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化的生态意识

　　国人在远古时代就对生态问题有所意识并提出具体的处理方法。司马迁《史纪纪五帝本纪》记载，黄帝“时播百谷草木，淳化鸟兽虫蛾，旁罗日月星辰水波土石金玉，劳勤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其中讲到黄帝不仅按照时令播种庄稼，而且还种植草木，他还安排布置河湖土石金玉的分布，并且要求人们节约用水用火和各种东西。毫无疑问，这时黄帝已经表现出清晰的生态意识，并指导他的子民进行了一些生态实践。可以看出，华夏文明自开始那一刻起就具备生态向度。可以想见，黄帝和那个时代的先民们的生态保护实践是朴素的、原始的，主要做法是直接服务于当时的现实生活。但是，这种实践的历史意义是巨大的，它成为中国文明生态向度的起点。

　　此后，生态向度在中国历史上向前延伸，在思想观念、制度设施和生活生产三个层面上均有明确的表现和展开。儒家生态思想的本体论基础是“天”的概念，其意为具有客观必然性的自然力量，有时也指具有神秘性的主宰力量。儒家思想中有一个最为核心的范畴“仁”，这一范畴本来是处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但从中也可相当自然地引申出人和物之间的关系，那就是“仁爱万物”的观点。在这些概念的基础上，儒家形成了丰富的生态保护思想。来自印度的佛教在中国化之后形成了融合这两种文明的生态思想，其本体论基础是缘起论，并形成了依正不二论、众生平等观、慈悲观、普度众生说、呵五欲说等有利于生态保护的思想。其对所有生命都予以平等尊重的态度具有相当可观的现实意义甚至未来意义。道家学者认为万物皆出于道，又说“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也就是说尊重和顺应自然法则是万物的必然规律，这当然是一种相当基本的生态理念。道教深受道家思想的影响，但也广泛吸收了佛教的生态思想，形成在“守道”、“为善”、“尊生”基础上达到天人和谐的生态理论。这三家思想相互渗透激荡，互助互补，同时也对现实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一般说来，儒家思想对我国传统社会官方的生态保护制度和机构设置影响较大，佛道则对民间生产生活尤其是宗教活动影响巨大。

　　在制度设施层面上，我国历史上在五帝时代就有山林管理的官员。据《尚书 舜典》记载，舜任命益为虞，掌管山林、驯育鸟兽。以后历朝历代也都有相关机构。还有，历代帝王和官府还通过出台直接的法令来治理和保护环境。比如，据《逸周书 大聚解》记载：“禹之禁，春三月山林不登斧斤，以成草木之长；入夏三月，川泽不施网罟，以成鱼鳖之长；不麛不卵，以成鸟兽之长。”此后历朝历代都有大量保护山林、种植树木、繁育鸟兽的诏书和律令。历史地看，虽然当时建立这些制度、机构的主要目的或直接目的不一定是今天意义的环境保护，但不能否认其在客观效果上起到的维护生态的作用。

　　在这样的理念和制度作用下，中国传统社会的官方和民间都进行了大量生态保护的实践活动。坦率地说，在中国环境史研究中对于这些实践的梳理和总结略显不足（对于破坏环境的研究倒是更充分些）。在此我们只能就宗教界、官方和民间各举一个简例略作说明。天台宗实际创始人智者大师看到天台山附近居民用过度的方式捕鱼，杀生甚多且污染环境，便发动僧众变卖衣物集资赎买捕鱼的“簄梁”，并将始丰溪水面划作放生池，后又上表游说陈宣帝和晋王杨广降旨放生。官方的例子是晚清重臣左宗棠和他率领的西征湘军。左宗棠在治理西北期间指挥湘军进行了许多保护生态的实践，比如在甘新地区种植了大量树木，而且鼓励当地百姓种树。他还亲自研究了当地的气候和地理条件，认为河西较寒宜种植杨树，陇南较温宜种柳树。他还派人凿井、修河、浚渠、建坝，发展当地的水利。民间的例子是历史上默默无闻的晚清普通商人贺遇林，他在少年时代起就寄居涝峪口这个地方，“后以木商起家，积资巨万。村南马尾坡峪，每暴雨发水，村人恒有其鱼之叹。遇林慨然捐钱千缗，买山上下地数百亩，荒为森林，水患遂息。”也就是说，他用自己的钱封山育林，治理了当地的水患。难能可贵的是，贺遇林这个商人不仅有公益之心，而且具有还原生态来保护环境的科学认识。应该说，以上三例当时对于保护自然环境都起到了一定作用。实际上，中国历史上类似的生态保护实践还非常之多。但是我们也应该承认，在这些实践中，除了佛教道教的一些行为较有持续性外，大多数是较为零散和不稳定的，其效果也容易消失。

　　推动生态恶化的因素很多很复杂，其中人口的大规模增长导致的资源需求的扩大是主要因素，统治者穷奢极欲的生活也是重要因素，当时人类认知水平的低下也是一种因素。

　　在近现代中国，从1914年的《森林法》到1973年的全国环境会议，都清晰彰显出中国文化的生态向度继续向前延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