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视域中的政治文明
摘要：
本文从 “科学发展观”的角度，从“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生态保护型社会”的生态文明的视野把握政治文明建设问题。生态文明的视野是在“意义危机”与“生态危机”的现代性危机的约束条件下,在生态经济的先进基础上,形成的“重叠共识”：从文化哲学思潮的学理传统看，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代性危机，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流派，实际上提出了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世界观；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传统和政治思潮中，出现了“政治生态学”和绿色政治思潮，实际上阐释了后现代“生态文明”中的政治哲学；新兴治理理论蕴含着一种崭新的后现代社会治理模式。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政治文明主要内容是“非政治的政治”即“可持续发展的经济”，是既反映物质因果规律，更反映生态有机法则的“可持续发展经济”，即“循环经济”。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政治文明的基本内容是“政治生态体系”观，这是以人为主体的生命与其环境之间，以及人所组成的“政治体系”与“社会内部环境”和“外部环境”之间的协调关系模式。它要求，首先，必须把“生态环境”放到“政治体系”研究的核心地位，充分认识“生态体系”对“政治体系”的先导作用，以及“政治体系”对“生态体系”的“负反馈”自觉调节作用。生态文明视域下的政治文明的支持系统是政治生态哲学和政治文化，主要是反映控制“政治生态系统”的“天理”的文化支持系统。“新天理”作为一种全新的思维方式，要扬弃笛卡尔以来近代哲学简单地把人与自然关系归之为主客体关系的思维方式，要从存在论意义上，把握人与自然的本原性、本然性的、和谐的、有机的、整体的联系，认识人与人之间、人与世界之间，可见世界与不可见世界之间的“可逆性”的“相互主体性”或“你－我”的存在意义的交流关系。要把人的认识实践活动置于人－社会－自然复合生态系统整体中，兼顾各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兼顾生态利益、经济利益和社会利益。“新天理”的具体政治内涵应是政治生态系统反馈负反馈的自组织的生态法则。主要包括：利用有限生态资源“社会生态位”(social niche)的分工差序原则（新礼教）；强调公共善和国家与社会良性合作的绿色合作主义、绿色社群主义。
关键词：生态文明 政治文明
一、后现代生态文明的视野
政治文明是社会文明的子系统，要建设政治文明，首先应该把握社会文明整体的发展趋势，也就是从“新发展观”的角度，从而为政治文明的建设确立合规律（合乎文明演进必然趋势）与合目的（合乎人的全面发展的目的）的坐标系而探索正确的发展方向。
从当代思想者和学者的研究来看，已经呈现了出一个“新发展观”的“生态文明”的 “地平线” (horizon s)或“视域”:人类文明的演进曾经经历了一个从古典朴素的生态文明，到现代科学文明的过程，很可能还要经历一个“后现代的生态文明”的否定之否定的阶段。“生态文明”视野形成的基础在于“现代性危机”的约束条件和绿色和平运动以及生态经济的新兴潮流：
（一）“现代性危机”或工业文明危机的约束条件
