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西部地区生态安全堪忧

郝时远（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研究所）

    前不久，中央党校培训部中青班调研组在青藏高原进行了有关资源、环境和可持续发展的调研活动，期间考察了青海省的可可西里、青海湖、孟达等5个自然保护区，对青海省的生态环境问题进行了研究。现将调研报告摘登如下。

    青海省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自然保护区是就地保护生态系统的最重要方式，青海省已建立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8个，占其面积的28．53％，远高于全国自然保护区面积占国土面积15％的水平。青海省的生态环境直接关系到我国水资源(三江源)、生物多样性资源的保护，属于我国保护生态安全的重点地区。但是，从目前情况看，以自然保护区为依托的生态环境保护状况仍存在诸多问题，生态环境恶化的趋势尚未得到有效遏制。

    据了解，青海省草地植被退化、湿地萎缩，土地荒漠化分布面积的扩大，导致了野生动植物生存环境的恶化以及分布区域的缩小，而人类对野生动物的乱捕滥猎和对虫草等药用植物的大肆采掘，使区内青藏高原特有动植物种群数量大为减少，一些物种甚至濒临灭绝。境内濒临灭绝危险的生物物种约占总数的15％~20％，明显高于世界10％~15％的平均水平。我国是《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签约国，青藏高原的生物多样性资源不仅十分丰富，而且由于其生存环境的特殊性，很多物种只限于这一环境范围，因此被称为青藏高原特有种。生物多样性是维护生态平衡的基础，动植物物种的减少直接危及生态环境的自我维系功能。

    据调查，可可西里以藏羚羊为主的高原动物经过休养生息，种群恢复较快，但是偷猎盗捕的现象并未禁绝。近年来，该地区核心地带鼠害严重，直接造成草场退化和与藏羚羊等动物争食的问题。此外，可可西里“无人区”的状况也发生了变化，一些牧民已进入该地区放牧，占据了一些藏羚羊的栖息地和重要的水源涵养区，对保护区藏羚羊等野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原始生态环境造成不利影响。这种家畜和野生动物共生的现象，也提供了相互交配的可能性，其后果会在某种程度上造成高原野生动物物种的变异，对生物多样性在物种、基因、遗传方面的原生形态造成威胁。在青海湖自然保护区域内，湖畔沙化、水位下降、水体分裂等问题严重，特产湟鱼资源也大量减少，“鱼鸟共生”的生态平衡遭到破坏。

    人为活动加剧对生态环境的负面影响正在持续上升

    青海省属于经济社会发展比较滞后的地区，也是生态保护任务艰巨的地区。据统计，青海省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可持续发展的指标体系排名中，由生态脆弱、气候变异、土壤侵蚀指数构成的区域生态水平排名位居第28位，这表明，青海省总体上的生态水平已经处于各省区的末端。在全国65个生态评价省区(市)中，青海省排第63位，全省没有优和良好类型，一般、较差和差的类型分别占该省面积的41.15％、45.85％和12.99％。只有由排放强度和大气污染指数构成的区域环境水平排名位居全国第3位，显示了该省工业排放能力较低的状况。

    然而，近年来青海省在加快发展中却出现了工业排放迅速增长的势头。2004年，全省废气排放量比上年增长23．5％。2005年上半年，青海省工业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与上年同期相比仍呈较大幅度增长。其中工业废水中COD排放量增长39％；工业废气中二氧化硫排放量增长38．2％；工业烟尘排放量增长43．9％，工业粉尘排放量增长39．96％；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增长73．2％。这些数据一方面体现了该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速度和规模，另一方面也意味着对生态环境的影响与危害。在上述同一指标体系的排名中，由环境治理和生态保护指数构成的区域环境抗逆水平排名，青海省位居全国各省区的第17位，其生态环境的脆弱性和不可逆转性显而易见。在这种原生条件下，人为活动的加剧对生态环境的消极影响正在抵消生态环境保护的投入和成效。

    对青海、西部地区生态安全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分析与建议

    第一，青海省乃至西部地区普遍面临加快经济社会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国家对青海省生态环境的保护给予了高度重视和大规模投入，仅三江源生态区的保护和治理就实施了75亿元的投入计划，相当于青海省2004年GDP总量的1／6。青海省近些年来也不断加强对生态建设的投入并采取了诸多措施。然而，从目前状况来看，生态保护、环境治理与经济发展之间的矛盾消长呈现了竞争态势而非协调走向。

    第二，实事求是、因地制宜地加快西部地区的发展。青海省乃至西部地区是我国欠发达地区，也是我国少数民族分布、聚居的主要地域。加快西部地区，尤其是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仅是我国民族政策的基本导向，而且也是实现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和现代化目标的攻坚战略。作为后发地区，东部加快发展的模式和成功经验可以为西部加快发展提供借鉴，但是西部地区的生态、资源(包括人力资源)、基础设施等要素与东部地区差别很大，不能简单地套用东部模式。

    第三，建立西部地区对于国家整体发展的作用及贡献的新的评价体系。从目前青海省的发展现状来看。以GDP为中心的发展指标虽然呈逐年上升之势，但是生态环境的治理和保护并未遏制生态环境继续恶化的势头。因此，西部地区的发展、加快发展，甚至跨越式的发展，需要一种新的观念和模式。应建立西部地区对于国家整体发展(包括资源接续、生态安全、文化多样性等)的作用及贡献(即非货币化经济活动的贡献值)的新的评价体系，从而建立财政转移支付、资源开发补偿、生态保护和环境治理、对口支援等新的机制和政策。

    第四，绿色GDP是体现科学发展观的全新理念，但是尚未形成成熟的指标体系，需要在可持续发展的进程中充实指标内涵和建立统计口径。绿色GDP是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取向，如果说东部地区的发展在经济社会GDP增长方面建立了成功模式，那么西部地区的发展应该成为绿色GDP增长方式的试验田。绿色GDP意味着在现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内，扣除环境资源成本和对环境资源的保护费用。但是，对于包括青海省在内的西部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而言，生态环境长期的恶化趋势及其所形成的惯性，以及对现行GDP指标的追求所加剧的人为活动，正在不断加大环境资源成本。事实上形成了地方国民经济GDP指标的持续增长和国家生态保护与环境治理投人不断加大的逆向运作机制。在逐年增长的GDP后面是同步甚至呈几何级数增长的生态赤字。

    第五，在西部大开发的政策中，包括对西部省区干部的政绩评价中，绿色GDP应成为硬性指标。从一定意义上说，西部地区的生态环境对全国的生态环境状况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所以西部地区的发展应以生态经济为主导，其资源开发、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和人力资源培养、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应由国家、东部地区统筹兼顾。对西部地区，特别是关涉我国生态安全的地区，应采取更加特殊的政策和评价标准。

    第六，传统智慧及其所蕴涵的价值观念，是丰富和实践科学发展观不可忽视的知识源泉之一。科学发展观是一种新的文明观，它包括许多文明的既有经验、自然世界的复杂网络、对人类历史的透彻理解，以及众多科学的研究结晶。这种要求在文化多样性的西部地区具有优势，即少数民族文化中人与自然良性互动的传统智慧。在我国少数民族地区，无论是山地农业、灌溉农业，还是草原畜牧业、林区游猎业，都包含了许多因地制宜的生产经验和维持生态平衡的朴素知识。对这些知识的发掘、整理和升华，不仅是自然资源和文化资源保护、利用的基本要求，而且也是尊重知识、激发社会活力、实现创造性的必要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