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本文从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历史来源、认识基础和建设途径分析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念，介绍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现实意义，解读了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理论来源和实践过程，对如何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提出了可行性建议。　

　
　　胡锦涛总书记在今年3月份中央人口资源环境工作座谈会上首次提出了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号召。在10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央正式将建设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确定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中长期规划的一项战略任务。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在较短的时间内被迅速提升到如此高的战略地位，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资源环境问题成为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瓶颈约束，而破解瓶颈约束需要理论创新，这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提出的社会经济基础。其次，科学发展观成为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纲领和原则，落实科学发展观要求从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方面实践科学发展观的思想，做到实际工作有旗帜、有目标、有抓手，这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提出的政治基础。从这两点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从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之一——环境保护的角度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它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必须符合自然生态规律，向着有利于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并用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和方法促进经济社会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它既是统领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面旗帜，也是全面系统开展环境保护实践的总抓手。最后，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是国际社会环境保护战略思想演变和可持续发展实践进展的必然结果，这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提出的认识基础。

　　编者采访手记　　

　　《中国环境报》编辑:您认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是在什么大背景下产生的？这个理念的提出对社会发展将有什么样的影响和意义？
　　国家环保总局政研中心副主任任勇:中央提出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是有其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和重要的现实意义。首先，资源环境问题已成为我国全面小康社会和现代化建设进程中的瓶颈约束，破解瓶颈约束需要理论创新，这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提出的社会经济基础。其次，科学发展观成为统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基本纲领和原则。我们必须要用综合的、系统的和全局的方法解决目前我国社会经济发展中遇到的各种复杂问题，并使之具体化，做到实际工作有旗帜、有目标、有抓手，这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提出的政治基础。从这两点看，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具体体现，它既是统领我国未来环境保护工作的一面旗帜，也是全面系统开展环境保护实践的总抓手。第三，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有其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是国际社会环境保护战略思想演变和环境保护及可持续发展实践进展的必然结果，这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提出的认识基础和实践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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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历史来源
　　真正促成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整体性理念形成的关键因素是:在实行环境保护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进程中，国际社会对造成环境问题根源认识上的飞跃和在经济社会发展观上的升华，以及保护环境对经济、社会、文化及技术等方面所提出的综合要求。