现代化运动，是人类历史上继石器革命、农业革命以来第三次大规模的社会革命过程，这是以工业化为基础，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各领域的社会转型过程，也是人类的理性之光揭开自然神秘面纱的马克斯•韦伯所说的““世界祛魅””（disenchantment of the world）的理性化的过程，“集权化、官僚化、科学、国家主义、西方化、科技、工业化、都市化、机械化、物质主义等等”，都是“理性化”的不同表现。[2]。现代化的精神实质——“现代性”就是以各种技术手段以征服自然为目的满足人类的功利需要的工具－目的理性主义。在工具-目的理性主义的精神导向之下，人类把奥妙无穷的大自然，化约为可用数学算计、可为技术操纵、可用劳动征服的客观物质对象，在仅仅几百年的时间内就创造了远远高于过去数千年所创造的生产力；与此同时，整个社会也建构了以追求效率为目的的工具-目的理性化的官僚行政体制和市场经济体系的异化的社会控制体系。但正如艾凯所说：“现代化是一个古典意义的悲剧，它带来的每一个利益都要求人类付出对他们仍然有价值的其他东西作为代价。”[3]工具目的理性的“现代性”导向下的现代化使现代人和现代社会付出的代价有二： 一是主体异化、“德性传统失落”的意义危机，一是自然人化功利目的化、自然生态破坏所带来的“生存危机”，我们通称之为“现代性危机”。
详言之，一方面，现代化使现代人类从传统宗教和政治权威下解放出来，成为征服自然、改造社会的自由“主体”，但也给人带来一个无情冷漠异己的物质世界，造成了社会关系的物化，使人的精神在巨大异己的物质世界中处于无家可归的渺小无助、无根流放的异化状态，丧失安身立命的精神家园，这就是现代人所面临的“现代性危机”之一：精神意义失落的危机
另一方面“工具理性主义”服务的是现代人“人类中心主义”的“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目的价值理性”价值观：在此工具目的理性的视野和功利目的价值观中，人与自然本然的共存和谐关系，化约为简单的合乎人短期功利目的最大化的利用与被利用的“主客关系”乃至“主奴关系”，违背了人与自然共生和谐的生态有机规律。以致于到了工业文明时代的后期，异化的人与自然关系造成的破坏性和负效应日益显露出来，逐步发展到触目惊心的程度：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和人类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生活的需要，人类对自然界资源进行了近乎是“竭泽而渔”的掠夺性、粗放性的开发和超负荷的索取，造成了人类从自然界索取资源的能力，大大超过了自然界的再生增殖能力以及人们补偿自然资源消耗的能力；人类排入环境的废物大大超过了环境的承受能力，结果导致了全球性的生态危机。
“现代性危机”从社会文明发展的视角来看就是现代工业文明危机。人类文明已经历了不同的形态：狩猎采集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其中，狩猎采集文明和农业文明从精神实质来说属于“神圣文明”，工业文明则是理性的世俗文明，是对神圣文明的否定。“现代性危机”表明：工业文明已经陷入不可自拔的危机中，已经完成它的使命，正在从兴盛走向衰亡，一种新的生态文明将逐渐取代工业文明，成为未来文明的主导形态。
(二)绿色和平运动的新兴潮流和生态经济的先进基础
随着生态危机和工业文明危机的展现，20世纪六七十年代国际绿色和平运动风起云涌。1968年来自十个国家30多为专家学者在意大利著名企业家、经济学家A•佩切伊的倡导和主持下集会罗马探讨人类面临的全球问题，形成著名的罗马俱乐部。指出人口、经济、粮食、污染和资源五个对人类生存发展的决定因素，其中后三个因素组成的“有限制的系统”与前两个因素组成的“增长的系统”的冲突不可避免，将会造成“生态萎缩”，因此增长是有极限的，应采取“零增长”经济发展战略。联合国1972召开斯德哥尔摩人类环境会议1992年里约热内卢环境与发展会议，提出了可持续发展倡议。
20世纪八九十年起，发达国家为了提高综合经济效益、避免环境污染以生态理念为基础，重新规划产业发展，提出了“循环经济”发展思路，形成了新的经济潮流。美国、欧洲和日本的循环经济已成为经济的重要产业和普通民众生活的组成部分。日本2000年提出了建立循环型社会的理论。美德日还建立循环经济的立法，从制度上保障循环经济的发展。十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温家宝总理工作报告也提出大力发展“循环经济”的设想。循环经济是以资源节约和循环利用为特征的经济形态，实际上是生态经济的具体实现形式。生态经济新的发展潮流和必然趋势说明，生态文明并非是一个乌托邦，而是由现实经济基础的新的文明建构的实践。
