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生态文明需要转型改革 - 文章

　　历史实践表明，每一次文明转型都会引起人类经济社会体制和人与人之间的物质利益关系革命。

　　我国在1978年以前处于农业文明主导阶段，1978年改革开放后开始逐步向工业文明转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我国从农业文明向工业文明转型的里程碑。由工业文明向生态文明转型，需要再进行一次深入的改革。

　　生态文明转型改革难度更大

　　首先，建设生态文明将意味着对创造财富的生产活动施加更严格的生态环境约束，如果没有革命性的技术体系创新，使资源利用效率和生态环境效率实现革命性的突破，生态文明建设将会使创造财富的生产成本因生态环境保护投入增加而增大，经济增长的速度将会降低，财政收入增长能力将会下降，从而降低政府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投入支出能力。

　　然而，生态文明建设却需要政府增加对生态恢复、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公共支出，这将与政府在扩大社会保障覆盖面、扩大低收入群体社会福利方面的支出增长形成矛盾。

　　其次，无论是通过增加资源税的途径激励企业提高资源利用效率，还是通过增加生态环境税的改革提高企业排污代价，都会增加企业成本，企业必将逐步通过价格变动向消费者转移这些成本。因此，生态文明建设不可避免地会提高物价总体水平，引起结构性物价上升。物价往往是社会中低收入群体最重要的利益关注，他们的生活水平对物价上升弹性最为敏感，这将会加大中低收入阶层的生活压力。

　　第三，解决前两个问题的有效途径，是不增加中低收入群体负担生态文明建设的社会成本，采取对高收入者征收生态环境税的方法获得生态建设和环境保护的社会投入来源。但这同样会遇到巨大阻力。

　　1978年开启的经济体制改革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它顺应每个社会成员追求物质利益的期望，允许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制度创新激发了所有人致富的积极性。除了生态环境代价以外，几乎没有人从改革中失去什么，只是有人得到了更多，有人得到的少一些，随着时间的积累，人们的物质利益差距扩大了。

　　而生态文明转型改革的目的不再只是要加快创造财富，而是要更加“公平”地分配财富，缩小收入差距，恢复被消耗掉的良好生态环境，这将会使一部分人在改革中失去一些既得利益。而这部分人正是居主导地位、具有话语权的社会群体，如果他们没有在思想上建立维护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保护社会正义、承担保护生态环境责任的自觉，失去既得利益意味着他们也将会成为生态文明转型改革的阻力。

　　上述问题仅仅是以生态文明建设为目标的这一场改革会遇到的诸多困难的一部分。

　　必须克服改革面临的基本矛盾，消除阻力

　　生态文明转型改革要顺利进行并取得成功，必须克服改革面临的基本矛盾，消除阻力。

　　第一，在全党和全社会范围内树立“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是这场改革能否成功的关键。让“不管黑猫白猫，破坏生态环境就不是好猫”的观念深入人心，使保护生态环境成为全社会的意识自觉和行为自觉，这是这场改革的思想理论基础。

　　第二，实施制度创新，建立基于生态环境保护的制度体系。传统经济制度的核心之一是产权的确立和基于产权的利益分配制度体系。由于这一制度体系没有把生态环境作为生产要素植入其中，从而导致作为“社会共有自然资产”的生态环境“产权”缺位，造成生产者“公然盗用”“社会共有自然资产”——良好的生态环境，为自己谋取经济利益，“社会共有自然资产”损失不能得到补偿。

　　因此，生态文明转型改革必须建立起生态环境产权维护机制，把生态环境纳入社会经济制度体系之中，建立生态环境管理与利用的公民参与决策制度，确立“社会共有自然资产”“产权”和利益补偿规则；改变和完善目前的征收排污费、开矿资源使用费和生态恢复保障金制度，实施污染物排放税和生态使用税“全税”制度、排污型消费产品环境消费税制度，形成完善的资源与生态环境税收制度体系。

　　第三，全面构建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循环型技术经济范式，实现绿色、循环、低碳发展。传统工业文明下的技术经济范式是线性的，即“资源开采—生产加工—消费—废弃物排放”。生态文明下的生产者责任要延伸到对生态环境保护负责。资源开发者要对生态恢复负责，产品生产者要对产品全寿命周期的生态环境后果负责。生产者对产品生产要从设计开始考虑全寿命周期内的生态环境影响，在生产过程中实施清洁生产，对消费后的废旧产品进行回收和再资源化利用。使国民经济转变成基于绿色低碳技术支撑的“资源高效清洁开采—清洁生产—绿色消费—废弃物回收再生资源化”循环型技术经济范式。

　　第四，大力培育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产业。在尊重自然规律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国家生态功能区规划，实施国家生态恢复与优化保护战略，大力培育和发展生态建设产业，全面提升生态利用的经济效率。大力培育和发展环境保护产业，对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产业实施长期税收优惠政策。

　　此外，还要把生态建设与环境保护纳入国民经济发展核算统计与评价体系。

　　（作者分别为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研究员、社科院博士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