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多维透视

　　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末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有人预言：它将成为21世纪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思潮。生态社会主义在对现代工业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基础上，构建了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体系。它始终把社会主义作为支撑其价值观体系大厦的“阿基米德支点”;在自然生态域，主张在平等的生命交流的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在社会生态域，追求社会公正和人的解放;对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合理性和局限性，应给予客观的、公正的评价。

　　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80年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绿色运动中崛起的一种独树一帜的思潮。这种思潮从人类生存环境面临严重危机的现实出发，重新思考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问题，反思危机的根源和探寻摆脱危机的出路，由此形成了一套独特的社会主义理论。生态社会主义是20世纪末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最重要的现象之一，有人预言：它将成为21世纪“最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思潮”(《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第20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生态社会主义何以有如此的影响力?笔者认为，这不是因为它创设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社会主义模式，或是提出了足以警示人类的生态原则，而是因为它在对现代工业社会主流价值观进行批判性审视的基础上，力图构建一种全新的价值观体系。然而，遗憾的是，恰恰是这个最重要之点，被社会主义学者们和生态学者们忽略了。

　　一、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体系的“阿基米德支点”

　　在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架构中，居核心地位的是其具有多维立体结构的价值观体系。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社会主义在构建自己的价值观体系时，并没有局限于自然本身的存在价值，而是超越自然的视域，从人与世界互动关系的整体维度去把握生命活动的价值指向。在生态社会主义的视野中，生态问题不是纯自然领域的问题，它始终体现着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关系的整体协调性本质。因此，现代社会所面临的生态危机，归根结底是人与自身生存的世界之间关系的危机，即人类进入工业文明之后，人与世界关系之整体和谐性、平衡性遭到破坏的结果，它集中表现为人、自然、社会之间的价值对立和结构性分裂。从这个意义上讲，生态社会主义是从价值层面对人与世界相互关系的一种整体性的求解。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以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为基点，以系统的内在关联为纽带，观照人类生存的整个宏观环境，从自然生态域和社会生态域多向度反思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人的关系，其价值指归在于呼唤建立一种良性互动、真正和谐的关系结构，以最终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

　　与一般生态主义思潮不同，生态社会主义的“独特”之处，也是它超越当代主流政治思潮的深刻之处，就在于它始终把对“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作为支撑其价值观体系大厦的“阿基米德支点”。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社会主义不仅提供了一套完全不同于资本主义的价值范式，而且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放全球生态问题，因此它本身存在的价值是不容低估的。在确立这一基本价值走向时，生态社会主义着重从以下两方面进行了分析。