（三）后现代生态文明的“重叠共识”
在“现代性危机”的约束条件，与绿色运动和生态经济不约而同，在文化哲学、政治学和管理学领域，也形成了“生态文明观”的“重叠共识” （overlapping consensus）：
首先，从文化哲学思潮的学理传统看，后现代主义揭示了现代性危机，其中建设性后现代主义流派，实际上提出了后现代生态文明的世界观。
“现代性危机”使学多思想者和学者们认识到，必须根本否定超越现代工业文明的文化价值观念和思维方式，这就是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兴起。
后现代主义，是20世纪30年代萌芽、二战以后出现、七八十年代震撼思想界，首先肇始于文学艺术领域，随后波及哲学、科学哲学、心理学、宗教、法学、教育学等领域的一种流派繁杂的批判否定超越“现代性”的情绪、思潮和理论，集中反映了工具理性的现代性恶性膨胀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德性传统的精神家园失落所造成的精神分裂和意义危机和生态破环所造成的生存危机。
早在20世纪20年代西方现代社会学之父马克斯•韦伯就揭露工具目的理性的实质，他感慨，在的“官僚制铁笼”中，“专家没有精神，纵欲者没有心肝，如此浅薄的人类自负登上人类文明顶峰”。20世纪60年代马尔库塞批判了科技理性专制下西方社会的“单面人”现象。20世纪后期，哈贝马斯则揭示了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工具-目的理性的政治经济体系过度膨胀对“生活世界”殖民化所造成的“合法性危机”、“合理性危机”；利奥塔通过对“科学知识”对于“叙事知识”扩张进逼的“文化帝国主义的全部历史”的研究，揭示了发达西方社会“叙事危机”和“合法化危机”；丹尼尔•贝尔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资本主义精神已失落了“新教伦理”的精神性的维度，只剩下资本无尽扩张“贪婪攫取性”的一面，结果导致整个社会的分裂； [4] 麦金太尔指出：自从启蒙运动以来的现代性过程其实是人类历史上德性传统失落“道德无序”的“黑暗时期”。[5]
上述学者大都被列为哲学和社会学领域的后现代主义思想家，其实只有利奥塔对“后现代主义”持一种激进的肯定立场，是否定性后现代主义的典型代表。利奥塔认为，启蒙运动促使科学求真和自由解放齐头并进，造成了两套大的合法性的叙事（grand narrative）：一是以法国革命为代表的关于自由解放“大叙事”，一是以德国黑格尔传统为代表的关于思辩真理的“大叙事”。[6]这两种现代性“神话”对立统一，为制度化的科学作辩护，许诺正义与真理，导致了科学的迅速发展和主体性的极端膨胀，也导致了自身“大叙事”合法性的失效。由此产生了后现代知识状态的哥白尼革命：知识分子不再是研究传授知识追求真理、关注社会解放的“自由精英分子”，而是控制信息或者进行话语游戏的知识专家。在他看来，后现代是一种精神，一套价值模式，它表现为：消解、去中心、非同一性、多元论、解“元话语”，否定现状、专事反叛，不断创新......这种激进的否定精神，与德里达、福科等人是一致的，他们都激进地拒绝总体性的理论和普遍主义的理性，强调差别、零碎和多元，破坏有余，建设不足，是后现代主义的主流。即使象被人们称作建设性后现代主义罗蒂也持有相似的激进解构的立场：他以实用主义的话语，提倡反本质主义和反表象主义从事话语游戏的“后哲学文化”，[7]所以也不是真正的建设性的后现代主义。
