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赵永新  刘  毅

　　初夏的微风并没有把人们对沙尘暴的印象吹散， 沙尘造成的种种“不爽”让大家记忆犹新，有关沙尘暴的诸多疑问仍未“尘埃落定”。近日，本报记者采访了相关专家、官员，请他们对沙尘暴进行会诊。

　　受访专家――

　　张小曳：中国气象科学研究院副院长、中国气象局大气成分观测与服务中心主任

　　杨维西：国家林业局防沙治沙办总工程师

　　陈广庭：中科院寒区旱区环境与工程研究所研究员

　　高焕文：中国农业大学教授

　　宗锦耀：农业部草原监理中心主任

　　蒋高明：中科院植物所首席科学家

　　沙尘暴来势汹汹，与生态环境变化有无直接联系？

　　一方认为：天气和气候是主导因素；另一方认为：生态恶化罪责难逃

　　据中央气象台介绍：截至５月２４日，今年我国北方共出现了１７次沙尘天气过程，按强度分类，其中强沙尘暴５次、沙尘暴５次、扬沙７次，可能是近７年来沙尘天气的第二个严重年份。

　　张小曳认为，今年沙尘频发的主要原因是：今春蒙古气旋活动频繁，且亚洲沙尘暴源区气温比常年同期偏高２―３摄氏度、降水偏少五至八成，部分地区偏少八成以上，导致沙尘源区（特别是北京北方的源区）表土含水量下降明显。沙尘暴是一种自然现象，天气和气候因素主导了亚洲沙尘暴的发生。我国部分地区有所发展的沙漠化过程虽对沙尘暴有所贡献，但它不是沙尘暴发生的控制性因素，不应夸大沙化土地对沙尘暴的影响。

　　研究结果显示，从上个世纪６０年代末期到２０００年，沙尘暴呈现为３―５年波动、总体下降的趋势。１９６０―１９７９年间的沙尘暴发生次数和强度要高于１９８０―２０００年的平均水平。２００１和２００２年是沙尘暴的多发年，２００３―２００５年沙尘暴显著减少，２００６年又有所增加。这种沙尘暴的长期变化趋势，与沙尘暴源区春季地表累积风速的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杨维西也持相同观点。他给出了两组数据。一组是：１９５４―２００４年的５１年间，我国北方地区年均发生沙尘暴天气的天数呈减少趋势，由２０世纪的５０―６０年代每年１９．４３天减少为９０年代的７．３９天；而同一时期，我国北方地区沙漠化土地年均扩展速度则逐年增加，由５０―６０年代的年均１５６０平方公里扩展到９０年代末期的３４３６平方公里。两相对比，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沙尘暴天气与土地沙化扩展没有必然的联系。他认为，决定我国境内沙尘暴格局与趋势的主要区域是荒漠地带，而不是干旱半干旱的农牧交错和草原带。

　　他同时认为，近几年“人努力、天帮忙”，北方荒漠化的情况与９０年代末相比，是趋于好转的；国家林业局２００５年发布的第三次全国荒漠化和沙化监测结果表明，全国沙化土地由９０年代末的每年扩展３４３６平方公里转为每年减少１２３８平方公里。所以，不能说今年沙尘暴天气偏多是生态恶化的必然结果。

　　对此，参与国家“沙漠化”９７３项目(中国北方沙漠化过程及其防治研究)的陈广庭认为，“风沙风沙”，一个巴掌拍不响，沙尘暴天气是风与沙共同作用的结果，缺一不可，有风无沙或有沙无风，都不会产生沙尘暴。因此，不能因为５０多年来沙尘暴天气呈下降趋势，就认为沙尘暴天气与土地沙化没有直接联系。

　　对于近年来荒漠化由扩展转为减少的说法，陈广庭并不认同：短短四五年时间，北方的沙化面积就来了个“急转弯”，让人难以相信。他说，不能笼统地讲北方地区土地沙化是扩大了还是缩小了，应该分地区具体而论。自２０００年来，随着国家退耕还牧措施的推行和降水偏多的影响，内蒙古农牧交错区的植被在恢复，生态环境有所好转；但是，在广大草原地区，由于超载过牧、开垦和开矿等人为因素，其生态状况是持续恶化的；在包括甘肃民勤在内的西北部绿洲，由于上游来水量的减少和地下水的过度利用，生态状况也是呈恶化趋势的。