　　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有内在的必然联系，资本主义是造成全球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生态社会主义者反对把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归于资本家的贪婪本性、工业化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异化的自然观和消费观，认为应该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本身去寻找原因。他们指出，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不仅决定着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模式，而且决定着人与自然之间关系的模式。资本主义生产是“以无限价值扩张为目的的，它丝毫不考虑这种扩张所带来的政治的、经济的、地理的或生态的后果”(同上书，第231页)。这种生产方式的内在逻辑决定了：其一，它必然把自然界当作掠夺并获取利润的对象。在社会平均利润率呈下降趋势的情况下，只有借助科学技术的资本主义使用方式，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性开发，才能保证个别企业的利润。其二，资本家不可能通过抬高生产成本牺牲企业利润去保护环境，他们必然遵循“成本外在化”的法则，把治理环境污染的费用转嫁给社会(如让废水流入江河)，或转移给后世，让后人去支付这笔费用。其三，资本主义通过推行“生态殖民主义”向发展中国家转嫁生态危机，把高污染、高消耗的企业转移到发展中国家，甚至把核废料场和工业垃圾场建在这些国家，对那里进行直接的生态掠夺。今天一些西方发达国家的“生态”城市就是建立在许多发展中国家城市被污染的基础上。正如美国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大卫·佩珀(D·Pepper)所说：“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正是通过对第三世界国家的掠夺来维持和改善自己的环境，使之成为全世界羡慕的对象。”它的一些“新建的绿色生态区”，不过是一些“生态特权区”(同上书，第232页)。基于以上分析，生态社会主义强调，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资本主义积累的逻辑”是造成生态危机的根本原因，在当今世界范围内，应对环境恶化、生态失衡负主要责任的正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制度危机，资本主义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生态社会主义者认为，发达工业社会病态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以及科学技术的发展及其资本主义使用，导致了自然生态系统的危机。这使得今天资本主义危机的形态和重点，从生产领域转移到消费领域，从经济领域转移到生态领域，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主要危机。新的危机的出现，使传统的“只属于工业资本主义生产领域的危机理论失去效用”(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86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生态社会主义学者、法兰克福学派代表人物马尔库塞(H·Marcuse)敏锐地指出：生态危机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政治危机、制度危机，它是资本主义一切危机的集中表现。在这种制度下，自然完全屈从于“一种适应于资本主义要求的、工具主义的合理性”，正因为如此，围绕生态问题的斗争实际上“是一种政治斗争”(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第128、12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家们一致认为，在现有资本主义制度的框架内，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济合理性与生态合理性的矛盾始终是一对无法消解的矛盾。法国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安德烈·高兹(A·Gorz)分析说：经济合理性的内在逻辑是追求利润的最大化，并因此而要求生产和消费的最大化;而生态合理性的内在逻辑则要求以“劳动、资本和自然资源消耗的最小化”来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因此，使经济合理性服从于生态合理性的愿望，是与资本主义生产和利润最大化的范式不相容的。另一方面，现代工业社会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方式在满足人们追求利润和物质需要的同时，潜移默化地将人们整合到现存的制度中并与现存制度一体化。由此以来，人们不仅成为制度的卫道士，而且容忍了制度造成的生态破坏。(参见《“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政治理论》，第55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既然资本主义不可能真正解决生态问题，那么，出路何在呢?生态社会主义的结论是：废除资本主义制度，实现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变革，建立一个人类与自然和谐的、在资源占有和利用上保持社会公正的生态社会。生态社会主义者强调，社会主义的价值就在于“没有把人类推到自然界的对立面”，只要在这一点上还没有什么能够超越它，社会主义就是解决生态问题和资本主义矛盾的一种可行的选择。

　　二、自然生态域：在平等的生命交流的基础上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

　　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生态社会主义自然生态价值观的核心内容，也是生态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主题之一。在现代工业社会中，长期居主导地位的传统价值观认为，自然财富是无限的，人的物质需求也是无止境的，人类只要不断地征服自然、扩大消费，就能促进经济发展，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在这种价值观支配下，人们片面追求经济的数量上的增长，提倡无节制的消费和开发自然资源。生态社会主义指出，正是这种畸型的价值观导致了生态危机和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发达工业社会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异化状态。自然不是被当作人与之亲和、协调的对象，而是被当作征服、统治的对象。人借助现代技术手段，并以功利主义、不计后果的态度掠夺自然，加剧了人与自然的冲突。一方面是人控制自然能力的增强，人化自然的扩大;另一方面则是自然界对人的报复，人的生存环境的恶化和缩小。这样，不仅人与自然的关系异化了，而且人本身也异化了。“它使人不可能在自然中重新发现自己”，“也使人不可能承认自然是自主的主体”(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第128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人对自然的掠夺正在接近地球承载的极限，巨大的生态和环境压力，“是世界文明难以持续下去的标志，也是人类不能沿着现有道路继续走下去的明证”(莱·R·布朗：《建设一个持续发展的社会》，第111页，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88年版)。

