。
（4） 国家气候变化协调小组办公室，中国和全球气候变化，2001.7。
（5）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21世纪人口与发展》，2000年12月19日。
（6） 国家统计局：《中国统计年鉴》。
（7） 王伟中主编，中国可持续发展太师分析，商务印书馆，2001。
（8） 陈迎、潘家华，温室气体排放中的公平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可持续发展研究中心工作论文，2002-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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