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批评：向自然延伸的文学批评视野

    生态批评肇始于欧美六、七十年代，在短短的几十年时间里，以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势头迅速发展起来。并逐渐成为很有影响力的文学批评潮流。随着1992年美国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的成立，关注生态批评的学者每年成倍增长。现在在德国、英国、日本、南韩都相继成立了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生态批评家们从深层生态学，生态女性主义、环境保护主义，自然的概念与描述，文学再现的理论，田园主义的再现、人与自然关系的意识觉醒等各个层面论述人与自然对立统一的关系，拓宽生态批评的视野。正如斯蒂文•罗森黛尔在《绿化文学学术》一书中所说：“生态批评也许还不是主流，但它却已经在当今的文学研究中成为相当引人注目的潮流，文学与环境的课程需求在增加（例如ASLE网站可以链接150所大学在这方面所开的课程）。而且大学中围绕环境主题的课程和项目每年都在增长。许多大学开设文学与环境的研究生课程，越来越多的学者从博士论文就开始着手环境与文学关系的研究。环境文学批评可望在美国的大学中确立永久的地位。”1那么是什么催生了生态批评的产生？生态批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过程？生态批评具有哪些特征？生态批评发展前景如何？本文将带着这些问题对生态批评进行宏观梳理。
     一
     1978年，威廉姆斯•鲁克尔特在“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试验”一文中首次使用生态批评这一术语。他在文中尖锐地问到：“文学批评在我们这个时代走到哪里去了？”他的这个问题包含着三个层面的内涵1）文学批评作为一个学科处于不确定的、方向不明的状态；2）我们这个时代凸显的环境问题已从多方面表现出来；3）文学批评有责任面对我们的生存问题。这正是生态批评肇始并迅速发展起来的根本动因。
     首先，文学批评学科自身一直处在不断重新界定的不确定状态。回顾西方文艺理论研究的发展过程，不难发现新批评以前的历代思想家都力求说明艺术本身的价值，例如模仿说、寓教于乐、审美快感、想象的产物、感情地自然流露、内容与形式的统一，人生的批评等等。瑞恰兹用“三言两语地揣测，应有尽有的忠告，许多尖锐而不连贯的意见，一些堂而皇之的臆说，大量词藻华丽教人做诗的诗歌，没完没了莫名其妙的言论，不计其数的教条框框，无所不在的偏见和奇想怪论，滔滔不绝的玄虚之谈，些许名副其实的思辩，一鳞半爪的灵感，启发人意的点拨和浮光掠影的管见”2来概括新批评以前的批评理论，虽然有些尖刻，但也确实点破了我们阅读西方文学理论的感受。形式主义、新批评以及结构主义的批评理论虽然试图以自然科学的语法和原则来处理文学批评，把文学批评的重心从分析作家和作品的心理、社会、历史等因素转移到文学作品本身的形式和语言等文学内部的研究上来，从强调文学性的视角试图突出研究的客观性和科学性。然而突出某一方面的特性就意味着对另一方面个性的忽略。于是现代西方文学理论就像一棵大树上突发棵棵枝杈，各自朝着不同的方向建构。而每一个文学批评流派又像抢占高地一样发动着社会的、历史的、政治的、伦理的、本体论的、认识论、唯美的、时空交错的文本生成运动。象征主义，表现主义，精神分析批评，直觉主义，原型批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叙事学，解释学，接受理论，解构主义，女权主义，后现代主义，新历史主义，后殖民主义、呈人本主义和科学主义两大潮流鼓噪而来。