适应气候变化，人类是否力不从心

 

据布赖恩介绍，澳大利亚正在经历的气候变化就是降水的减少，而澳大利亚的粮食出口占世界粮食市场的很大一部分，这势将影响世界的粮食贸易。

 

布赖恩坦陈，中国的粮食和矿石要从澳大利亚进口，而澳大利亚的机械产品依赖“中国制造”。不过显然，由降水减少导致的粮食产量下降，正使这种所谓的“互补贸易”逐渐失衡。

 

 

 

前来参加名家对话活动的中国科学院新疆生态与地理研究所研究员赵成义向《科学时报》记者介绍，全球平均气温在过去100年间升高了0.74摄氏度，中国升高了1.1摄氏度。全球范围的升温导致很多极端气象灾害的出现，也使农业结构、农业病虫害发生规律和农业气象灾害发生规律产生了变化，给农业生产造成很大困难。

 

“旱灾、雪灾已经给中国农业带来巨大影响，我们的农业前景令人堪忧。”赵成义说。

 

资料显示，我国华南、华北和西南等一些地区的气温已经接近农作物生长适宜温度上限，气候变暖使作物生长发育加快，生育期相应缩短，没有足够时间使庄稼形成饱满的粮食，致使产量逐步减少。而在北方，由于冬季变暖，冬季小麦的生长也受到影响。

 

此外，近20年来，气候变暖导致我国农作物因旱受灾面积和粮食产量波动呈加大趋势。近几年，每年受旱耕地面积约2200多万公顷，因旱灾每年损失粮食1000万吨，最严重的2000年、2001年损失每年超过5000万吨。

 

参加对话活动的中国农业科学院农业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研究员林而达向《科学时报》介绍，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宁夏、广东、青海、新疆都有所行动，比如，“新疆地方政府已经注意到冰川融水问题可能带来的影响”。

 

赵成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肯定地说：“气候变化已经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事实。能源紧张迫使我们不得不开发和发展生物能源，但这带来了与粮食生产的矛盾。”

 

能源紧张带来的系列反应是全球性的，但对自身眼前利益的权衡影响了从共识到行动的速度。美国环保协会首席经济学家杜丹德就表示：“我们（美国）没有关注自己的能源消耗和能效。在美国，只是在大量消耗能源。”

 

杜丹德曾为卡特政府服务。在他的记忆中，没有任何一届美国政府采取措施应对汽车尾气的排放问题。但他对美国下届政府抱以厚望。据他介绍，能效方面，美国已经从经济学角度关注二氧化硫和酸雨问题。

 

 

“我们的工作重点就是要了解中国的基本情况。我是经济学家，因此会从宏观系统的角度来讨论问题。比如，我们会研究气候变化所导致的农产品价格的变化；我们还会以微观的角度分析极端天气事件对农业的影响。”

 

杜丹德表示，以前农民都是靠天吃饭，现在，从产业的角度看待农业，就必须进行科学的种植，比如土壤科学，对指导农业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他表示要从农户的角度观察问题，找到相关的其他系统。比如，过度使用化肥使农业用地和地下水受到污染，并向大气中排放了过多的二氧化碳，这就是一个系统问题。

 

据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相关报告提供的数据，农业温室气体排放在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中所占的比例大于整个运输业所占的比例，约占全球温室气体排放总量的14%，主要体现在4个方面：饲养反刍动物，如牛、羊、骆驼等，饲料在其肠内发酵引起甲烷排放；种植水稻，因土壤长时间用水淹没，形成厌氧条件，产生并排放甲烷；农田过量施用氮肥，造成土壤中的氧化亚氮排放；家畜粪肥处理过程也会引起甲烷和氧化亚氮的排放。

 

“我们不仅要减小还要适应气候变化，这包括提高资源使用效率、减小气候变化的趋势，提高适应地域气候变化的能力。比如新疆是棉花产区，由于比较缺水，就要充分考虑用水效率。”杜丹德表示。

 

