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拓生态批评的视阈
鲁枢元从事精神生态和生态批评研究可以追溯到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精神守望》、《猞猁言说》、《生态文艺学》等著作的出版，标志着他成为该领域最重要的开拓者之一，正是如此，《生态批评的空间》作为作者对20年来从事生态批评研究和生态文艺学学科建设思绪的一个梳理和整顿，就远远超出了个体反思的意义，而在某种程度上敞开了我国生态批评发展史的反思视阈。
任何一种批评理论都必然具备特定的现实背景、学理基础和逻辑行程，生态批评自然也不例外，但这些并不是该理论走向成熟的必然保证。对于处于草创期的我国生态批评研究来说，如何进一步夯实理论基础、拓展批评空间，并在理论实践中具体展开，则是深化我国生态批评研究的重要步骤。毫无疑问，译介、阐释、整理西方当代生态批评理论资源是必须的，概论性、通论性的研究也是不可或缺的，我们无法超越理论拓荒时期的主客观条件的限制，但我们却可以超越肤浅走向深刻，满足于到此为止，缺乏对于具体问题进行深入扎实的探索，理论研究将极有可能滑入虚空的高蹈之中，对此，《生态批评的空间》表现出了难得的清醒。
比如，对于我国生态批评发生的现实背景，学者们结合对现代性及其后果的反思进行了深入讨论，但生态批评的知识论基础却鲜有问津。作者立足于人类文明史的宏阔视阈，从人类知识系统的时代性演进与文学批评及文学理论话语方式、学科形态的关系出发，深入阐述了生态批评的知识论基础，指出继殖民批评、女性批评之后生态批评的兴起意味着基于“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之上的“文学批评的时代性转移”，这一思考和论证对于生态批评理论空间的拓展无疑是有意义的。
生态批评何为，生态批评者何为，这是批评生态批评的人所质疑的，也是我们不得不追问的。正如该书作者所指出的，生态问题已经成为一个世界性的、划时代的话题，生态危机已经弥漫在自然、社会乃至更为内在的精神层面，生态观念作为一种新的世界观开始重新审视人类的生存理念和行为准则，并作为一种弥漫性的背景渗透进各人文学科领域。可以说，文艺批评从文本向自然领域乃至社会、精神领域的拓展标明了文学关注现实、介入现实的程度，“人类文明知识系统”大转移的知识论背景赋予了生态批评更多的社会责任，并具体体现为强烈的危机意识、批判精神和社会责任感。该书作者从充塞于日常生活中的数字和表格中敏锐地指出个体文化中灵性、情致和理想的萎缩，技术、市场、实用、享乐的全面统治已使纯粹的文学艺术难觅侧身之地。生态危机在本质上是人类文明的危机，这注定了危机的解决离不开人文社会科学积极广泛的参与。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生态批评不仅是文学的生态批评，也可以是涉及整个人类文化的批评。
在生态批评的地平线上，日益委顿的文学艺术精神终将获得新生。在鲁枢元看来，文学艺术并不仅仅是自足的文本或符号，文学艺术还是良心、同情、关爱、真诚，是呼吸、心跳、眼泪、笑容，是“不着边际的想象、不切实际的憧憬”，而研究就是对于研究对象的悉心体贴与无端眷恋，就是一种发自生命深处的“思”的状态。就此而言，生态批评就不仅仅是对于生态文本的阐释和发掘，也不仅仅是知识和逻辑，抑或概念和体系，而更是一种情感，一种立场，一种实践，乃至一种生存方式。也正是如此，该书作者对于地球“精神圈”破败的忧虑，对于诗性消解的担心，对于文学艺术精神力量的殷切期盼和不懈坚守才具有了坚实的基础和强大的说服力。
说生态批评是生态的，这不仅源于其批评对象、批评主体、入思方式、批评理念的生态性，也源于作为理论特性和方法论的鲜明的跨学科性，具体表现为生态批评一方面深入挖掘文学的生态内涵，揭示人与自然不可割裂的亲缘关系，另一方面立足于文学艺术和生态学等诸学科的边缘处或交叉处，多学科维度地透视生态危机产生的原因，探寻诊治的途径。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不仅具体体现了生态批评的开放性，也内在标明了文学批评视野的生态性。鲁枢元指出，专业化作为现代社会的显著标志和有力支柱，与学术领域对于学科独立性和细致化的强调是一致的，其自身已成为现代性反思的对象，而“学术领域的跨学科趋势有可能适当纠正这一时代的偏向，从而有利于人类社会的健康发展，有利于人性的健全成长”。实际上，跨学科研究一直就是贯穿于鲁枢元文艺理论研究的一条主导性线索，其文艺心理学研究跨文学与心理学自不待言，文学言语学跨越文学与语言学也是显而易见的，而生态文艺学和生态批评更是跨越文学、生态学、生态哲学等学科，显然文学的跨学科研究最终归结到更好地进行文学研究，文学的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与学科的独立性之间存在着适当的张力，其合法性可以从作为其哲学基础的有机整体论找到说明，而其必然性则来自于“世界知识的统一性、人与自然的相关性”。尽管学界对于跨学科研究对于文艺学学科建设的效应还存在着不同意见，但鲁枢元一直将其贯彻在自己的理论探索和批评实践中，并取得了学界公认的成就，对此读者可以从该书做出自己的判断。
最后不能不提到该书的阅读体验。
鲁枢元的文字是有灵性的，阅读有灵性的文字是一种难得的享受，该书自然也不例外，甚至更加充沛、丰盈。灵性绝不是矫情，不是对于思辨、逻辑的逃避，毋宁说，它源于对文字与文学及其研究的虔诚，源于“把自己心跳和同情、想象和憧憬挥洒到文字里，把无端的眷恋和沉溺渲染到文章里”，“把所谓的治学当作自己的适意的日常生活”，更源于一种直觉性地把握整体的能力。黑格尔式的体系大厦早已成为思想史上的里程碑，但我们从齐美尔、舍勒、阿多诺、福柯非体系乃至反体系的文字中得到的不会比无数的体系建构更少。这种个人的情绪与精神的蕴藏，应该说也正是开拓生态批评视阈的能量和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