创造了你来我往，你下场来我上场，尽显人类语言智慧的大戏台的狂欢景观。然而无论研究中心从作家转向文本还是从文本转向读者，无论是非理性转向还是语言学转向，文学批评理论都还只是在文本的理论场中建构着高深莫测的文字金字塔。文学理论的蓬勃发展展现了人类在科学精神激励下，发挥了文本生成的伟大能力。但却造成了文学批评学科自身的不确定性，基于文学文本的文学批评在理论大潮中迷失了方向。细查这种不确定性本身，就不难发现文学研究的“世界”是不完整的。西方文学批评理论研究的发展不断缩小文学研究中的“世界”概念的范畴。古希腊时期模仿说思考的对象人与自然的整个世界，而发展到现代，文艺理论逐渐缩小到对人类社会的种族、阶级、和性别的研究。自然被渐渐淡出了文学批评的视野。如同以人类为中心的工业文明发展一样，文学批评理论在人类中心主义的思维定势中进行着围绕人类社会的文字建构。格罗特费尔蒂说：“通常，文学理论研究的是作家、作品、及世界的关系，而在大多数的文学理论中，世界等同于社会——社会领域了，生态批评就是要扩大世界的概念，使之包括整个生态系统”。3文学是人类现实生活的反映。人类的现实生活离不开自然环境。人类中心主义的发展观把人从自然中抽取出来并把自然视为可征服的对象，人与自然对立的观念造成了割裂整体、以偏概全、用人类社会取代整个生态世界的偏斜，产生了日前生态危机的后果。生态批评就是要把视野投向一向被忽略的自然生态环境，把文学放归大的整体世界中，借助文学文本呼唤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
     呼唤自然生态意识的觉醒具有深远的时代意义。意识到与否，我们生活在生态危机的时代。打开报纸，我们会看到越来越多、越来越频繁的响着生态警钟的新闻：沙尘暴、水污染、核废物倾泻、臭氧层破坏、全球气候变暖、酸雨、物种灭绝、水土流失、石油泄漏、食物中毒、铅等重金属中毒致残、森林大火……，我们生存的环境正在日益恶化已是个不争的事实。我们的日常生活被噪音包围，空气中弥漫着有害生命的污染物，生活中的垃圾以淹没城市的速度堆积；现代化带给我们物质生活享受的同时，也在破坏着生态环境，破坏着我们生活的家园地球。
     科技的发展催化并膨胀了人类战天斗地的野心，加速了人类征服自然的行为，扩大了人类对自然的控制范围和规模，创造着人超越自然的现代神话。但自然果真就是人类征服的对象吗？人与自然、与周围环境、与生存在地球上的万事万物的关系果真是征服、控制的关系吗？这个问题的答案也许已经部分地隐藏在日益频繁的自然灾害中。土耳其大地震、新疆大地震、伊朗大地震、阿尔及利亚大地震、台湾地震、日本地震等等似乎在暗示着我们地球的愤怒，夺去数以万计生命的印度高温、欧洲高温，以及频繁发生在全球各地的洪水和台风似乎在向我们讲述着人类征服自然背后的故事。地球生态严重失衡已为人类生命延续的前景罩上了阴影，1989年时代杂志年度风云人物刊登的是“危机中的地球”并非耸人听闻。
     英国利物浦大学的生态批评教授乔纳逊•贝特在《大地之歌》中写到：“公元第三个千年刚刚开始，大自然已经显示出种种危机，…矿物燃料的大量使用所产生的二氧化碳限制了来自太阳的热量的散发，从而导致了全球变暖。冰川和冻土不断融化，海平面持续上升，降雨模式在改变，暴风日益凶猛。海洋遭受过渡浦捞，沙漠化程度在加剧，森林覆盖率正急剧减少，淡水资源匮乏日益严重，我们这个星球上的物种在加速灭绝。我们生存在一个到处都是有毒废弃物、酸雨、和各种有害化学物质的世界，…我们不得不一再的叩问：我们究竟从那里开始走错了路？”4
