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乡村教师的环保情结
岳父说女婿会看风水
刚到重兴的柴尔红和村里搞了一个实验，弄了几十亩地，各种了700棵枣树和桃树，还种了苜蓿草和一些低矮的灌木，他想利用适合当地自然生态环境的方法解决水的问题。1997年种下的，当年秋天就长到了一人多高。可这个实验还没有到检验结果的时候就夭折了，“后来我们当地主管教育的领导就说，哎呀！你是教师，还是专心教学吧。让我把这事交到村上了。交到村上后没人管，陆续死了。”
柴尔红说到那些树还是有一些遗憾：“那天我还下去看，残留的苜蓿草还活着，枣树等早就没影了。”
树死了，思想上的压力更大了。“开始的时候压力特别大，领导同事、亲戚朋友们都说，哎呀！那个人啊，神经不对劲。”柴尔红爽朗地笑着说，“我才不管他们呢！反正我热衷此事，觉得生命才有意义。那时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自己的生活自己安排嘛。上完了课，孩子吃饭问题解决了之后，在清静的环境中看看书，上祁连山脉徒步考察，我就觉得浑身来劲。”
从1998年开始，柴尔红又发现了一条“曲线救国”的道路——写文章。柴尔红把自己的生活水平降到最低，节省出来的工资和稿酬全都交给了家里，一心一意为他的目标奋斗。
文章发表了，人们的思想开始转变了，家里人也开始理解柴尔红了。“我岳父岳母去过我教书的乡村，看到那边的环境，跟人家说，‘哎呀！我们女婿会看风水！’”柴尔红的女儿也对爸爸的事业挺感兴趣，“我用过的地图册，她拿起来一页一页地翻，黄的是沙漠，绿的是平原。说到生态环境时，她也特别来劲。”常年在外，说到女儿，柴尔红眼里闪过一丝内疚。 “她也五年级了，很多事情能理解了。现在电话也方便，我们思想感情上是相通的。”
环境恶化
使他内心冲动
柴尔红在重兴教的是一二年级的小娃娃，“语文、自然、唱歌，什么都教。有时我就把娃娃们带到河边去野炊，给他们讲河是怎么流过来的，祁连山的雪水是怎么回事，我们怎么才能有水，他们特别喜欢。我就在玩儿的时候教乘法口诀、加减法、拼音，孩子学了还高兴，每次考试都是乡里十几所学校的一二名。我觉得素质教育和身边的事情结合起来才有效果。”乡里的学校每年只要期中和期末两次接受教育部门的检查，而分数就是唯一标准。“乡村的学校状态比较散，反而提供了自由的空间，课堂上也可以充分发挥。”
而当年刚刚参加工作的柴尔红，就没有这么幸运了。想起当年在民勤县城教初中时发生的一件小事，柴尔红诡谲地笑了起来。“当时我带的班是初一，学生学习好的和差的之间两极分化，关系紧张。我就在后面的黑板上写了个标语，‘我行，你也行；你行，我也行。’意思就是把同学们融合在一起。我们那个校长和领导见了，说你怎么不写个向雷锋学习啊，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啊，你这写的是啥意思嘛！”
虽然没有机会上大学，但一个偶然的机会却给柴尔红打开了一扇通向世界的门，改变了他的世界观。1985年刚刚开始教书时，柴尔红在《中国青年报》上看到一则中国文化书院中外文化比较研究班的招生启事，授课的老师都是大师级的人物。“我那时觉得上了这个学校能把心中的一些谜团解开，就报了名，寄过去了100多块钱。” 《西方文化概论》和《中国文化概论》是柴尔红最感兴趣的课程。3年函授，大量的阅读，文化、艺术、哲学、宗教，柴尔红觉得“自己对一些事情的把握和理解上逐渐上了台阶”。1997年后，柴尔红的阅读书单上又加上了关于生态环境的著作。
柴尔红现在正在做他的第一个项目——和乐施会合作，在民勤建立一个节水试点，教给乡亲们另一个解决沙漠化的方法。“我们现在做的这个事情就是在找到保护自然、保护环境、节约用水与人的生活收入的改善之间的衔接点。不能要求普通人也以保护生态和环境为准则，多数人想的还是眼前的利益。”
柴尔红最喜欢的音乐是贝多芬的英雄交响曲。说到英雄的第二乐章，曾经“五音不全”的柴尔红，一边哼唱一边打起拍子来。“第二乐章反映的就是那种苍凉，那种悲伤，无穷无尽说不出来的悲伤。这种悲伤正反映了我们家乡生态环境的恶化。”贝多芬的英雄也许是为拿破仑而做，但柴尔红却从中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力量，“那里面有一种英雄的精神，屡战屡败，屡败屡战。这种精神在不断激励人。虽然我知道事情最终没啥结果，但就是要为这个事情不停地奋斗下去。”柴尔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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