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研究将不再孤独

 

陈敏豪用“孤独”二字形容自己的学术生涯。

 

陈敏豪，上海交通大学教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研究员，现已退休。

 

上世纪80年代，刚从那动荡十年中回过神的陈敏豪进入上海交通大学执教。他给自己选择的教学研究方向是人类生态学。在当时，我国的生态学研究和教学大多倾向于从自然的角度研究生态问题，更多偏向于生物学方面。进入交大以后，陈敏豪感觉到自己身处一个以理工为主的教育环境中，如果继续沿着原来的路子走下去，就不能适应周围的需要。于是他就更多地向发展、决策、文明、科学、技术的方面结合，探讨生态学的发展将对文明所产生的影响，以及各种科学技术活动和各种大型项目对环境造成的影响和变化。

 

陈敏豪把这些纳入他的教学科研内容。当时，上海交大朝这个方向，也就是从事人与自然环境的相互作用以及生态文化与文明前景之间关系的研究者，只有他一个人。

 

1992年，毕业于上海海关学校、后在广东海关工作的一位年轻人——陈敏豪称他为自己的小朋友，知道他对国际间污染输出问题的关注后，就主动发出邀请，建议他到广东走一趟。当时，陈敏豪除了在上海交大执教，也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上海发展研究所兼任研究员，他说起这件事，竟没人感兴趣。没有人说，这个题目有意思，没有人表示，准备给他一点经费支持。

 

1992年初春，陈敏豪孤身一人，自费来到广东省南海市大历镇，这个小镇成了他一生难忘的回忆。面积仅1.5平方公里的地方，就有12家废旧五金加工厂，来自美国、日本和其他地区大量的石化、纺织、冶金、电子的废物和垃圾源源不断运到这里，由中国的劳动力在恶劣的条件下进行处理，把其中有用的物资回收起来，运回到本土。剩下的没用、肮脏、有毒的废渣，用来自美、日等国的废重油做燃料，在中国人口密集的土地上焚烧，不提供任何防治污染和保护中国劳动力及居民健康的资金、技术和设施。“它们把工业垃圾转嫁给中国，中国人被推到生态灾难的第一线。”

 

“我能做什么呢？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学者，我没有能力去影响决策。”陈敏豪用“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来形容自己当时的心态，我国的环保法规尚不完善，急需各种投资、渴望脱贫致富，如果指望政府对此事作出妥善处理，恐怕是一个不短的过程。

 

时值联合国第一次环境与发展大会即将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他给联合国当时的加利秘书长写了一封信，题为《一位学者的忧虑和建议——关于国际间污染输出问题致联合国秘书长的公开信》。信内阐述了发达国家大规模、高速度地将种种对生态环境有严重危害的产业和有毒垃圾转嫁到发展中国家，从而逃避对环境成本和社会代价的支付，而仍能从中获取它们在本国不能获取的高额利润。

 

“生态无国界，世界是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地球上的全部水域是相通的，大气环流作用又使地球上任何地方的空气污染都不会滞留在区区一隅之地，水、土壤、空气的相互渗透会使得发生在任何国家的生态破坏与环境污染都会产生不可抗拒的全球性后果。对待环境污染和生态灾难问题所应持的态度只有一个，那就是共同防止，联合治理。”

 

他建议，国际间应签署协议，禁止以任何名义将本国垃圾转嫁他国；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应共享生态环保技术；发展中国家要把保护和优化生态环境的过程纳入国家现代化进程，与经济同步协调发展，抵制污染输出和危机转嫁。

 

在整个过程中，“我是不抱希望的”，陈敏豪说，自己只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学者，不可能参政，不可能影响决策，所能做的就是发出一个学者的呼声，并且使这种呼声让更多的人听到，结果如何，他就很难预料了。

 

后来，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纽约办事处主任让-克洛德·法皮给他回信，表示会在环发大会的最后文件，特别是《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行动议程》中阐释这些问题。

 

“一个学者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我的这些努力，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效果，我不敢说。但是，从诺贝尔和平奖两次颁发给环保人士和组织，从中共十七大把建设生态文明作为重要内容写进中央领导人的报告，可以看出，在发展经济的同时，如何更好地减少排放和污染、保护环境、节约能源和其他资源已经成为全人类的共识。我们只有一个地球，我们要的是绿满天涯的地球，不是污秽、荒凉世界中的几片小小绿洲。”

 

十七大“生态文明”概念提出来后，各大媒体、学者、政府部门给予了极大关注和各种形式的解读。这给了陈敏豪以极大的安慰，他相信，这种理念上的普及会给环境与人类的和谐发展带来希望，同时，“靠一个学者孤军奋战的时代，应该是终结的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