     生态批评在对人类文明发展的质疑声中应运而生，也是在生态危机昭然可见时应运而生。它表明文学研究者对生态环境实际问题的关注，表明文学研究者相信文学蕴含着丰富而宝贵的精神资源，可望用于修补导致人类物质文明发展过程中对生态环境造成破坏的人与自然不协调的对立关系。正如美国米都博利（Middlebury）大学的英语教授杰•帕理尼说：“这是一种向行为主义和社会责任感回归的标志，象征着对于理论更加惟我主义倾向的扬弃，从某种文学观点来说，它标志着与写实主义重新修好，与掩藏在符号海洋之中的岩石、树木和江河及其真实宇宙的重新修好”。因此，如何让梭罗呼唤人类回归自然的声音重新震响？如何承继梭罗的使命唤醒人类与自然相通的意识以求得与自然和谐共处？如何让文学成为有益于修复地球生态的人文能源资源？如何将文学批评研究视野引向早已被忽略的自然生态，重新检视人与自然，文学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如何从生态学的角度进行文学批评，使处于不确定状态之中的文学批评与科学话语联姻，共同面对我们生存的世界不容忽视的不断恶化的环境问题便成为生态批评家研究的主要课题。
    
     二．
     生态批评，作为一种文学批评潮流，具有很强劲的发展势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生态批评从零散发表的关注自然生态的文学作品和分析自然主题的学术文章中初露端倪。学术领域最有代表性的当属联合研究所教授约瑟夫•密克尔教授和威廉姆•鲁克尔特的著作。1974年，美国学者密克尔出版了专著《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研究生物学出身的密克尔在这本书中主张，批评应当探讨文学所揭示的人类与其他物种之间的关系，要细致并真诚地审视和发掘文学对人类行为和自然环境的影响。他首次尝试着研究文学艺术与科学生态的关系。书中从生态学的视角重新审视古希腊戏剧、但丁、莎士比亚以及当代一些文学作品，并提出文学的生态学这一术语。1978年，鲁克尔特在《文学与生态：生态批评的一个试验》一文中，将生态学和生态的概念引入文学批评，首次使用了“生态批评”这一术语，并提出将文学与生态学结合起来，建构生态诗学体系的主张。
     进入二十世纪八十年代，随着环境意识的提升，环境文学作为一门课程开始进入大学课堂。1985年，现代语言学会出版了弗莱德里克•威奇编写的《环境文学教学：材料、方法和文献资源》一书，激发了文学学科领域内对环境与生态文学课程的关注和认识。1989年，爱丽莎•奈塔奇创办了《美国自然写作简报》，增进了对自然与环境写作方面的信息交流并提升了对生态文学研究的意识。美国的一些大学开始在环境研究的课程设置中增加了文学课程。一些英语系也陆续把环境文学纳入教学课程中。1990年，内华达大学率先设立了“文学与环境”教授席位。到目前为止最重要的生态批评论文集《生态批评读本》的主编之一，格罗特费尔蒂成为首位文学与环境教授。她在攻读博士学位期间就对文学与环境的关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开始收集这方面的学术文章，致力于生态批评的发展。近十几年来，美国大学里有关生态文学和文学与环境的课程不断增加，仅美国的文学与环境研究协会（ASLE）网站就可以链接到150所大学所开设的环境与文学的课程。劳伦斯•布衣尔在哈佛大学开设了“美国文学与美国环境”课程，并在课程讲义的基础上写作了生态批评里程碑式的专著《环境想象：梭罗、自然书写和美国文化的构成》。在耶鲁，从本科一年级到研究生阶段都提供了生态文学的选修课程。此外，弗尼亚大学、亚利桑那大学、科罗拉多大学、乔治亚大学、俄勒冈大学、犹他大学和威斯康星大学也都相继成为生态批评发展的重镇。