“适应”是此次对话活动出现频率很高的一个词。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第二工作组主席马丁·派瑞也表示，全球气候变化中，有一半的效应是需要通过适应来应对的，因为很多变化不能逆转。目前，非洲的粮食问题很严重，气候变化很明显，而非洲国家的治理能力又很差，这导致危机进一步加深。

 

他提醒：“中国一定要注意这些问题，要适应气候变化。比如，按照长期的预测，有些地区可能变成适合粮食的种植区。”

 

马丁举例说，他的一个亲戚曾经和他一起经营一个农场，以前种植大麦，后来因为水热条件的变化，就开始种植玉米。“对我们来讲，区域性的适应措施是很重要的。”他说。

 

当然，马丁提醒，人类现在面临的很多问题都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建议的提出必须具有可靠性。对于气候变化，有些地区会是受害者，有些则是受益者；而如果不采取措施，可能全部都是受害者。

 

杜丹德在发言中表示，气候变化的未来是很难预测的，因此，提供一个未来气候变化的趋势、在政策计划制定中加入适应气候变化等内容已迫在眉睫。对中国而言，气候变化对农业的影响很大，应该有适合农村的能源发展路线。

 

不过，问题显然没有那么简单。

 

“中国农村发展远落后于城市，如气化炉、沼气池的推广很难，主要是投入问题。因此，发展农村经济是件非常紧迫的事，只有经济得到发展，才能使适应气候变化的措施得以实施。”林而达向记者表示。

 

林而达说，在适应气候变化的问题上，能力建设与经济发展水平必须一致。因而，要通过整合性的政策，把不同问题放在同一个大背景下考虑和研究，只有这样，才能顺利穿过政策执行中的“荆棘地”。

 

政策“荆棘地”现象在全球具有普遍性。政治体制之外，社会经济障碍同样明显，共识也更差些。比如，西方企业和中东的石油国家就非常抵触对气候变化的适应。也因而，“适应气候变化措施的灵活性很重要”，马丁表示。

 

 

1996年美国颁布了《联邦农业改进与改革法案》（FAIR）。该法案规定对于种植小麦、玉米、高粱、燕麦水稻和棉花的农民进行直接收入补贴。据统计，美国在2002年对本国棉花出口进行了39亿美元的补贴，是其向非洲国家提供援助总额的3倍。

 

该法案的出台受到非洲国家的严厉批评。2004年3月15日，联合国非洲经济委员会执行秘书阿莫科在亚的斯亚贝巴召开的非洲联盟理事会上说，发达国家对其农产品的出口补贴政策严重阻碍了非洲国家平等参与国际贸易市场。数据表明，由于发达国家的补贴政策，非洲国家在国际市场上的贸易份额不断下降，1980年为6.3%，而2000年仅为2%。

 

“如果给了一个人，那就改变了另外一个人——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问题。我们需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办法。”据杜丹德介绍，在美国，不论是学者、公众还是国会议员，都认为能源补贴的行动非常匆忙。他们认为，即使发展生物乙醇，对于减排的贡献也是很少的。

 

马丁甚至表示，“在美国，生物燃油产生了‘灾难性’的后果，但农民非常支持这个政策，因为小麦价格涨起来了。”马丁去年7月份写了一篇论文，专门讨论世界粮价问题，他的一个主要观点就是，“美国对生物燃料是欠考虑的”。

 

对于通过补贴来制造贸易障碍的问题，杜丹德表示，WTO将在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方面出台措施。因补贴问题涉及国家粮食政策，并在不断变化，因而很难有一个完美的解决方案。当然，他认为对于节能减排的投资符合WTO的精神，而国际社会最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区分哪些是对于节能减排的补贴问题，哪些是纯粹的粮食问题。

 

另据记者在会上了解到的最新情况，尽管气候变化呈不断加剧的态势，世界各国在与气候变化相关的谈判方面仍然缺乏急迫性，谈判进展很慢，应对措施远远不够。

 

“希望各国之间的气候变化谈判能够更加务实。”UNDP中国项目的气候变化国际咨询顾问路易斯·戈麦斯表示，“很难定义各国的责任。各国的承诺都是以本国利益为中心，很难达成一致。为了实现全人类的利益，各国应该作些让步和妥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