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书润,想做导游的生态学家
3、感谢草原，感谢马背民族，使我们摆脱了枯燥的说教，用优美的歌声表现深刻的生态学理念，抒发对大自然的情感。
刘书润不仅热爱草，还热爱蒙古歌曲。他说:“蒙古歌把对家乡草原、山水花鸟、牲畜的爱都融入歌词，唱出了热爱大自然的最强音，是名副其实的生态歌曲。蒙古族是生态的民族，蒙古族的生态文化是全方位的生态文化，蒙古族歌曲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蒙古歌唱出了草原的美好与马背民族的心声。”
刘书润于是自己创造一些歌词，他觉得，既然歌曲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那么他就要把自己对生态的理解，融汇到歌曲当中。如果你想听刘书润给你“讲唱”蒙古歌曲，那就更简单了。刘书润写过一篇极长的“导游词”，名字叫“唱蒙古歌，爱大草原”。他精心挑选了近20首蒙古歌曲，用自己的体会和情感，向你讲解和传唱。这还不够，刘书润自己还写了不少歌词，并给它们配上曲子，只要你想听，他就能给你唱。比如他作了一首歌，叫《献哈达》:
芦苇荡传来了什么声音？
洁白的天鹅来了一群群。
蓝天上刮起了什么风？
飘来了朵朵吉祥的白云。
草原上为什么欢声笑语？
颗颗红心波浪滚滚。
因为迎来了尊贵的客人，
远道的朋友和亲人。
请喝下醇香的马奶酒，
这奶酒孕育着百草的清香。
蕴含着牧人诚挚的心。
刘书润说:“蒙古族歌曲丰富多彩，有如大海，宽阔深厚。把歌曲里面的文化注入到生态学中，会使这门科学更加亮丽滋润，更加贴近民众，更富于感情和爱心，这门科学就有了新的增长点。感谢草原，感谢马背民族，使我们摆脱了枯燥的说教，用优美的歌声表现深刻的生态学理念，抒发对大自然的情感。”
早年，刘书润是在北京上的中学，“成绩一直是最后一名”。高中毕业后，突然想“出去走一走”，就撞到了刚刚创办的内蒙古大学，进入了研究“北方草原生态”的内蒙古大学生物学系。
在大学里，他也“不务正业”，成绩一直是倒数第一，或者倒数第二。现在回想起来，他更喜欢用这句话来对应自己:“成绩差的孩子才是没被中国教育管坏的孩子。因为他们能够保留自由的天性。”
而自由，对所有生命都是最可贵的，对人，甚至是最重要的品质。
从到了草原的那一天起，刘书润从未中断自己与草原的关系，每年有一半的时间都在草原上“闲逛”。无论是此前曾作为内蒙古草原的一名研究人员，还是现在的一名“生态导游”。
他颇为得意地说:“从事草原研究的人，没有一个人在野外的时间能够比得上我。我从大三到贺兰山实习起，直到现在，每年都有很长的时间在草原。”
退休之后的刘书润觉得“导游”是传播草原生态思想的最好渠道。他不停地写文章，不停地在各种会议上发表看法，他不停地出席各种组织举办的讲座，向这个世界的所有“游客”，讲他对草原生态学的认知和体会。
他说:“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个文字，它们经过千年磨合，组成篇篇文章，使得草原成为有丰富藏书的图书馆。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名战士，它们组成的生态系统，就是坚不可摧的部队，它们是经历了千万年严酷环境考验的幸存者，是捍卫脆弱生态环境的最后一班岗。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位老师，给人们讲述一个个有趣的故事，草原就是众多专家学者的母校，草原上的一棵草，就是一位朋友和亲人，草原就是有益的海洋，爱的大家庭。”
他这样说草原:“草原上的草组成草原，树木形成森林，鸟兽牲畜合成群。草原上的人们同样具有强大的凝聚力。草原畜牧业劳动，如剪毛、接羔，为了不影响牲畜正常进食，必须在短时间内突击完成，因此大家聚在一起，互相帮助，渐渐成为有组织的集体活动，草原畜牧业的特点，在于移动，在于集体，在于与大自然的融合。”
刘书润对天然林的热情也很高。他对我国植树造林的热情也写下了不少“导游词”。
他说:“中国的人工林已占世界第一，出现了大批造林模范单位，的确也取得了不少成绩。种树的好处也很多，但天然林保护应放在首位。生态治理不等于绿化，更不等于种树。大面积人工纯林等于绿色荒漠。种树种草不是越多越好，种树也要搞‘计划生育’。种树能改善环境，造福子孙。但不科学种树，也可恶化环境，形成绿色污染，背上绿色包袱，给子孙造孽，给地球抹黑。”
记者对话刘书润,他说: 保护草原必须先保护文化
冯永锋:人们介绍你的时候，总是难免说一句话:“他认识内蒙草原上所有的草。”你是如何认识那么多植物的？
刘书润:很简单啊，只要你经常在植物身边呆着。你要认识草原的植物，你当然得在草原上呆着。像我这样，每年呆上大半年。回想过去的经历，好像一切都是天意。我的老师马毓泉，当时为了编《内蒙古植物志》，交给我一项任务，要我认识草原的营养体植物。
这个过程其实就是认识可给牲畜食用的植物。学过植物的人都明白，大自然“可食用”的东西很多。因此，人类必须注意发展“营养体农业”。
认识营养体植物之后，我已经具备了一定的植物分类学本领。植物分类学大体分为两派:一类叫细分派，一类叫归并派。细分派主要呆在标本室和样地里，对每一个物种进行严格的区分。而归并派则粗枝大叶一些，更喜欢在野外现场发现和区分物种，野外条件总是有限的，因此，一时分不出来的，就不再分了，只知道它的科，它的种，它的属，就很满足了。
冯永锋:光在草原上会不会缺乏学术的宏观性？
刘书润:有时候命运会照顾你。1978年，当调到内蒙古大学后，我发现“工作领域”变了。过去成天和草在一起，而在大学里，成天是和人在一起，大家很少去草原上做研究，只在教室里，在标本室里，在课本上周旋。我也讲课，讲一讲植物生理学、植物地理学、植物分类学。我主要负责带学生去实习，但去的地方，也是学校早已经安排好的、封闭性的“实地基地”，只在里面采样方，做记录，剪草称重，但就是不与草原上生活的人们相往来。
这对我有一定的好处，此前长期在草原上呆着，有时候也需要从文化和学术的层面去认识一些问题。这时候，我开始从学术的层面去认识草。我这辈子做得最多的估计就是样方了。我曾经做了几千个样方，每个样方都是一沓清楚翔实的物种实况记录。这些样方最大的缺点是没有GPS定位，但大体位置是标明了的。样方的好处是越久越有学术价值，因为你可以把后来的拿去做对比。
现在，不少样方就堆放在我家小屋的角落里。没有人去整理，有些人把它们借去，也不还回来。有些人还回来之后，也信口说要帮我整理，但也没见动弹。
冯永锋:你又是如何从一个草原植物专家，转向草原生态保护？
刘书润:1992年之后，我开始反省，草原到底是干什么的？反省之后，我转变了研究的视角，从畜牧业研究转到保护草原的生态文化研究。我发现了许多非常冲突的现象。由此，我认为保护草原必须先保护文化，这个前提是我必须了解和熟悉蒙古史。于是，我又开始从文化层面去认识草。我开始收集草原上各种草的传说，研究草与当地人信仰的关系，草在当地人心目中的形象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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