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全世界中国人的百年梦想和不懈追求。民族复兴的重要基础是文化复兴。世界环境文化的兴起，为中华文化复兴带来了重大机遇。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环境文化，就是为中华文化的复兴而奋斗，就是为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而奋斗。

　　什么是环境文化？凡致力于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关系，致力于可持续发展的文化型态，即是环境文化。环境文化是人类的新文化运动，是人类思想观念领域的深刻变革，是对传统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是在更高层次上对自然法则的尊重。几十年来，环境文化的理念广泛渗透到人类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领域，预示着人类文明已从传统工业文明逐步转向生态工业文明，并将以自然法则为依据来改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三百多年前，西方从传统农业文明转向了工业文明，形成了传统工业文明主导下的世界经济与政治格局。传统工业文明带来了科技与经济的飞速发展，带来了人类物质生活水平的极大提高。但其与生俱来的缺陷也日趋暴露：它采取控制和掠夺的方式，以惊人的速度消耗全球自然资源，排放大量自然界无法吸纳的废弃物，打破了全球生态系统的自然循环和自我平衡，使人与自然的关系恶化，造成了日益严重的环境危机，威胁着人类的生存发展。人们开始重新审视传统工业文明，反思它的种种弊病，以求摆脱它所造成的种种危机，以绿色取代黑色，以新型的生态工业文明代替传统工业文明。因此说，生态危机产生环境文化，环境文化的核心是生态文明。环境文化即是今天的先进文化。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只有一个地球，地球是我们和子孙后代唯一的家园。地球生态系统是脆弱的，如果听任传统工业文明对地球自然生态环境进行摧残和破坏，人类将无家可归。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是自然生命系统的一部分，不能独立于复杂的生态网络之外。人类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形式相互依存，相互制约，不可分离。

　　环境文化强调，人与自然的关系制约着人与人的关系。调整好人与自然的关系，便是协调人类的社会关系，便是追求人类社会的和平与进步。

　　环境文化强调，人类以文化的方式生存，所有先进文化都是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生存于自然中的文化不能反自然。文化与自然的辩证统一，就是人类生存的本质。

　　环境文化强调，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科学技术不应让人们误认为人类改造自然的能力是无限的。把“人定胜天”推向极致，将使人类陷入生存困境。

　　环境文化强调，环境的权利与义务必须统一。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必须与对环境的修复相平衡。发达国家和高消费人口是全球资源消耗的主体，他们有义务承担起更大的环境责任。

　　环境文化强调，自由是对自然法则的遵从，受自然法则的约束。自由不是贪婪与放纵。人类有享受物质生活、追求自由与幸福的权利，但这权利只能限制在环境承载能力许可的范围之内。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的人口占全人类五分之一；中国的环保问题对全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特殊的意义；中国的历史悠久，文化灿烂；中国环境文化将在广泛吸收世界环境文化优秀成果的基础上，向世人展现出海纳百川、与时俱进的独特风韵。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我国现实环境危机的反思与应对。

　　二战后的发达国家，盲目追求高消费与产业升级，并且向发展中国家大规模转移污染型产业。而发展中国家却仍未摆脱传统工业文明的框架，将制度优越性寄托于经济高速增长的“赶超战略”上，忽视了“可持续发展”与生态环境。中国也不例外。我国一系列严重的生态灾难事件，已使环境问题逐渐成为社会公众关注的焦点：中华母亲河黄河一年断流长达226天，使全国公众猛然警醒痛心疾首；大江大河的洪涝灾害，向公众展现了我国严重的森林破坏与水土流失；沙尘暴的肆虐，将公众的视线带向了我国大西北的草地退化和土地荒漠化；SARS的流行，引起公众对生态破坏的恐惧和对公共环境卫生的忧虑。这一切，促使人们去正视我国严峻的环境安全问题，促使人们更深刻地反省人与自然的关系，促使人们重新反思现有的生产和生活方式所带来的一系列价值观念。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

　　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是中国几千年传统文化的主流。

　　中国儒家提出“天人合一”，人事必须顺应天意，要将天之法则转化为人之准则，顺应天理，方能国泰民安。

　　中国道家提出“道法自然”。将“自然”这个概念提升到了形而上的高度。所谓“道法自然”，指的是“道”按照自然法则独立运行，而宇宙万物皆有超越人主观意志的运行规律。老子认为，自然法则不可违，人道必须顺应天道，人只能是“辅万物之自然而不敢为”。诚所谓“顺天者昌，逆天者亡。”

　　中国佛家提出“佛性”为万物之本原。宇宙万物的千差万别，都是“佛性”的不同表现形式，其本质仍是佛性的统一。而佛性的统一，就意味着众生平等，万物皆有生存的权利。

　　中国早就有自己的“环境文化”。四千年前的夏朝，就规定春天不准砍伐树木，夏天不准捕鱼，不准捕杀幼兽和获取鸟蛋；三千年前的周朝，根据气候节令，严格规定了打猎、捕鸟、捕鱼、砍伐树木、烧荒的时间；二千年前的秦朝，禁止春天采集刚刚发芽的植物，禁止捕捉幼小的野兽，禁止毒杀鱼鳖。中国历朝历代，皆有对环境保护的明确法规与禁令。中国今天的环保事业，是对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自然和谐精神的继承与发展。

