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应有的绿色之思——我国生态批评三人谈

    厦门大学人文学院教授　王　诺

    清华大学外语系副教授　宋丽丽

    南京师范大学外语学院教师　韦清琦

    现状：生态批评研究势头良好

    宋丽丽：在我国，生态批评研究出现可喜的势头。在理论界，先后出现了生态美学、生态文艺学、生态哲学等将自身的学科与生态现实结合的研究。在文学创作方面，中国的环境文学兴起于上世纪80年代，出现了徐刚、李青松、哲夫、陈应松、郭雪波、杜光辉、姜戎等出色的充满忧患意识的环境文学作家。更有王蒙、张抗抗、贾平凹、毕淑敏等著名作家加盟环境文学创作。中国的环境文学研究会与美国的文学与环境研究会几乎在同一时期成立。因此，生态批评潮流为中国文学研究与世界接轨和平等对话提供了广阔的契机。

    韦清琦：我国学者很早就注意到了文化品格与生态环境的联系。曹顺庆在其《中西比较诗学》的开篇，就论述了农业性的内陆地理条件和商业性的海洋氛围与中西方诗学在艺术本质、起源、思维等方面的不同特性具有密切关系。

    鲁枢元于2000年出版的《生态文艺学》很有代表性地反映出中国学者建立生态文艺学学科的雄心。这本著作试图透过生态学视野，运用生态学的基本理论对文学艺术现象进行系统考察，就文学艺术与自然生态、文学艺术家的个体发育、文艺作品中人与自然的主题、文学艺术的地域色彩与艺术物种的延续、文学艺术史的生态演替等问题进行了别开生面的探讨。从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式上看，鲁枢元的生态文艺学较少来自欧美生态批评的影响，而是独立的成果。

    曾永成的《文艺的绿色之思：文艺生态学引论》把马克思主义与文艺生态问题结合起来，认为《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论述的“自然向人生成”的规律是对人与自然关系的最高概括。他坚持人在自然生成运动中的主体地位，这容易遭到反人类中心主义思潮的反对，不过他也承认要“把人置于自然之中，把自然视为人的无机身体，把人和自然看成是互相包含、渗透、交融的整体存在”。

    王诺的《欧美生态文学》则是国内第一部欧美生态文学研究专著。该书以时间为序同时也分国别考察和评价了欧美生态文学和西方生态思想的发展及其主要成就，并在此基础上，对生态文学的定义和特征进行了深入论述，对生态文学的思想内涵进行了系统研究。作者在导论中给国外的生态文学下定义道：“生态文学是以生态整体主义为思想基础、以生态系统整体利益为最高价值的考察和表现自然与人之关系和探寻生态危机之社会根源的文学。生态责任、文明批判、生态理想和生态预警是其突出特点。”这一定义的确立，至少为中国生态文学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参照。

    王诺：特别需要指出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曾繁仁的《生态存在论美学论稿》(2003年)。在这部著作以及他后来的一系列论文里，曾繁仁明确地提出了生态批评和生态美学在思想基础上与传统的文学批评和美学研究有着根本区别，那就是从人类中心论转向生态整体论、从工具理性世界观转向生态世界观、从主客二分转向有机整体。他认为，这是生态美学和生态批评最重要的突破，我完全赞同这个判断。生态批评的实质是思想批评，它最关键、最重要的本质特征是其生态整体论思想。如果不能把握住这个基本点，如果不是建立在深刻的思想变革的基础之上，即使研究生态文学、讨论生态批评、关注生态危机，也不可能真正发掘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而只能停留在文本的表象和问题的表层。

    未来：生态批评应发出响亮的声音

    韦清琦：我想对中国生态批评/生态文艺学的健康发展提出两个建议。第一，生态批评不是一股孤立的潮流，其生发具有两股推动力——语境的推动和推论的惯性。也就是说，生态批评既是在自然环境日益遭到破坏，酸臭的空气迫使批评家抬头审视天空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生态批评来到中国以后，也应该秉承这种健康的批判性。其实已有不少学者注意到了这一点，如鲁枢元在《生态文艺学》中辟专节论述了女性、自然和艺术的关系。

    第二，在国外，生态批评家一方面关注理论构建的宏观描述，一方面也非常踏实细致地进行文本阅读，从而将一大批先前不为文学史所注意的作家作品推入经典行列。而在国内学界，生态批评学者对文本的细读还远远不够，特别是对中国现当代作品的重新阐释基本上还是凤毛麟角地见诸于刊物。毕竟对文本的阐释，是理论建构的基石。此外，中国的生态批评学者若要走出国门进行世界范围的学术对话，除了要有自己的理论建树外，还要能拿得出实实在在的解读的成绩，而中国当代文学并不乏可供生态批评审视的作品，我想这必是一片大有可为的领域。

