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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西部大发展的理性选择         ★★★ 【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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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经济:西部大发展的理性选择
作者:郜风涛    文章来源:生态中国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5-23


  编者按:西部生态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是一个重大的课题。只有尊重科学、尊重自然、尊重经济发展规律,才能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本文作者以深厚的理论功底,通过对西部开发历史的反思和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的分析,从理论和实践上阐释生态经济是实现西部大开发的理性选择,并就如何培育西部地区生态经济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现予刊发,以飨读者。  

  西部大开发战略实施以来,西部地区遇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但同时也面临着经济大发展与生态保护的两难矛盾:一方面,西部地区作为生态屏障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承载能力较低,且呈恶化趋势;另一方面,西部地区又是中国经济上比较落后的地区,历史欠帐多,发展经济的任务十分繁重。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创新思路,寻求西部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之间的结合点,变“两难”为“双赢”,形成符合现代市场经济要求的经济发展模式,即把生态与经济结合起来的生态经济,这是一个迫切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上加以研究解决的重大课题。

  一、历史反思:西部大发展不能以牺牲生态为代价

  我国西部地区地大物博,资源丰富,历代统治者都非常重视对西部的开发,力图通过开发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社会的发展。

  在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社会里,西部地区曾出现过3次开发高潮:第一次开发高潮出现于秦汉时期。秦王朝以关中为中心,加强对四川盆地和河渲地区的开发,如兴修水利,在四川盆地修建了都江堰,在关中平原修建了郑国渠、引水灌溉,改善农业环境;西汉王朝统一西域后,开辟了举世闻名的“丝绸之路”,并组织中原地区的汉族军民进入西域,开垦土地,屯田积谷,发展农牧生产。这些开发活动,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部地区的发展,在西部开发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第二次开发高潮在隋唐时期。在隋唐两代的300多年间,统治者非常重视对西部的开发,并采取了一些措施,在适合农业生产的地区,大力推行屯田制,兴修水利,大规模地进行农作物栽培;在适合牧畜的地区,鼓励民间牧马放羊,使西部地区特别是西部的朔方、河西、西域、河湟、陇右等地的农牧经济出现了空前的繁荣,隋唐时期也因此成为我国西部开发史上的辉煌时代。明青时期掀起了我国历史上开发西部地区的第三次高潮。特别是请王朝为了开发西部地区,采取灵活的开发方式,如将大批“湖广”人迁入四川,在西部地区屯田垦荒,兴修水利,并利用西部地区的资源优势,大力发展畜牧业和采矿业,使西部地区经济社会迅速发展,东西部的差距明显缩小。

  新中国成立后,对西部地区先后进行了两次规模较大的开发:第一次是“一五”时期以苏联援建项目为核心的开发,主要是为改变旧中国工业布局不合理状况而进行的工业项目开发。通过开发,在很大程度上改变了西部地区的落后状况,为我国工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基础。第二次是“三五”时期以“三线”建设为核心的开发,其间,国家投入大量资金建设西甫和西北地区的“三线”工程,对西部地区的开发起了很大的作用。

  纵观我国西部开发数千年的历程,有经验,也有教训。反思历史时期的西部开发,实行以农耕为主与游牧为主的开发方式,特别是采取毁草开荒、陡坡开荒耕种、广种薄收等粗放的生产方式,或是靠发展传统工业来促进西部地区经济的发展,虽然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从发展的观点看,其代价是惨重的,教训也是深刻的。它启示我们:在西部特别是西北地区这样生态环境比较脆弱的地区,如果不按照经济规律办事,不考虑各地经济社会的差异,而进行过渡的农业开垦和单一的粮食生产,不仅不能实现西部开发的预期目标,而且只能给自然环境带来生态性灾难,并导致农林牧业生产的全面衰退和经济社会的停滞,这正如马克思曾指出的,“耕作如果自发地进行,而不是有意识的加以控制,接踵而来的就是土地荒芜“(1868年3月25日马克思致恩格斯的信);如果不注意保护生态环境,只注重经济效益,靠过渡砍伐森林和破坏草原来发展经济,结果往往适得其反,只能造成植被锐减、水资源短缺、水土流失、灾害频率增大、污染增加等,从而导致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进一步恶化,也会阻碍经济发展的双刃剑,走向自我毁灭的绝路。因此,要实现西部地区的大发展,绝不能以牺牲西部的生态环境为代价。