　　中国环境文化是对世界环保理念的吸收和创新。

　　世界环保思想的实践，是中国环境文化的重要借鉴。一百五十年前，恩格斯说：“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这种事情发生得愈多，人们愈会重新认识到自身和自然界的一致。那种把精神和物质、人和自然、灵魂和肉体对立起来的荒谬的、反自然的观点，愈来愈不可能存在”。20世纪以来，世界环保主义对传统工业文明的高增长、高消费、高消耗的发展方式进行了有力的挑战。1962年，美国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所著的《寂静的春天》出版，标志着当代环境文化的兴起。1970年，罗马俱乐部发表的《增长的极限》，一度成为发展环境文化的理论基础。1972年，人类环境会议在斯德哥尔摩召开，呼吁世界各国共同保护自然环境，标志着环境文化的理念开始成为人类共识。1992年，世界环境与发展大会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文化的理念转化为可持续发展战略。2002年，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在约翰内斯堡召开，确认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与环境保护共同构成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短短几十年的时间，环境文化已演化为世界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它迅速超越国家民族以及政党学派的差异，成为人类和平发展的共同选择。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离不开经济的持续增长，离不开政治的长期稳定，离不开法治与德治的逐步完善，离不开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有序发展，离不开中华民族精神的大力弘扬。这一切，都与环境文化息息相关。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化，必须处理好这五大关系。

　　一、环境文化与经济增长

　　世界性的环境危机，突出地表现在传统工业经济增长方式与环境保护的矛盾上。否定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方式，探索生态工业经济的新型增长方式，是环境文化的重要内容。

　　大自然不是静态循环而是动态增长的，这是一条根本性的自然法则。在人这种复杂生命形式出现以前，地球上的各种植物与微生物不断进行光合作用，吸收和转化太阳的能量，将其积累在地球上，地球日趋肥沃，使其他生命形式得以繁衍。我国古代思想家将自然界动态增长的法则，概括为“生生不息”。马克思也注意到这一点，他将其概括为“自然生产力”。这种源自宇宙深处的增长力量，表现在人身上，就是对“增长”的追求。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一切站在“增长”对立面的力量，无论是思想观念还是社会制度，都会被人类历史的进程抛到一边。传统工业文明之所以能取代传统农业文明，是因为它打破了传统农业文明静态循环的经济模式，在“增长”上取得了革命性突破。但其致命缺陷，又在于它只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抛弃了自然循环法则，在生产过程中造成了大量的能耗和污染。自然界中本无废物，一种物种的废弃物，就是另一种物种的养料。人从自然界中获取物质和能量，要使它们再回归到循环使用的系统中，尽可能减少浪费和破坏。按自然法则运行的这种能量循环系统，正是中国古人所说的“天道圆圆”（《老子》十六章）。环境文化认为，地球的资源是有限的，要使人类的物质财富持续增长，就必须改变传统工业文明的生产方式，实现“污染排放最小化、废物资源化和无害化”，以最小成本获得最大的经济效益和环境效益，这便是循环经济。

　　在环境文化所营造的公众环境意识、社会环境道德和国家环境法律的压力下，循环经济在发达国家首先兴起，许多企业研制绿色技术；实行清洁生产；实现了经济与环境的“双赢”。可以说，是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工业文明，使传统农业的循环法则和传统工业的增长法则成功地结合起来，也使资本收益率与自然资源收益率的提高统一起来。

　　发展循环经济既是解决环境问题的治本之策，也是增强国家竞争力的重要措施。例如，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带来了日本节能技术的革命，并提出建立循环型社会，形成“慢节奏”的生活方式。可以预料，这种生活方式的改变，不仅能培育环境文化，而且将在资源环境极度紧张的时代，通过环保技术革命，占领新的经济制高点。

　　发展循环经济要求政府积极而科学地介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追求的是资本高收益率，其主体是实实在在的企业股东。而循环经济追求的是自然资源高收益率，其主体是抽象的全社会公众。谁来代表全社会公众，当然是政府。政府必须具备“绿色控制”能力，从追求单纯的经济增长到追求经济、社会、环境的协调发展，将环境文化的理念从单纯的自然环境保护扩展到教育、科技、企业经营及废物处理等诸多环节之中。通过环境教育、环境立法、环境税收、环境标志、环境审计、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战略环境影响评价（特指对重大政府政策进行环境影响评价的制度）等诸多手段，使绿色控制的链条从规划设计环节开始，到废物重复利用这个终端，实现完全的物质能量循环使用的目标。

　　发展循环经济需要社会的广泛参与。消费者是市场的主体，只有他们自觉地选择循环经济的产品，才能形成绿色消费市场，实现可持续消费。一些环保NGO是开拓绿色消费市场的先锋，它们通过劝导、宣传和示范等行为，深刻影响着消费者的绿色选择，影响着政府的绿色采购。据联合国统计署提供的调查资料，84％的荷兰人、89％的美国人、90％的德国人，在购物时，会考虑消费品的环保标准。绿色消费市场能阻挡非环保产品，成为拉动循环经济发展的强大动力。可以说，环境文化是绿色消费的根源，而广大消费者又在绿色消费中发展了环境文化。