     在生态文学教学发展的同时，生态批评的学术研讨规模也迅速扩大。1991年，现代语言学会在哈罗德•弗洛姆主持下举行了题为“生态批评：绿色文学研究”特别讨论会。1992年，在西方文学学会年会上，成立了“文学与环境研究会”简称为ASLE。该研究会在美国内华达大学成立，该大学环境艺术与人文中心主任斯洛维克担任第一任会长。这是一个国际性的生态批评学术组织，目前会员已达千余人。在德国、英国、日本和南韩等国设立了分会。该学会每两年举行一次年会。1993年帕特里克•墨菲创办了生态批评的研究刊物，《文学与环境跨学科研究》。1995年，ASLE首次学术研讨会在科罗拉多召开，会议收到两百多篇学术论文，通常这次大会被公认为生态批评观念或潮流形成的标志。1999年的夏季，《新文学史》出版了生态批评专刊，推动了生态批评的深化。2000年，在爱尔兰科克大学举行的多学科国际学术研讨会把“环境的价值”定为会议的主题。同年10月，在台湾淡江大学举行了为期两周的国际生态批评讨论。2001年，在中国北京，中美比较文学双边讨论会特别举办了题为“全球化与生态批评”的专题研讨会。与会学者提出了如何参与生态批评以及中国有哪些资源可供开发等问题。以上事实表明，生态批评已经迅速发展为当今文学研究的显学。美国批评家斯莱梅克说，“从八九十年代起，环境文学和生态批评逐渐成为了一种全球性的文学批评现象”。
    
     三．
     生态批评旨在探讨文学与自然环境之间关系，是向自然延伸的文学批评视野。术语的出现和概念的界定一开始就带有跨学科性，消解性或批判性，现实责任感的实践性，以及有机整体的自然观念。
     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体现在观念的出发点、概念话语的使用、研究的视角以及学科的建设上。首先生态批评源自文学批评向科学的跨越。生态批评的缘起就是要把“生态学与生态学的概念应用到文学研究中来，因为生态学（作为一门科学，一个学科，人类想象的基础）相对我们所研究的学科来说，与我们生存的世界的今天和明天有着最直接的联系”4，普林斯顿大学霍华斯教授在“生态批评的某些原则”一文中，提出如果生态批评家不了解生态学这门课的始末，就无法完全把握生态批评这个术语所内含的生态问题。生态批评以关注自然生态为出发点，把文学批评带回了我们的家园——自然的视野，在科技主宰话语的时代，文学批评的视野向自然生态延伸，关注生态危机的生活现实，惟有与自然科学中的生态科学进行近距离的接触，跨越学科自身的围栏，与生态科学互动，才能发挥批评的力量。而具有跨学科身份的文学批评者的介入更加显示了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生态批评开拓先锋《生存的悲剧，文学的生态学研究》的作者约瑟夫•密克尔本人就是一个例证。他是生态学专业出身的比较文学研究者。他的硕士学位和博士后工作的专业都是生态学，而博士主攻方向却是比较文学。他尝试将文学作为了一个模拟生态场，把科学概念：“生态学”引入文学批评，让最新的科学与文学联姻，打破了学科之间的围栏和分离的状态，试图从科学与人文联合的视角找出生态学的文学阐释模式。从而使一直处于不确定状态的文学批评有了延伸自身学科的视野——自然生态视野。而自然生态从来就是文学作品世界的一个组成部分。拉夫在他的新作《应用生态批评：文学、生物和环境》一书中强调文学、文学理论与生命科学相联系的重要性。他指出生态批评的基础是进化论生物学的模式，尤其应该是泛学科的社会生物学的结合。克洛伯尔在他生态批评专著中也运用了生物学的知识进行论述。布依尔在韦清琪对他进性的访谈中说：“生态批评一开始就是从跨学科的兴趣出发的。具体地说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1）生态学作为文学研究的阐释潜能；2）将人文学科与不同领域的自然科学结合为一体的理论，如威尔逊（E.Ｏ. Wilson）的社会生物学和拉夫洛克（James Lovelock）的盖娅学说（Gaia Theory）、3）科学史以及所谓的“科学学”等文化构成主义理论。”5