　　生态社会主义不仅揭露了资本主义条件下人与自然关系异化的现实，而且探讨了产生这种异化的原因及摆脱异化的途径。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无疑同资本主义的固有逻辑有关，但直接原因有两点：其一是科学技术的蜕变。在生产力发展中，随着对自然统治和对人统治的加强，科学技术的进步走向了自己的反面，其消极的社会功能日益显露出来。它不再是“一种革命或解放的力量”，而是蜕变为新的社会控制形式。马尔库塞称之为“技术的异化”，并提出了一个著名的公式：“技术进步 =　社会财富的增长 = 奴役的扩展”(H·Marcuse.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Boston:Beacon Press,1972)。一方面它使人获得了掠夺自然的最新技术手段，另一方面把对自然的征服和对人的统治“合理化”。为此，生态社会主义主张废除“大技术”和大工业，而发展一种“小”的、充满“人性”的新技术，以此来消除人与自然的结构性分裂。其二是消费异化。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发达工业社会是一个典型的消费社会。它造就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异化形式——“消费异化”。消费异化使人把消费当作目的本身，追求一种对自然的无度的索取和占有。这样，消费与人的真正需要背离了，演变成为消费而消费的病态行为。正是异化的消费导致了人与自然关系的扭曲。因此，克服消费异化就成为重建人与自然和谐关系的有效途径。生态社会主义理论家本·阿格尔(B·Agger)指出，克服消费异化的动力“来自生态危机的迫切性”，当生态系统无力承受无限增长的生产能力时，人们的消费期望就破灭了。这种“期望破灭的辩证法”会迫使人们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重新形成自己的价值观”(本·阿格尔《西方马克思主义概论》，第497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值得注意的是，生态社会主义没有停留于对人与自然关系的一般分析，而是进一步揭示了“控制自然和控制人之间的不可分割的联系”(威·莱易斯：《自然的控制》，第6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从而把人与自然关系的讨论提升到一个更高的价值层面。马尔库塞指出：“在现存社会中，越来越有效地控制的自然已经成了扩大对人控制的一个因素：成了社会及其政权的一个伸长的胳臂。商业化的、受污染的、军事化的自由不仅从生存的意义上，而且也从生存的意义上缩小了人的生活世界。”这说明，对自然的统治和对人的统治具有同一性;人对自然的统治构成了人对人统治的基础，同样，“对人的统治要借助于对自然的统治”(马尔库塞等：《工业社会与新左派》，第128、129页，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加拿大生态社会主义学者威·莱易斯(W·Leiss)发挥了马尔库塞的观点。他认为，对自然控制的加强不是转移或削弱对人的统治，而是加剧了对人的统治，这种由对自然的控制到对人的控制是靠科学技术手段来实现的。生态社会主义进一步探讨了自然的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指出：既然人对人的统治依赖于人对自然的统治，那么人的解放同样依赖于自然的解放，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手段和前提(同上书，第127页)。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自然的解放不仅包括外部自然(人的生存环境)的解放，而且包括属人的自然(即作为人的理性基础的人的自然本性和自由个性)的解放。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没有自然的解放，人的解放就是一个谎言。可以说，真正实现人的解放，是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追求的最高境界。

　　生态社会主义强调，在实现了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生态社会里，人与自然的关系不应是统治与被统治、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而应是一种和谐共生、协调发展的关系，一种有着内在平等交流的生命关系，“我们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而不是在自然界之上;我们赖以进行交流的一切群众性机构以及生命本身，都取决于我们和生物圈之间的明智的、毕恭毕敬的相互作用。”(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第57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这种新型的人—自然关系模式，将生命这一概念从人的独占中解放出来，承认自然界的其他生物也是生命的存在，它们与人之间是一种平等的生命的交流和互动。这种新型关系模式既同发达工业社会的传统模式和主流价值观相对立，又区别于生态中心主义的人—自然关系模式，后者宣扬自然神秘论和以自然为中心的伦理关怀。不难看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问题上，生态社会主义是一种坚持二者和谐、统一的一元论之哲学。