　　陈广庭还认为，虽然近５０年来总的沙尘天气呈减少趋势，但其中的沙尘暴却不是如此：近５０年来我国沙尘暴频数的年代际变化的特征是，６０―７０年代波动上升，８０―９０年代明显减少，２０００年以来又急剧增加，近几年处在新一轮沙尘暴活动的活跃期。尤其是西北干旱区，从１９９３年“５·５”黑风暴以后，每年都有几次强沙尘暴过程，并且有发生时间逐年提前的趋势，仅２０００年西北地区就发生强沙尘暴３次，今年强沙尘暴５次。可以说，从２０世纪中期以来进入新一轮沙尘暴活动的活跃期。这与我国北方地区生态恶化、沙漠化土地大面积扩散有直接关系。

　　宗锦耀认为，目前全国９０％以上的可利用天然草原存在不同程度的退化、沙化、盐渍化、石漠化，草原生态状况仍是“局部改善、整体恶化”。

　　北京的沙尘主要从哪里来？

　　一方认为：沙漠、戈壁是主要源地；另一方认为：沙尘主要来自退化草地和裸露农田

　　张小曳说，来自以蒙古国南部广大的沙漠和沙地为主体的源区、以塔克拉玛干沙漠为中心的中国西部沙漠区和以巴丹吉林沙漠为主体的中国北部沙漠区的沙尘释放量，约占亚洲沙尘释放总量的７０％，可视为亚洲沙尘暴的主要源地。

　　他同时认为，亚洲沙尘暴确有一部分来自主要由于人为活动新增的沙漠和沙地，也就是通常所说的沙漠化区域的贡献。中国沙化土地增加的面积不足于原有沙漠和沙地面积的１０％，人为导致的沙化土地产生的沙尘对沙尘暴的贡献比例较小。即使把现有沙地的扩张全部归因于人类活动，对亚洲沙尘暴的影响也只有约６％。

　　高焕文不同意这一说法。资料显示，自５０年代以来我国累计开垦草原约２０００万公顷，其中仅５０％被撂荒成为裸地或沙地。他们自２０００年至今的研究结论是：在单位面积内，裸露农田对浮尘的贡献率最高，退化草地和保护性耕作农田次之，沙漠最少。以裸露农田贡献率作１００％，其它分别为：３８．５％、２９％和１３％。根据中国科学院地学部的报告影响北京地区的沙尘主要发源于内蒙古中西部和河北北部 该地区林地仅占１３％草地占３１．５％，旱耕地占３２％。

　　高焕文认为，经过多年的风力运动，沙漠和戈壁上的浮尘（２０微米以下）比例很小。根据他们对内蒙古浑善达克沙地和河北丰宁坝上农田的测定，沙地７２％是大于２５０微米的粗沙，２７％是１０―２５０微米的细沙，浮尘不到１％，而农田中浮尘比例高达１２％。粗颗粒的沙子很难被风吹上高空，即使飘起来后也会很快降落，是不大可能长途运送到北京的。因此，就北京地区飘落的沙尘而言，主要是来自裸露农田和退化草地。

　　实验结果表明，如果对北京正北方８０００多万亩旱耕地全部实行保护性耕作，可以减少降尘４０％―７０％。

　　陈广庭补充说：据粒度分析资料，沙漠所含悬移（尘）只有０．２％，虽然面积较大，但总贡献不如尘土数量达到６０％以上的翻耕农田和沙漠中的干湖盆等沙漠化土地。

　　对此，杨维西总工认为，沙漠、戈壁的沙尘吹不到北京的认识缺乏科学依据。首先，沙漠、戈壁上存在大量细小沙粒，这些沙粒是由最初的块石、砾石和沙粒在不断的运动、风化中经过反复的破碎与磨损形成的；其次，在强风的作用下，沙漠、戈壁中的沙粒以跳跃或蠕动的方式不断地运动，运动中的沙粒不断地发生碰撞、磨蚀，从而产生大量的粉尘。他举例说，非洲撒哈拉沙漠中产生的沙尘暴，能够吹到欧洲，距离长达３０００多公里，说明沙漠中产生的沙尘是能够长途运送的。

　　防范荒漠化，是以自然恢复为主还是人工恢复为主？

　　一方认为：自然恢复事半功倍；另一方认为：人工手段不可替代

　　《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纲要》提出，生态保护和建设的重点要从事后治理向事前保护转变，从人工建设为主向自然修复为主，从源头上扭转生态恶化趋势。