以大卫•格里芬为代表的一批后现代主义学者，不赞成否定性的后现代主义彻底解构“现代性”的“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立场，组建了“后现代世界中心”和“过程研究中心”，企图“通过对现代前提和传统概念的修正来建构一种后现代世界观。”同时企图通过思维方式和价值观的根本革命建构一个“与一种新的世界观互依的后现代世界。一个后现代世界一方面将涉及具有后现代精神的后现代的个人，另一方面，它最终要包含一个后现代的社会和后现在全球秩序。超越现代世界将意味着超越现代社会存在个人主义、人类中心论、父权制、机械化、经济主义、消费主义、民族主义和军国主义。”“这种建设性的、修正的后现代主义是现代真理和真理观与前现代真理和价值观的创造性的结合。”[8]它批判现代主义机械论的世界观和科学主义，却不抛弃现代世界取得的巨大进步和科学本身；它企图重新恢复有机论的“返魅” （reenchantment）的世界观，却不主张简单地回归传统。其宗旨是企图在现代性辩证否定的基础上，在更高层次上对传统有机论的生态的神圣世界观的辩证回归。这是对现代性的辩正否定，抓住了现代性危机的症结，代表了后现代主义的健康的新趋势：提倡一种有机主义的自然－人类－社会有机统一的“后现代的”（post-modern）生态文化观或世界观。
其一、剖析了现代二元论机械唯物论现代工业文明的科学世界观的渊源，揭示了现代性危机的症结：二元论和机械唯物论的科学世界观。[9]这种世界观有如下六个特点：客观论、现象论、机械运动论、机械决定论、还原论和感觉论。这种还原论的科学世界观，解除了前现代世界观中的精神性和生命性的“魔力”，使人生价值失去了形而上的本体依据，是相对主义和价值虚无主义产生的最根本的原因，导致了人类数千年建构的精神文明世界的坍塌。“从短时期内看，它导致了不利于生产力发展的毫无意义的活动，从长远看，他正在把人类推向自我毁灭的边缘。” [10]“我们时代严重的全球性问题和从核武器的威胁到有毒化学物质，到饥饿、贫困和环境恶化，到对地球赖以生存的体系的破坏——凡此种种都是几个世纪以前才开始统治世界西方工业思想体系产生的直接后果。”
其二、主张在现代物理学基础上，建立“返魅”（reenchantment）有机论的 “后现代生态世界观”，它赞同“深层生态学”否定人类中心论的“生态价值观”：“人类无一例外都是生态系统的的一部分。万事万物既是主体，又是客体，人类也不例外”，“个体是作为整体的一员而存在的，只有他们投身于整体的复杂关系网中才是有价值的”。后现代生态伦理的首要准则是：“若一事物保持生态群落的完整、稳定和美好，那他准是对的；反之必错。”但与深度生态学不同的是，它还承认生态系统中“每一活动本身有的独特价值”。尤其是“人类向这个星球注入了许多据我们所知其他物种所不能有的经验。人际关系和人类创造力所特有的享乐特性具有独一无二的内在价值”。生态系统是竞争的，但竞争不是最终原则，协同共存是根本原则。［11］一个具有生态世界观的人，既可以充分利用生态资源为人类服务，又善待自然资源，尊重自然生态系统的潜在和先在价值。
其次，在西方政治学研究传统和政治思潮中，出现了“政治生态学”和绿色政治思潮，实际上阐释了后现代“生态文明”中的政治哲学。[12]
所谓“政治生态学”（Political Ecology ）首先是绿色价值观，主要是一种“绿色的宇宙观”，认为宇宙是一个巨大的网络系统，没有一个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和等级秩序在实行控制，宇宙是一个自然形成的有机整体，按生态法则组合和运转，系统和子系统之间、子系统之间，彼此依存、难分高低，处于平等和谐关系。人类作为宇宙系统中一个与其他子系统相互依存的子系统，而不是宇宙的中心，永远无法摆脱生态法则的支配。人类社会内部也有一个政治生态法则在发挥作用。全球人类社会自成一个生态系统。几个世纪以来的工业资本主义提倡的个人本位、自由竞争和无限度聚敛财富，实际上鼓励任意扩张。其结果不但破坏自然生态平衡，也破坏了“政治生态”平衡。
绿色政治强烈要求建立一种符合政治生态要求“可以持续的社会”。绿色政治以经济问题为中心。在发展模式上，强烈批判工业资本主义单纯追求国民生产总值和物质收入的模式，主张行绿色经济，即“可以持续经济”,或“可以持续发展”，即一种新型的“自然经济”。
在社会关系上，绿色政治反对工业资本主义社会的两极分化，尊重社会多元化和生态平衡，强调社会公正，保护遭受排斥的弱者