　　二、环境文化与国家安全

　　从国际安全的角度讲，环境保护在全球的兴起，使环境文化构成了国际经济与政治关系中新的因素，成为国家安全战略不得不考虑的重大问题。

　　我国人口众多，资源匮乏，经济的持续增长，只能建立在以人力换资源的基础上，即扩大加工产品出口，扩大资源进口。近年来，对外贸易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但绿色消费市场的逐步形成，以及一些发达国家运用WTO规则提高涉及环境的技术标准，对我国的农产品、食品、印染、服装等行业的出口已造成重大影响。

　　传统工业经济的增长，往往建立在对不可再生的稀缺性自然资源的消耗上。稀缺必导致争夺。传统工业能源结构从煤转向石油、天然气和核能，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资源的永续供应问题。为此，西方国家长期致力于开发新能源，并取得了丰硕成果。如太阳能飞机、氢能汽车、电动汽车等等。一旦这些以可再生的丰裕能源为基础的技术系统得以成熟，现有的以不可再生资源为基础的污染严重的技术体系将被抛弃，这对仍拼命沿袭传统工业经济模式的发展中国家，将会是一场灾难。文化理念养育技术哲学，技术哲学引导技术发展，一系列新技术的产生，将导致国家间力量对比的变化和国际关系的全面重组。

　　西方国家无论什么党派，都已将环境问题纳入其外交、贸易乃至军事政策，形成了新的意识形态体系。可以预见，未来生态工业文明领先的国家，将主导世界的格局。谁完成了由传统工业文明向生态工业文明的转型，谁就将取得道义、经济、技术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谁的环境问题日趋恶化，谁就在国际关系上日趋被动。发展中国的环境文化，不仅仅是对我们面临的环境危机的反应，也是对世界格局和国际关系变化做出的积极应对。

　　从国内安全角度讲，由于长期不合理的资源开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我国的环境质量严重恶化，我国已经是世界上环境污染最为严重的国家之一。

　　——我国三分之一国土被酸雨侵害；被监测的343个城市的四分之三居民呼吸着不清洁的空气；全球污染最严重的10个城市中，我国占一半；据联合国开发署2002年报告称，我国每年空气污染导致1500万人患支气管病，2.3万人患呼吸道疾病，1.3万人死于心脏病。

　　——我国水资源仅为世界平均水平的五分之一，而污染更使日益短缺的水资源雪上加霜。七大江河水系中劣五类水质占41％；城市河段90％以上遭受严重污染；海河、辽河和淮河的有机污染已经不亚于英国污染最为严重时期的泰晤士河；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卫生标准的水。

　　——我国沙漠和沙化总面积达174.3万平方公里。每年还在以3436平方公里的速度扩展，一年等于损失一个大县的面积。我国水土流失面积占国土面积的37％，当我们为人工造林的伟大成就欢呼雀跃的同时，也不得不为天然林面积的不断萎缩而捶胸顿足。

　　中国以世界9％的耕地，6％的水资源，4％的森林资源养活了22％的世界人口。而中国膨胀的人口和粗放型的经济增长方式，却早已超过自然环境合理的承载能力。空气、水、土地、生物等环境要素遭破坏，维持生命系统的功能退化，造成自然灾害频发，资源支撑能力下降，经济发展受阻，民族生存空间收缩。

　　环境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经济危机是短暂的，往往影响于一时，而生态危机则是长期的，一旦形成大范围不可逆转的破坏，民族生存就会受到根本威胁。而环境不安全的根子，在于我们继续沿袭西方传统工业文明的价值取向、发展路径和生活方式。这不仅对资源和环境安全构成严重威胁，也加剧了社会失衡与国家稳定。解决以上问题，是个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到国家发展战略的调整，涉及到体制、机制、法制的一系列改革，涉及到观念的改变，涉及到干部考核的综合指标（如增加资源生态与社会人文等绩效考核）与绿色GDP核算体系的建立，当然，还涉及到我们文化价值理念的进一步提高。与此同时，在环境成为稀缺资源的情况下，环境文化所倡导的生态经济，也应成为调整地区差距、城乡差距、人群差距等利益关系的内生变量。如通过建立区域环境补偿机制，让东部地区拿出更多的资金，支持西部地区保护生态环境；如通过建立城市对农村环境的补偿制度，加大对农业的绿色补贴；如通过引导富裕居民支付更多的环境成本改善环保公共设施，让遭受环境危害最大的弱势群体得到实惠；如通过建立自然资本的市场机制，使良好的自然环境转化为经济优势。总之，要使环保理念真正成为协调社会关系的新杠杆，成为我国生产力布局与资源配置的调节器，就必须大力弘扬环境文化。任何区域开发，都要考虑资源环境；任何经济建设，都要尊重自然法则；任何赶超战略，都要兼顾社会公平；任何市场行为，都要补偿生态环境。这才是环境文化极力营造的道德氛围与社会共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