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时代生态批评的生命智慧与文学盟约
摘要：
全球化时代，因发展需要及由此而来的利益追逐，极大地刺激了人类的消费欲望与功利心态，导致地球临近“成长的界限”，造成严重的生态失衡和价值紧张。在这种情形之下，具有现代思维特征和显著生命智慧的生态批评应运而生，它与生态文学的天然盟约，为修正人类前进的错误方向提供了有力的文化保障。
关键词：全球化时代；成长的界限；生态批评；生命智慧；文学盟约
生态批评在全球化时代显示出前所未有的必要性与迫切性。这并非阁楼里几个相关学者一时的心血来潮或梦中呓语，而是日趋严重的生态时势强力压迫和激情呼唤的结果。
众所周知，“全球化（Globalization）与全球性(Globality)已经成为世纪之交的热门话题。辨证地看，全球性是全球化过程的基本属性和必然结果，反过来又影响全球化的进程和样态。全球化过程可能也必然带来一系列全球性问题。用俄罗斯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主导研究员、俄罗斯哲学学会副主席、‘全球学’的积极倡导者丘马科夫博士的话说，‘全球性问题是一个由当今世界的各种反映整个人类生存严重危险的紧迫矛盾构成的极为复杂的综合体’。”[1]因此，全球化时代生态批评的横空出世其实有着逻辑上的必然性，生态批评巨大的生命智慧及其与文学形态的文化盟约也因此具备了学理上的合理性。
“成长的界限”：全球化时代的伤痛
1972年，罗马俱乐部发表了关于人类危机的第一篇报告，名为《成长的界限》。其中指出，如不有效抑制经济与人口增长，地球及生活在地球上的人类将由于环境污染和食物不足而在100年内毁灭。此言既出，全球震惊。随后，人类虽然做出了一系列艰辛的努力来减缓经济发展、人口增长、资源利用和环境破坏，以延迟那个令人惊惧的“毁灭”预言的早日到来，但地球和人类“成长的界限”确实异常快捷并日渐尖锐地显露出来。这无疑已成为全球化时代不能忘却的伤痛。
一、效益求同与个性趋异
弗·詹姆逊在《论全球化的影响》中指出，全球化的影响主要有五种不同的形式，即技术的、政治的、文化的、经济的和社会的。尽管表述有所差异，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这就是——经济交往、政治联盟、科技互惠、信息共享乃至军事合作已经成为全球化时代显著而重要的特征。换言之，全球化时代的效益求同功能明显增强，人类面临着更多的共同问题。无论是国家与民族，还是阶层和个人，都无一例外、理直气壮地追逐着最大速度的经济发展和最高效益的利润分配。特别是对于科技的青睐、信息的依赖和政治的亲近，似乎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突出，西方大国的风吹草动即刻牵动全球人的心弦，强国趣味多半能够迅速风靡全球成为时尚标榜。各民族、各地区、各文化系统之间的彼此尊重与相互认同成为全球性的共同呼声，桃花源式的“隔世”情怀因其明显的反现代性而遭到拒绝。“现在提及频率极高的无过于人权、平等、法制、自由、公正、同情、尊严等语词，这些价值观念已经被作为普世的东西而加以认可和推行，并成为人与人、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之间交往的最基本的价值准则。”[2]与此相关，“文化的民族主义者绝对有理由坚持我们的目标应当是解决我们自己的问题，而愈益突出的则是由于全球化无所不及的整合力，我们将很难找到所谓纯粹的中国问题。”[3]在此情况下，发展与安全成为我们的集体需要，人类、地球、宇宙等概念明白无误地上升为这个时代的关键词。
另一方面，全球化时代在效益求同的同时，又不遗余力地倡行个性趋异。求同与趋异，本是一对正反相成的矛盾范畴。正因为全球化过程自含的求同功能，使得国与国、民族与民族、人与人之间的差异正在不断缩小，信息共享和价值趋同在带给人们巨大便利和效益的同时，也在无情地磨损着各文化主体的个性化存在。因此，几乎在不由自主地跟进世界潮流的同时，各文化或价值主体总是惧怕模糊了自己的文化身份，总是想方设法地保留或复兴自身的个性特色，强调个人的独立性和文化的独特性，并每每打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保护伞。我们还注意到，自我推销与夸张贩卖也成为全球化时代个性趋异的重要实现形式。难怪李东阳说，“这是一个推销的时代，酒好酒坏都怕巷子深，所以每个人都变得特别浮躁——只想千方百计推销自己，只靠别人的夸奖活着，只相信被市场认可的价值。”[4]这正是全球化时代“全球人”的生存状态。
总之，全球化时代的效益求同、个性趋异以及二者间的冲突与磨合，较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显要和强烈，并由此进一步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和功利心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