  二、现状透视:西部大发展面临着严重的生态危机

  我国西部地区大多处于干旱、半干旱的地理环境中,这里的荒漠生态系统、草原生态系统、森林生态系统等,都十分脆弱,并处于不稳定的状态中。20世纪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由于不可持续的经济畸形增长和人口的快速膨胀,使本来就很脆弱的生态系统普遍面临着容量不足的压力,生态环境呈日趋恶化的势头。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虽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使生态环境有了相当大的改善,但局部好转、整体恶化的总趋势并没有得到根本性的改变,生态环境问题仍然十分突出。主要问题是:

  (一)生态环境退化。在严酷的自然条件和日益增长的人类活动的作用下,西部地区一些地方滥垦、滥牧、滥伐、滥采自然资源,造成植被覆盖率低、水土流失严重、土地沙化等。据国家环保总局、中科院、国家测绘局和青海省等12个省、区及有关科研单位通过调查完成的关于《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调查报告》载:近10年来,西部地区(不合西藏、云南、重庆)森林活立木总蓄积量和单位面积活立木蓄积量降幅分别达18.96%和25.14%,天然林、防护林面积分别下降了14.49%和51.07%;内蒙古、甘肃、青海等7省、区1999年的统计数据表明,西部地区沙化土地总面积为1.6亿多公顷,占全国沙化土地总面积的90%以上;截至1999年,西部地区(不含西藏)水土流失面积为1亿多公顷,占全国水土流失总面积的62.5%,退化草地和草地鼠害面积分别占可利用草地面积的29.5%和47.1%,因矿产资源开发破坏的土地面积累计达181万公顷。此外,不合理的开发活动,如采金、采油等,也使一些地方的地表水、地下水遭受污染和破坏。再从青海的草地退化情况看,由于无序放牧和草地配套建设跟不上,草地退化十分严重,退化面积达751万公顷,其中轻度退化占51.2%,中度退化占26.9%,重度退化占21.9%,有330多万公顷的草场完全失去生产能力。

  (二)自然灾害频繁。脆弱的生态环境,必然导致自然灾害的频繁发生。西部地区的干旱、洪涝、冰雹、霜冻、大风、沙尘暴等气象灾害,以及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发生频繁,并有大幅度增加的趋势,造成的损失严重,影响面也很大。据权威部门调查,西部地区90年代旱灾和洪涝灾害的发生频率分别比80年代增长了7.5%和49%。如青海省历来都是旱灾比较严重的地区,严重的旱灾给青海农牧业带来十分惨重的损失,成为影响青海农牧业生产的主要限制因素之一。一方面是旱灾,另一方面又是雪灾,由于冬、春季降雪过多,草地被积雪掩埋,致使牧畜因采食困难或根本吃不上草而造成损失,成为青海畜牧业发展的一大灾害。另据有可比资料的广西、四川等省、区的计算表明,90年代因生态破坏引发的自然灾害,造成直接经济损失约1494亿元人民币,相当于同期GDP的13%。

  (三)环境污染加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以来,西部地区的公路、铁路、民航、水电以及小城镇建设等基础设施建设项目已经或者将要启动,同时,西部地区工业化的进程也在加快。大规模的开发浪潮,加上原有的重化工业,势必给西部地区的环境承载力和容量带来压力。目前,西部地区的环境保护形势十分严峻,环境污染不是在减轻,而是正在加剧。突出表现在:一是大气污染,主要来自工矿企业排放的废气和居民燃料排放的烟气。以青海省西宁市为例,空气中总悬浮颗粒、二氧化硫、氮氧化合物、降尘都超过国家环保标准。二是废水污染,主要来自化学工业、机械加工业、黑色金属冶炼加工业、有色金属矿采选业等。大量工业废水的排放,造成水质和土壤的污染。三是固体废物污染,主要是矿山尾矿、粉煤灰、锅炉渣、冶炼废渣、生活垃圾等,由于对这些固体废物的综合利用率比较低,致使对环境产生较大影响。

