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峡古文化的生态学观察

古文化变迁的特点

周昆叔先生曾注意到瞿塘峡东西文化存在差异，本文试图进一步对该地区遗址中出土的文化遗存进行初步分析，结合文化生态学的原理来分析瞿塘峡东西两侧古文化在生态适应和经济形态的差异与变迁。

从出土遗存观察，瞿塘峡西侧的古文化从新石器时代到秦汉时期农具和纺轮的绝对数量和百分比一直较小，表明农耕并不发达。这应当与该地段的地形有密切的联系。由于绝大多数遗址分布在狭窄的长条形阶地上，因此居住和耕作面积非常有限，不利于发展农业。

另一方面，斧、锛、砍砸器为主的砍伐工具从新石器时代到东周数量一直较多，暗示砍树伐木可能是这一地区重要的经济活动。但是，砍伐工具随年递减的现象则可能暗示森林植被的退化。此外，出土的网坠数量长期一直比较稳定，表明渔猎活动十分重要。还有，到东周时期这一地区陶器普遍退化，并出现了本地铸造剑和镞等青铜武器的现象，可能指示因资源短缺或人口压力引发的广泛冲突。如麻柳沱遗址，除东周经历了一段兴盛的时期，此后再也不见昔日的繁华。

瞿塘峡以东重要的新石器时代遗址有城背溪、大溪、屈家岭以及石家河等文化。出土生产工具中，砍伐器在半数遗址中占到７０％～８０％，总体平均也在５０％以上。此外农具所占比重也较为稳定，在２０％以上，其他种类的工具很少，尤其是网坠，几乎没有，说明农耕是本区主要的经济活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工具数量和种类的变化反映了某种人地关系的紧张。比如，中堡岛遗址的大溪文化一、二期各类工具数量都基本一致，没有大的变化。大溪文化三期，各类工具都在原有的基础上成倍增长，而各自的百分比却未发生大的变动，表明生产活动在原有基础上不断强化。到了四期，砍伐工具的百分比从４６．２％增长到６９．９％，似乎暗示人口压力迫使人们进一步伐林开荒。同时，石球数量的增长也许暗示狩猎活动的强化。此后，该遗址的经济发展似乎一蹶不振。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生产工具不仅在数量上大幅度减少，种类也由原来的２０余种骤减至６种，暗示局部环境退化、资源枯竭、经济衰败。之后，中堡岛再也没有像早期那样引人注目的古文化崛起。在同属大溪文化的宜昌清水滩新石器时代遗址中，生产工具的变化也有类似的趋势，可能表明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了局部的人口压力。

虽然瞿塘峡以东重要的遗址中缺乏网坠，但却有大量鱼骨出土。比如，中堡岛三次大规模发掘中，发现了上百个深达１米、坑口直径达２．６米的大型鱼骨坑，里面堆满鱼骨。此外，本区出土的鱼骨不仅在总体数量上，而且在个体尺寸上也远远超过了瞿塘峡以西的同类发现。相反，瞿塘峡以西常见有大量的网坠，但是遗址中却罕见大量的鱼骨堆积。人骨微量元素测定显示，万州麻柳湾汉墓中的三个人生前摄入的蛋白质很少，主要以植食为主，似乎暗示当地居民似乎并不经常吃鱼，加上两地网坠与鱼骨所存在的反差现象，可能暗示瞿塘峡两侧的先民由于经济差异长期存在鱼获与农产品交易的传统。

秦汉以后，外来文化对三峡地区的影响增强。虽然峡区文化的发展已不完全受制于本地的环境条件，但是其发展进程仍然明显滞后于周边地区。比如，成都平原汉代早期的陶罐、豆、盂，铜釜、洗等器物在本地区晚期已很少见或者消失，但在三峡地区仍然非常流行。

小 结

三峡地区无论是自然资源还是农耕条件都无法支持较多的人口，因此环境始终是制约古文化发展的重要因素。瞿塘峡东西两侧存在的文化差异显然可以从生态环境上找到原因。从史前期一直到近现代，随着人口的不断增长，人类对自然资源的过度开发必然使生态环境处于持续退化之中，而古文化变迁必然也会折射出这种环境的制约和报复。

三峡古文化的发展，秦汉可能是一条重要的分界线。秦汉以前，三峡古文化发展和聚落布局表现为一种适应本地生态环境的特点。由于空间有限，遗址利用和发展的持续时间不长。一旦人口超过土地或资源承载能力，遗址就被废弃，或出现区域性文化衰退、冲突加剧的现象。秦汉以后，随着中央政府对巴蜀采取改造政策，并大举移民，三峡地区也必然受到影响。政治、经济和文化的发展可能更多依赖贸易和交通条件，于是聚落布局逐渐形成适于物流和运输的另一种格局。先秦时期众多非常繁盛的遗址到秦汉之后几乎不见文化堆积，与此同时许多新兴的聚落和居民点在沿水路较高的阶地上出现，这种聚落布局在以后的历史阶段里没有太大的变化，反映了古文化从本地环境适应转向外部交流的过程。

由此可见，考古研究可以比文献记载提供更直接和更详细的证据，并能作出因果的阐释。今天的考古学观察和分析，要求我们对古文化变迁从动力机制上予以深入的解析，而文化生态学正是解决三峡人地关系的有效的途径。我们希望今后的工作能够超越器物研究和文化编年的窠臼，从动力机制的深度来分析和解释远古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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