     生态批评跨越性不仅体现在向自然科学方向的学科跨越，也体现在人文科学内部的学科跨越。它具有将哲学，社会学，政治学、伦理学、文化学结合为一体的的跨越性特征。自从1866年，德国动物学家海克尔在“探讨动物与有机和无机世界的整体关系”的意义上首次使用生态学一词以来， 尤其是20世纪中叶以降，生态环境日益恶化，人类的生态意识也日益增强，生态理念逐渐渗透到文艺、科学、政治、经济、伦理道德等人文学科的各个领域。成为人文科学必须面对的共同的课题，是我们各学科乃至意识形态的共同背景之一。深层生态学和生态女性主义为生态批评向纵深发展，进行深层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提醒人们要把地球看作是有生命的存在物，因此有必要从伦理的角度理解人与地球的关系。文学批评的视野向自然延伸正是本着关爱自然，保护生态环境，挽救日益危机的大地的伦理倾向进行自然写作文学的研究。田园主义意识的再思考则是利用文学文本论证文化概念的尝试。是对社会文化结构和生产模式发展的重新检视。正如美国的利奥•马克思在他的《花园中的机器》一书中所说：“他要利用文学文本中所蕴含的思想和集体想象的成果——也就是文学作品中的‘文化符号’进行文化学的阐释。”6生态批评的主将哈弗大学教授劳伦斯•布依尔在他的著名生态专著《环境想想：梭罗、自然写作以及美国文化的构成》中指出，要以“投身于环境主义实践的精神研究文学与环境的关系，”并进一步指出“如果我们从聚焦环境的各种视角探究环境问题，表达对环境问题的关注，而不是确立教条的政治解决环境问题的方案，那么生态批评将是一个充满活力的有无限发展前景的学术领域。”7换句话说，生态问题是政治问题、社会问题、伦理问题。文学批评要综合各个侧面的视角切入到生态问题的研究中，使之成为一个多元化的开放的学术平台。所以，生态批评的跨学科性特征体现了学科自身方法论的开放的策略。
     生态批评的消解性或批判性承继了绿色革命的意识形态。“它最终是要创造全新的永恒整体和美——重新建立人与自身、人与他人、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土地的关系”8。带着这种意识，生态批评将要从认识论上对西方根深蒂固的人与自然二元对立的思想观念进行清算。小林•怀特在“生态危机的历史根源”一文中，从宗教的视角指出了造成今天生态危机的西方二元对立思想的根源是在于基督教文明本身的发展。简单地说：在西方文明中，如《圣经》“创世纪”篇所描述的上帝把统治控制自然的权力交给了亚当（人类的代表）之后，人与自然就确立了主体和客体的关系， 不仅如此，“人可以打着上帝的旗号为了人自身的利益对自然进行肆无忌惮的掠夺。”9一旦这样的观念树立起来，人对自然的认识和利用甚至大举侵犯就成为了合理合法的。而科学技术的发展更使人在自然面前巨人化，而使自然处于弱势、沉默的地位。“人优越于自然，蔑视自然，肆无忌惮不及后果地利用自然”走到今天，从生态地后果看，已造成了不可收拾的局面。小林•怀特认为“我们拯救自然的行为取决于我们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观点和信仰”10在重新调整人与自然的关系上，他试图从改革基督教的信仰入手，推崇圣•弗朗西斯的人性观，抛弃人高于自然的等级观念，而把人当作与上帝其他的造物平等的物种来看的民主观。可以说他对生态危机的剖析是深刻的。触到了西方二元对立思想根源的痛处。基督教的世界观是从创世走向末世的直线模式。而且在逐渐取代了古希腊和东方思想中的循环往复的自然观。这种直线模式的自然观直接影响了人类对自然的态度。一旦持有地球终究是要毁灭的观念，对自然环境的破坏就会无所顾忌，只要今天生活改善了哪管明天地球怎样的短浅的及时行乐的世界观对当今我们面临的生态危机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而要想挽救地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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