　　三、社会生态域：追求社会公正和人的解放

　　20世纪90年代以前，生态社会主义基本上接受的是主流绿党带有后现代色彩的生态中心主义的价值理念。这种理念把自然生态系统作为理论思维的出发点，强调自然的“内在价值”及其生态学意义。进入90年代后，生态社会主义逐渐疏离“自然中心论”，重返“人类中心主义”。其理论思维的出发点也从纯“自然生态系统”转向“社会生态系统”，开始更多地关注现实社会问题。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对“环境”应作广义的理解。它不仅是指狭义的“自然环境”，还应包括社会生活的诸多方面。因为整个生态系统是由无数个相互联系的“生命网络”系统构成的，人、自然、社会都是“生命网络”系统，都包含在生态系统的循环之中。在这个大系统中，社会与自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依存、相互作用的，社会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又是社会化(人化)的自然，自然制约并改变着社会，反过来社会也改变着自然。另一方面，社会是人与自然的统一。在人与自然的关系背后掩盖着的是人与人的关系，围绕环境问题的冲突实际上是人与人之间的利益纷争。“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斗争逐渐地同化了人与自然的斗争”，“对自然的控制不可避免地转化为对人的控制以及社会冲突的加剧”(威·莱易斯：《自然的控制》，第19、169页，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不应置社会于生态系统之外。于是，社会公平、社会财富的分配、民主政治、人的生活质量等等问题，都进入了生态社会主义价值建构的视野，成为其价值观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社会生态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核心是“社会公正”。生态社会主义者常常将这一价值理念表述为“社会责任感”。在他们看来，平等和效率无疑仍然是现时代社会主义的基本价值。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现行体制缺乏“社会责任感”，注重效率而漠视平等，加剧了社会的不公正，使整个社会成为被不平等阴影笼罩的“病态社会”。因此，社会主义者应更加关注社会公正，把集中体现社会公正的平等置于比效率更为突出的位置。“社会主义植根于平等主义”，“对社会平等的信仰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最重要的特征”(《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第7、8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显然，生态社会主义是把社会平等(实质是社会公正)当作社会主义的核心价值看待的，其基本含义是：实现社会公平和正义并迫使资本家及其政治代理人作出政治、伦理上的保证。生态社会主义认为，对“社会公正”的价值意蕴应从三方面来理解：第一，改变人与人之间的不平等关系，把属人的权利归还给人自身，特别是那些“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处于被动的、受压迫地位”的社会阶层(参见《当代国外社会主义流派》，第534页，安徽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二，改变“由财富和权力不平等造成的机会不平等，也就是人的实现能力的不平等”(《全球化时代的“社会主义”》，第9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使人的才能得到充分发挥、人的自由个性得到充分发展。第三，反对利己主义，确立“社会责任感”，使一切私人的或公共权力机构的决策和行为符合社会正义。这里，显然包含了从人的社会解放到个性解放的价值精髓。

　　从“社会公正”的核心价值出发，生态社会主义提出了与这种价值精髓相一致的、实现社会变革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要求。

　　在政治方面，主张实行非集中化的基层民主。生态社会主义在批判资本主义民主的过程中，提出了“基层民主”(亦称“草根民主”)的主张，认为“现行的议会民主‘歪曲了人民的意志’是一种假民主，实际上，各种权力仍控制在少数人手里”(弗·卡普拉、查·斯普雷纳克：《绿色政治——全球的希望》，第58页，东方出版社1988年版)，而真正的民主应像民权运动那样到基层去寻找。这种基层民主具有三个特点：一是直接民主。即各种代表、各种领域机构以及工作委员会的官员，都应由基层民众直接选举产生。二是权力分散。把主要权力交给基层，使其拥有“独立的和自治的权力”，“不允许权力集中在处于等级结构上层的少数人手中”，以防止他们对国家权力的垄断和对社会公共生活的专断(同上书，第69页)。三是政治公开。提倡政治行为(包括政府决策行为和官员政治行为)的公开化，反对秘密政治。

　　在经济方面，主张建立一种“稳态”的可承受的社会主义生态经济。这种经济既要能满足人们的物质需要，又不能因追求增长而造成生态和社会危机。这就要求：第一，必须抛弃目前的消费型经济模式，抑制经济增长的能力，把资源消耗限制在既有利于生态平衡又能有效利用的限度之内，否则，“有限环境中的无限扩张只能导致灾难”的发生(同上书，第148页)。第二，要实现“稳态”经济，就必须破除跨国公司和垄断企业建立的摧残人性的集中化、官僚化的生产体系，发展小规模、无污染、有人性的“软技术”和小企业，实行工人直接参与管理，使生产过程分散化、民主化。第三，建立最低收入保障制度，通过税收和福利政策平等地进行社会财富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第四，倡导“绿色工作道德”，使一切生产和工作符合绿色运动提出的道德规范。一是环境道德，要求在进行一项新的生产投资前优先考虑环境保护和资源消耗问题。二是劳动道德，使劳动从目前的压迫性条件下解放出来，成为“自由自主”的创造性活动。