    宋丽丽：我国的生态批评要向纵深发展，应当在以下三个方面做出努力。首先，参与生态批评的学者需要明确自身的生态学视角，而不只是拘泥本学科领域的理论视角，这是生态批评的出发点。生态学的视角决定批评者的观念与信念的生长点。有了观念与信念的生长点，才能生产出厚重的批评。其次，中国生态批评需要以一种东西方联合的精神进行研究。生态批评既不应该是西学东渐，也不应该是东学西渐，它是一个平台，一个东西方的文化与精神资源相互借鉴与交流共建的平台。因此，中国的生态批评既要立足本土，也要突破本土的视野走向世界，例如中国环境文学协会与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的联合。再次，中国生态批评要在本土文学中树立经典，在世界范围内发扬光大中国天人合一的文化精髓。中国当代环境文学的发展以及中国古代丰富的天人合一的生态文化资源，是中国生态批评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突破的优势。

    生态批评的最终目的将通过文学生态学——生态批评的主体流向及学科化建构——来实现。在跨学科的层面上，建构文学生态学，整合生态批评潮流的内容、方式、动机和目的。文学生态学将历史地承载重新审视人与自然关系的实质，催生人类生存的生态自觉意识和生态责任。它在本体论意义上，反思人类与自然在整体生态系统中的信仰、伦理和审美生存的诗学特征，最终建构人、人类文化与自然、自然环境和谐关系的新人文精神。

    王诺：我赞同宋丽丽上面一段的最后两句话。与生态美学和生态文艺学有所不同，生态批评是批评实践，其主要任务不是建构学科体系，而是通过大量、具体、细致的文本解读和评论，为文学史重写、生态文艺学和生态美学理论的逐渐丰富完善进行学术储备，并通过这种解读和评论挖掘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促使生态的思考和生态的理解真正成为人类和我们这个社会普遍接受的思维方式。后者是生态批评最为重要的任务和最终的目的。

    宋丽丽：随着生态批评的深入，经典重读逐渐引起了生态批评家的关注。对实在存在的再现不只是表现在环境文学与自然写作文学中，虽然自然在经典作品中的再现并不像环境文学或自然写作文学中那样以主体面目出现，但自然环境与人的关系在经典文学作品中存在着广阔的研究空间，借用约瑟夫·米克的问题：文学创作在人类福祉和生存中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对人类行为起到了什么样的影响？

    王诺：生态视角的文学重审的最终目的是要挖掘出生态危机的文学和文化根源。正如著名生态批评家斯洛维克所言，生态批评“要考察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界的种种狭隘假设如何限制了我们想象一个生态的、可持续的人类社会的能力。因此，我们必须花更多的精力分析所有决定着人类对待自然的态度和生存于自然环境里的行为的社会文化因素，并将这种分析与文学研究结合起来，……历史地揭示文化是如何影响地球生态的”。在文化的重审和重构进程中，生态批评能够也必须将发出响亮的声音。

    生态批评的核心特征和主要价值决定了它的主要任务——探寻和揭示导致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结合西方的生态思想和我国古代生态智慧，生态批评应当深入探讨以下最基本的思想问题：生态整体主义与人类中心主义、和谐共享与征服占有、整体合一与二元对立、生态发展观与唯发展主义、人格完善动力与欲望满足动力、简单生活观与消费文化、生态正义与社会正义、绿色科技与科技至上等。唯有这样，生态批评才能真正在生态意识普及和生态思想文化重建上发挥重要作用，才能为人类缓解直至消除生态危机做出贡献。

    生态批评(ecocriticism)这个术语自2002年被引进我国之后，短短的几年里，已经引起学界高度的重视。曾繁仁、鲁枢元、王宁等知名学者发表著述对其进行探讨，《文学评论》、《文艺研究》、《中国艺术报》、《新华文摘》、人大复印资料《文艺理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重要刊物都刊发或转载了相关的专题论文。

    生态批评主要是一种生态危机现实迫切需要的思想批评，是以生态整体观、系统观、动态平衡观作为主导思想、以文学作品为媒介的文化批评，其主要目的是挖掘并揭示生态危机的思想文化根源，揭示人类的思想、文化、科技、生产和生活方式、社会发展模式如何影响、甚至决定了人类对自然的恶劣态度和竭泽而渔式的行为，如何导致环境的恶化和生态的危机。这才是生态批评最基本的特征和最重要的价值。生态思想家沃斯特说得好：“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全球性生态危机，起因不在生态系统自身，而在于我们的文化系统。要度过这一危机，必须尽可能清楚地理解我们的文化对自然的影响。”只有从思想文化的深层次解决问题，进而普及生态意识，创造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人类文化和生存发展模式，才可能从根本上消除生态危机。正是在这一方面，生态批评大有可为；只有在这一领域做出贡献，生态批评才具有重大的意义。

    放眼当今世界的学界，几乎所有人文社科学科都出现了与生态相关的新发展，世界范围的生态思潮越来越波澜壮阔。生态批评是在人类和整个地球的存在危机这个大背景下形成并发展的，是人类对防止和减轻生态灾难的迫切需要在文学批评领域里的表现，是在具有社会和自然使命感的文学研究者对拯救地球生态的强烈责任心驱使下出现的。外在的压力甚至可以说外在的强迫，与批评家内在的生态责任、自然关怀和人类终极关怀相结合，为生态批评注入了强大的生命力。本报特邀王诺、宋丽丽、韦清琦三位学者就中国生态批评的有关问题进行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