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福堂守护海南“海上森林”红树林
■我原来是飞行员，地上做了什么事，天上看得一清二楚。每当我看到那一片片天然林被斧锯腰斩，我的心就像在滴血
刘福堂对网络其实不太熟悉，他又患有糖尿病，打开电脑，一般坐上半个小时，就得休息好长一阵，才可能重新上场。
2007年，按照正常的轮序，他应当退休了。正在办理退休手续的时候，新任海南林业局长关进平，盛情挽留他多干一段时间。于是，2009年，他才算正式退休，彻底告别任职长达18年的职务——海南林业局森林防火办主任。
刘福堂出版了好几本书：《绿色的呼唤》，记载着他保护天然林的心路历程；《天地良心——我当政协委员的故事》，写的是他主动参与社会事件的详情；《生态斗士刘福堂》，汇总了报刊对他的报道。《天地良心》出版后不久，刘福堂有一天突发奇想，拎着两包书，到了海口的一个广场。那里全是咨询彩票的人。刘福堂把书在椅子上摆开，贴了张纸，写着10块钱1本。等了一个晚上，没有一个人问津。有个妇女走过来说：“天地良心？这样的书有谁看啊，你要是卖股票圣经、博彩秘笈，我就买。再贵我也会买。”
刘福堂1947年9月出生，河北兴隆人，“在校学的是林业，毕业后干的也是林业，对林业可谓情有独钟”（《绿色的呼唤·自序》），曾就读于北京黄村林校（现林业干部管理学院）。1967年，东北航空护林局到黄村林校招收观察员，他被录取，成为一名航空护林观察员。1988年，海南建省，他兴冲冲地调到海南省防火办。后来，“围绕保卫森林资源这个主题，我写了几十篇提案、大会发言材料和有关文章，拍摄了二十余盘录像资料”（《 绿色的呼唤·自序》）。有意思的是，从《绿色的呼唤》中，可以看到他对森林资源的态度，也有过转变。早年他在大兴安岭时写的诗歌和文章，也出现过杀狼仔、猎“傻狍子”等亲身经历的得意描写，如今他的态度已截然不同。
“我原来是飞行员，地上做了什么事，天上看得一清二楚。什么都别想瞒着我。每当我看到那一片片天然林被斧锯腰斩，我的心就像在滴血。”刘福堂经常重复这句话。1999年以后，海南大面积毁坏天然林，种植浆纸林，甚至准备把公路林、海防林都种成桉树。刘福堂终于忍不住了，挺身出来说话。他的名字也随之出现在公众面前。
1997年，海南正式引入浆纸林项目，投资上百亿元，包括60万吨纸浆厂和配套的350万亩浆纸林基地。一开始，刘福堂便意识到，这是一个“生态炸弹”，但那时的他并没有渠道发音抗议。
1998年，刘福堂任海南省林业局森林防火办主任。不久，以热带雨林著称的宝岛开始大规模毁掉天然林，改种马占相思树和桉树等浆纸林。刘福堂看到周遭不断有人卷入这个项目，而他所在的单位更被讽刺性地叫做“浆纸林局”。但也正是在这一年，刘福堂多了一个头衔——第三届海南省政协委员。这个身份给了他说话的另一条渠道。
1999年4月19日，省林业局办公室主任带着金光集团金华公司的人来到刘福堂的办公室，要求办理野外用火手续。那时，该公司烧山造林，但遭遇万宁等市县政府的抵制，被要求从省林业局办手续后方可烧山。此时，距海南森林防火禁止野外用火开禁只有11天(禁期是每年3-4月)，刘福堂坚持照章办事，请他们待禁期过后再来。他回忆道：“当时那人说，如果你不批，我脸面往哪里搁？我说，是你脸面大还是规章制度大？你们是大公司，你们带头烧，老百姓会跟着烧，那我们就很难管了。”面对来人一个多小时的软磨硬泡，刘福堂面不改色。后来，那人直接找刘福堂的上司签字。
2000年，在三亚荔枝沟已封了14年的封山育林区，被公司看中。因树长势良好，且有许多珍贵树种，三亚市林业局和田独镇政府都不同意，但最终还是被夺走1000多亩，被砍的树最大胸径达40多厘米。
频繁的灾难终于带来了使命感。刘福堂开始振作，不断地给政协写提案和大会发言稿，一次次发出呐喊。
2005年，他第一次动用手中的权力问责。
那年，海南遭受“50年一遇”的特大干旱，森林火灾频繁发生，其中印尼金光公司的林地发生的森林火灾和违章用火竟达56起。5月26日，刘福堂在琼中县察看火灾现场时，在金光公司的林地上发现一片3000余亩的火烧痕迹，十分震惊和气愤。刘福堂还查明，由于金光公司到处违章用火炼山，导致多处跑火成灾，造成中部山区琼中、乐东、东方、白沙、昌江等市县成片天然林被烧掉。
刘福堂连夜赶回海口，起草召开全省森林防火紧急现场会的报告。第二天下午，他拿着报告在省委第一会议室找到了省林业局局长朱选成，当时正在召开各新闻媒体参加的浆纸林宣传表彰大会。
朱选成同意了刘福堂的提议。5月31日，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奔向琼中县和平镇金光公司违章用火现场。这是一次动真格的现场会。会议通报批评金光公司在五市县的森林火灾和违章用火情况，并让各方都派负责人在会议上作检查。金光公司经理也作了检讨，表示“感到痛心和内疚”。会议责令五市县政府和林业公司在一周内向省政府提交整改报告，五市县都在规定时间内提交，但金光公司一直拒交报告，不过，其放火炼山行为始有收敛。
一位参加现场会的副市长深有感触地说：“这个会议在政治上的影响力远远超过了防火工作本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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