　　在文化方面，生态社会主义批评资本主义工业文明造成的社会文化缺陷和“精神危机”，指出资本主义的“文化工业”发展起了“纯粹的文化消费”，把文化产品像普通商品一样生产、销售，于是，人的自由个性和自我意识被充斥社会的消费主义价值观及商业文化垃圾所扼杀。工业文明的成就，本应成为人类解放的前提，而现在却成了统治的工具。为此，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第一，必须创建一种新型的社会主义文化来取代消费主义文化。这种新的文化应是一种体现了人性解放的“非压抑性文化”。它能够医治现代人的精神创伤，把人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压迫下解放出来。第二，新的文化建设的关键，是帮助人们树立一种适应生态社会需要的、全新的价值，即引导人们“完整地认识我们也包含在自然之中，完整地认识一切现象的相互联系的特性”，从而增强生态意识、整体意识、协调发展的意识，形成重意义世界的“后物质主义价值取向”。第三，改革传统教育，明确教育的目标是培养具有完整个性的全面发展的人。为此，必须加强“包括精神的、智力的、社会的和伦理道德的教育”，尤其是创造性地表现个性才能的教育。(同上书，第198、199页)

　　综上所述，不难看出，在社会生态领域，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构建始终围绕着从人的社会解放到个性解放的主线展开。

　　四、生态社会主义价值观的得与失

　　以上我们尝试着对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体系及其内部结构作了多向度、近乎全景式的扫描。不能不承认，它关于当代社会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分析，在许多方面是积极的、合理的和有价值的。

　　首先，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体系是对当代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否定和超越。现代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不仅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冲突及人的社会冲突，而且产生了为这些冲突辩护的所谓主流价值观。这种价值观的最大缺陷，是扭曲了关于人-自然-社会之间的关系的认识。在自然观上，认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一种主客二元对立的“对象性”的存在，把对自然的征服、改造视为证明人类能动性的“伟大奇迹”;在经济观上，认为不断扩大的消费是经济持续增长的动力，而增长就是发展;在社会观上，认为维持一定程度的社会不平等，是增强社会活力的一种“必要的恶”。生态社会主义否认这种价值观的合理性，认为它是“我们时代的最大错误”(舒马赫Schumacher语)，应对今天的生态危机和一系列社会问题承担责任。从前面的论述可以看出，生态社会主义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以及人的异化的揭露，对生态危机原因和实质的分析，对社会公正的呼唤，尤其是关于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的论述，无不洋溢着否定传统价值观的彻底的批判精神。生态社会主义强调保护生态的人类学意义和伦理学意义，主张重建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强调经济合理性应服从于生态合理性，主张关注经济活动的生态成本;强调以平等为核心的社会公正，主张实现人的社会解放和个性解放。总之，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体系乃至整个理论体系，就是在摒弃西方社会主流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的。

　　其次，生态社会主义正确地揭示了生态危机的根源和实质。如前所述，生态社会主义深刻地揭露和批判了当代发达工业社会人与自然关系异化以及生态危机的现实，进而借助马克思的社会历史方法，将异化和危机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联系起来考察，认为异化和危机的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固有逻辑，因而要克服异化和危机，就必须粉碎这种逻辑本身。不仅如此，生态社会主义还进一步从西方社会文化背景的深层去寻找生态危机的原因，揭示生态问题背后起支配作用的文化价值因素。其结论可谓振聋发聩：生态危机的实质，归根结底是资本主义制度引发的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危机。客观地讲，在对生态危机原因和实质的分析上，生态社会主义者比一般生态主义者和环保主义者要深刻的多，其锋芒所向直指整个西方文明，这确实抓住了问题的要害。尤其是把解决生态危机同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批判结合起来，宣布生态社会主义的中心任务就是“依托绿色政治力量来改造现存的一切政治、经济和社会制度”，这是一般生态运动所不可能达到的政治认知高度，后者往往局限于描述生态危机的种种表现，并将生态危机归因于科技发展或人性的弱点。