  总之,西部地区目前的生态环境状况可谓“先天不足,后天失调”,整个生态系统处于十分脆弱的境地:生态结构趋于单一,生态服务功能下降,生态系统更不稳定,生物多样性锐减,自然灾害不断加剧。而且可以预见,如果西部地区的生态破坏得不到有效遏制,随着经济开发强度的加大,生态退化形势将进一步加快,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能力将持续削弱,国家整体生态安全也将受到更为严重的威胁。面对如此严峻的生态形势,西部地区在实施大发展过程中,是不顾生态,采取“先破坏、后治理”、“先污染、后治理”的传统发展模式来发展经济,还是努力去寻求经济社会发展与人口、资源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这是西部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迫切需要回答和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

  三、理性选择:西部大发展的途径在于发展生态经济

  通过对历史上开发西部经验和教训的反思,以及对西部地区生态环境现状的分析,一个重要课题摆在我们面前:在实施西部大开发中,既要保护生态环境,又要发展区域经济,能否做到“鱼”和“熊掌”皆得,实现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的“双赢”?这就需要从政策上、理论上和实践上加以回答,并从战略上作出抉择。

  (一)政策引导。切实加强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改善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是实施西部大开发的根本。党中央、国务院在有关政策中明确强调,西部大开发的重点是抓好基础设施建设、生态环境保护和建设、产业结构调整、加快发展科技和教育4件大事,并要求从保护西部地区生态环境、建设我国生态大屏障的高度出发,充分发挥西部地区的比较优势,推进西部地区人口、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下决心通过几十年乃至整个下世纪的艰苦努力,建设一个经济繁荣、社会进步、生活安定、民族团结、山河秀美的西部地区”(江泽民同志1999年6月19日在西安的重要讲话)。这就从政策上明确把生态保护与经济发展有机结合起来。

  (二)理论分析。根据经济学原理,人类的任何物质生产活动,都存在着自然再生产和经济再生产相互协调、共同发展的问题。“负载定额”律认为,任何生态系统都有一个大致的负载(承受)能力上限,要保持生态系统的平衡,在现实中必须使它供养的生物的数量不超过它的生物生产能力,排入生态系统的污染物质不超过它的自净能力。这表明,要保证经济再生产能够持续运行,必要的条件就是不能超越自然再生产的负荷能力,并切实注意对自然再生产条件的保护;超出了自然再生产的负荷能力,以破坏生态环境和自然资源为代价,以高消耗追求高增长,势必严重影响经济再生产的健康、稳定、持续运行。因此,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必须努力寻求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相协调的有效途径。

  从区域比较优势理论看,不同地区在资源禀赋、要素条件、经济基础、人文环境等方面,都存在一定的差别,都有自己的特色。拿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比较来说,在资源禀赋方面西部地区要比东部地区有优势。,西部地区要充分发挥自身优势,要在认真了解和借鉴东部地区经济发展做法的基础上,认真研究和分析西部地区的优势所在,因地制宜,扬长避短,避免盲目跟“风”,互相“克隆”。特别是在当前和今后=个时期,西部地区必须从传统的不计成本、不顾生态环境的粗放型开发模式,转向以资源和生态保护为硬约束的可持续开发模式上来,以便将潜在的资源优势转化为现实的经济优势。

  从生态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地方经济的发展不仅仅是量的增长,而且是质的发展。要改变单纯追求经济效益而忽视生态效益的观念,积极采取生态技术,大力发展生态产业,实现物质生产与社会生产的生态化,避免因“人对自然进行索取和统治”而引起严重环境污染、资源匮乏、生态失衡等诸多非持续发展问题,以实现“既满足当代人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布兰特夫人语)。

  (三)实践启示。中外开发史证明,传统工农业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是十分严重的。以19世纪美国的西部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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