在政治结构上，否定等级制和集权制在宇宙中存在的理由。在国家政治生活中，提倡“绿色基层民主”（grassroots democracy）集中体现为一种特殊的定期轮换制（rotation in office），以充分发扬民主精神。主张建立经过民主协议组成的临时性的众多生态区或生物区（Bioregion）构成地区性或世界性的政治网络（political network）。绿色分子仍承认传统民族国家的某些存在的合理性。包括限制环境污染的立法，经济上的包括恢复生态平衡的重新布局的长期规划和宏观调控，乃至分权化过程本身，都需要民族国家直接实施。
在国际关系上，绿色政治者坚决反对工业资本主义世界恃强凌弱、以富压贫的“生态殖民主义”，主张建立平等、和平、公正之共存的国际新秩序。
再次，新兴治理理论蕴含着一种崭新的后现代社会治理模式。 20世纪90年代在西方政治学、管理学领域刚刚兴起一种崭新的社会管理理论，这就是“治理理论”。“治理理论”中“governance”（“治理”）不同于传统管理学中“government”(“统治”或者“政府管理”)。“治理”不同于传统的行政管理，国家权力运用政治权威和权力，通过发号施令、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对公共事务的自上而下的单向度管理，而是一个国家与社会自组织机制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协商、伙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管理。它的管理机制主要不是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方向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治理理论既超越了自由主义关于“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对立冲突、零和博弈的政治传统，也超越了黑格尔所代表的“国家主义”的“市民社会观”，是一种国家与社会良性互动的“政治体系”自组织治理模式，类似于老子所说的无为而自然“道治”的思想。与生态政治学的政治治理观点也是相似的。
斯托克在《作为理论的治理：五个论点》指出：统治(government)是“在民族国家层次上运作以维系公共秩序、便利集体行动的正式而制度化的过程”。治理（governance）“意味着一种新的统治过程，意味着统治的条件已经不同于前，或是以新的方法来统治社会"。"治理的本质在于，它所偏重的统治机制并不依靠政府的权威和制裁。治理的概念是，它所要创造的结构和秩序不能用外部强加；它只发挥作用，是要依靠多种进行统治的以及互相发生影响的行为者的互动”（库伊曼弗里埃特，1993年）治理是一种新的公共管理办法。［13］
“治理”理论实际上是不同于行政管理的市民社会自组织机制，与20世纪90年代形成的市民社会理论强调国家与社会关系的分界的“市民社会理论”是一致的，都是西方福利资本主义社会危机的产物。归根到底是“现代性危机”的产物。我认为实际上人们在探索或指至少蕴含着超越现代工业社会的后现代社会的崭新管理方式。
总之，从上述三个知识传统来看，20世界中后期，特别是晚期以后，由于现代工业文明及其精神实质“工具理性化”所带来的“现代性危机”，在西方知识界形成了否定“现代性”及其社会体制和文明类型的思潮，已经呼唤着着一个新的文明形态的到来。这对中国现代文明的转型，包括政治文明建设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我认为这一新的文明形态，从其根本内核来看应该是以生态哲学包括其世界观为轴心的“生态文明”。我们必须以这一文明所蕴含的全新思维方式、哲学世界观，透视中国社会发展和文明转型包括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问题，把“政治文明”的建设，放到向全新“生态文明”转型的视野把握，从而形成全新的政治文明观。而不能仅仅停留在西方政治学的“政治发展”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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