　　再次，生态社会主义超越了生态运动的技术主义路径，指出了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的正确方向。生态社会主义正确地指出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仍然是一个异化社会，是一个“自然异化”与“人的异化”并存的“病态社会”。他们在对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进行的批判性反思中，发现了当代资本主义异化的新形式、新特点以及“自然异化”与“人的异化”的相关性，进而科学地阐明了自然解放与人的解放的关系。这就是，当今时代，异化越出了劳动生产领域，扩展到了消费领域，导致以追求物质享受和占有更多的物质资源为目的的消费异化的产生。这种新的异化形式，不仅加剧了“自然异化”(生态危机)，而且造成了“人的异化”(人格扭曲)，在这个过程中，人控制自然并对自然资源进行掠夺，实际上是通过利益分配进行的人对人的控制和掠夺。因此，“自然异化”是“人的异化”的基础。生态社会主义高屋建瓴地指出，既然“人的异化”(对人的控制)依赖于“自然异化”(对自然的控制)，那么，人的解放就有赖于自然的解放，自然的解放是人的解放的前提，而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的前途只能是社会主义。生态社会主义关于异化的新形式、新特点的分析是符合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的现实的，对“自然异化”与“人的异化”的关系的论述也有相当的说服力，这无疑是对异化理论在当代的发展所作的一个重要贡献。尤其是，生态社会主义把自然解放与人的解放紧密联系起来，把社会主义视为实现自然解放和人的解放的现实道路，是十分深刻而有见地的，是从历史观高度提出的科学见解，它指出了人类克服生态危机、实现人的解放的正确方向。

　　当然，生态社会主义作为当代反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一种新的社会批判理论，不能说就是一种成熟的、科学的理论，其价值观乃至整个理论体系存在着一定的缺陷。

　　第一，生态社会主义不恰当地夸大了生态问题的“决定意义”，主要是从人与自然关系的异化来揭露、批判资本主义的弊端，把生态危机而不是经济危机当作资本主义危机的主要形态和集中表现，这就用人与自然的矛盾取代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人类的生产活动是在一定的社会生产关系中进行的，并不是单纯的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始终是一个社会有决定意义的最基本的矛盾，而人与自然的关系则受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矛盾运动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社会制度的制约。因此，疏离所有制关系和社会基本矛盾去谈人与自然的矛盾，是不可能真正解决资本主义的各种危机的。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由此产生的经济危机有直接的关联，与其说生态危机取代了经济危机成为主要的危机形态，倒不如说，生态危机是经济危机的伴生物。生态社会主义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否认各种危机同时态或历时态发生的可能性，这反映了其理论上的不彻底性。

　　第二，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体系带有明显的人道主义印记，它对资本主义合理性的否定和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论证，在很大程度上是从抽象的人道主义出发的。在生态社会主义看来，资本主义最大的弊端就是对生态的破坏和对人性的压抑，而社会主义的本质则是要建立一个消除了“自然异化”和“人的异化”的人道主义社会。抽象人道主义的藩篱，限制了生态社会主义的理论思维。与马克思不同，生态社会主义者异化批判的出发点不是在生产关系领域，而是在消费领域，因而很难从私有制的生产关系中去发现异化的真正原因，也很难真正找到一条克服异化、实现社会主义的可行途径。他们幻想通过非集中化的生产组织方式、人性化的技术、“期望破灭的辩证法”或人道化的消费等等，即通过资本主义的人道主义化，来克服当代资本主义弊端，实现社会主义。因此，生态社会主义在对社会改革方案的设计和路径的选择上，不可避免地带有某些乌托邦色彩。

　　第三，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体系还表现出某些理论认知上的片面性。如在批判资本主义生产的集中化、官僚化倾向和“技术统治论”时，走向了另一个极端，认为正是大型跨国公司的现代化大生产和技术理性统治，导致了劳动的“破碎化”及人性危机，因而主张废除大工业、大技术，而代之以人性化的小生产、小技术。这就否定了社会化大生产，否定了科学技术和现代工业文明的进步作用，甚至赋于它们以“原罪”的性质。这种理论主张的片面性和非科学性是显而易见的，有悖于社会前进的方向。又如，生态社会主义主张的“稳态”经济虽有可取之处，但是，企图通过经济的“零增长”，既保持生态平衡，又能满足人们不断增长的物质需要，这在当今世界人口增长对经济总量的增加造成巨大压力的情况下，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尚有许多人口连温饱问题都得不到解决的情况下，是不切实际的。

　　社会主义是作为资本主义的矫正物而出现的。无论生态社会主义的价值观体系有何缺陷，它都是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系谱中最具挑战性和批判性的思潮之一。生态社会主义以其独特的理论思维提出的一系列价值理念，体现了人类社会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追求，值得我们认真研究和吸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