　　对此，蒋高明深表赞同。他说，几十年来，种树、飞播等人工手段一直是我国防治荒漠化的主要做法。而实践证明，人工建设往往事倍功半。他认为，人口增长、牲畜超载是导致荒漠化的重要因素。因此，要治理生态系统的退化，必须从解决人的出路问题入手，腾出大量的退化土地进行封育，使其休养生息，借助自然力实现退化沙地草地的生态治理。

　　他举例说，处于浑善达克沙地的锡林郭勒盟正蓝旗巴音胡舒噶查的４万亩退化沙地经过围封，短短几年，植被盖度就达到１００％，草已经长到１米多高，生态恢复到４０年前的水平。

　　蒋高明说，在草地生态治理中依靠土地自身的生命力繁育各类生命，是目前最合理、最经济、最有效的方式。近年来，内蒙古、陕西、宁夏等地采用的全年禁牧，就是通过大面积围封，让林草植被自然恢复，效果非常好。自然恢复迅速推广的关键，是加大对围封圈养、退牧还草的投资力度，对退出来的牧民进行适当补贴，有效地解决牧民出路问题。当然，蒋高明并不反对在流动沙丘上种本地灌木，适宜的人工措施可加快沙丘固定。

　　杨维西认为，提倡自然修复本身没有错，但也不能偏面夸大自然修复的作用。第一，不是所有的荒漠化地区都适合搞自然修复，比如许多流动沙丘，搁置几百年了都没有自然修复，而通过打草方格固定沙丘、飞播等手段，植被就恢复得比较好；第二，中国不同于美国、澳大利亚，人口众多，现在几乎到处都有人类活动，大面积围封不现实；第三，自然修复时间漫长，而我国治理荒漠化的任务非常紧迫，不可能只等待自然修复，如果辅助以适当的人工手段加快修复岂不更好。

　　阻挡沙尘，林和草哪个唱主角？

　　一方认为，应以草为主；另一方认为：不应排斥造林

　　多年以来，植树造林几乎成了防沙治沙的代名词。陈广庭指出，我国实施了几十年的“三北”防护林工程，以及近年启动的京津风沙源治理工程等，其项目规划决策的主导思想一直是“以林治沙、以林防风”，对不同类型的沙漠化土地没有“因地制宜”，而是笼统地以“植树造林”一种措施应对。他说，我国９０％的沙漠化地区年降雨量在４００毫米以下，除局部水分条件较好的地方外，都达不到“植树造林”所需的条件。

　　陈广庭说，沙尘的移动有３种方式：蠕移、跃移和漂移。前两种是主导，离地面高度４０厘米左右，后一种在高空５０００米左右――防护林对沙尘的阻挡作用非常有限。

　　对于在草原上种树，宗锦耀更是坚决反对。他认为，草原上种树破坏了表层土壤和原有的生态系统，不是保护生态，而是破坏生态。而当前，由于退耕还林的投资远远大于退牧还草，在利益驱动下，许多地方政府不顾当地的实际条件，热衷于在草原上种植杨树、松树等乔木，在内蒙古许多地方，这样的现象比比皆是。

　　宗锦耀说，草原地区大多在海拔１５００米以上、降雨４００毫米以下，根本不适合植树造林。我国拥有各类天然草原近４亿公顷，占国土面积的４１．７％，是耕地面积的３．２倍、森林面积的２．５倍，防治荒漠化的主战场应该是草原恢复。

　　对上述观点，杨维西认为，首先，在“三北防护林”和京津防沙治沙工程中是林草结合的，并不完全是种树，即使种树也种的不全是乔木。林业部门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宜乔则乔、宜灌则灌、宜草则草。比如近些年在内蒙古地区，柠条等灌木就占了８０％。其次，防治荒漠化是该种树还是该种草，不应一概而论或绝对化，片面强调哪一个都不好。他认为，不能说降雨４００毫米以下的地区就一律不能种树。例如，西北部的绿洲是灌溉农业，靠的不是天然降雨，在绿洲周围应该种植杨树等乔木，保护村庄和农田；在草原地区的村庄、城镇和道路两边，也不应全部排斥种树。

　　至于在草原上只种杨树等乔木，杨维西也持反对态度，但他认为即使有也只是个别现象，并不普遍。

    《人民日报》 (2006-05-25 第16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