　　
　　诗人海涅说过，每个时代都有它的重大课题，解决了它就把人类社会向前推进一步。从上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问题逐渐演变成为当代人类社会的重大课题之一，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中心问题和国际社会力图解决的问题。环境友好型社会就是国际社会在探索解决环境问题的过程中形成的一种关于社会发展形态取向的系统理念和战略思想。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是因环境问题而起，并为了从根本上彻底解决环境问题而形成的一个包括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等因素在内的综合性和整体性的战略思维成果，有其历史必然性。毫无疑问，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将是推动21世纪人类社会进步的中心课题。
　　纵观环境保护历史，我们大致经历了末段治理、源头与过程控制以及经济、社会、文化和技术相融合三个战略阶段。环境保护战略思想的这一历史进步过程为人类社会带来了三大认识成果:一是对造成环境问题根源认识上的飞跃；二是经济社会发展观的升华；三是对解决环境问题的途径的科学把握。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在环境保护发展到第三个战略阶段出现的新理念，也是上述三大认识成果和特征的集中反映。
　　在环境问题局部爆发的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社会主流认识从没有怀疑过经济增长就是社会发展这一根本性的错误。所以，环境污染是经济增长不可和无法避免的必然产物、“先污染后治理”等主流观点就自然成为环境保护的基本指导思想，“末端治理”技术和政策也就构成了这一时期环境保护活动的主体。
　　到上世纪80年代，当国际社会致力于末端治理的同时，人们吃惊地发现，尽管某些地方环境污染的剧烈程度有所减轻，但生态环境问题在国家、地区和全球范围全面爆发，严重程度也与日俱增，影响到经济增长、人体健康、社会公平与政治稳定、文明延续等社会发展的所有宏观和微观层面。总结历史和反思现实，末端治理的致命缺陷一目了然。末端治理战略仅仅是对生产和消费活动造成的环境污染的一种高成本的补救措施，是一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机械的、形而上学的环境治理思想，既不能完全处理废弃物，又在处理废弃物的同时消耗着资源；它是传统生产链的一个延伸，对于解决环境问题的贡献是有限的，无法从根本上控制污染的产生以及对环境的破坏。
　　在反思“末端治理”战略的局限性的过程中，“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思想孕育而生。初期，源头和过程控制是将污染控制从末端治理延伸到工业生产源头和过程的污染预防。在这一环境保护战略思想下，清洁生产概念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诞生，并于90年代初引入我国。除了关注生产源头和过程外，清洁生产将污染防治还延伸到产品和服务中。与清洁生产思想相呼应，90年代出现了“环境无害化技术”概念，也称“环境友好技术”，主要是指预防污染的少废或无废的工艺技术和产品技术，以及治理污染的末端技术。同时，清洁能源及其相关技术也成为保护环境的新追求和新手段。1992年联合国里约环发大会通过的《21世纪议程》，有关“环境无害”和“环境友好”的提法有200多处。到90年代中后期，“环境友好”提法逐渐拓展到技术、产品、服务、企业、土地、产业和城市等方面。
　　在产品和服务层面，环境友好或者说绿色产品与服务概念及实践蓬勃发展。与传统产品和服务仅满足消费者物质性需求的特性相比，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还考虑了保护生态环境或社会对环境的要求。标识环境友好产品的主要制度是环境标志。目前国际上数十个国家建立了环境标志制度，如德国的“蓝色天使”、加拿大的“环境选择”、北欧的“北欧天鹅”、欧盟的“欧洲之花”、日本的“生态标志”、美国的“能源之星”、我国的“十环标志”等。最新资料显示，德国环境标志产品已达7500多种，占其全国商品的30％；日本标志产品有2500多种；加拿大标志产品有800多种。我国环境标志制度起步于1993年，目前已经开展了56项环境标志产品认证，已有1000多家企业，18000多种产品获得中国环境标志认证，形成了700亿元产值的环境标志产品群体。
　　从逻辑上讲，实施了清洁生产、应用了环境友好技术、生产了环境友好产品和服务的企业便是环境友好企业。例如，我国创建环境友好企业制度只是近两年的事，比清洁生产、环境友好技术和产品等实践要晚得多。当然，在国际上这些概念及其实践实际上是相互借鉴、或者说是交叉出现的。
　　环境友好技术、环境友好产品与服务、环境友好企业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产生的重要认识和实践基础，但仅仅是一个侧面。真正促成环境友好型社会这一整体性理念形成的关键因素是:在实行环境保护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进程中，国际社会对造成环境问题根源认识上的飞跃和在经济社会发展观上的升华，以及保护环境对经济社会文化及技术等方面所提出的综合要求。
　　显而易见，如果环境问题只是一个生产和技术问题，那么环境友好技术、产品和企业等源头和过程控制战略应该可以解决问题。但事实并非如此，上世纪90年代后，环境问题从区域性、局部性向全球性扩展，从单一性、分散性向整体性和复杂性演化，难怪有人惊呼20世纪是“全球规模环境破坏的世纪”。那么，问题的症结在哪里？
　　最主要的原因是过去对造成环境问题的根源认识不全面，没有把握住问题的本质和全貌。原因找不准找不全，对策必然是片面的和无效的。20世纪90年代以前，人们对环境问题的主流认识基本上是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见局部、不见整体的形而上学认识论。与此相适应，环境保护对策是简单分割的、技术依赖的机械还原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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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认识基础
　　要解决“世界问题复合体”，打开“制度锁定”，决不能仅停留在“末端治理”和“源头与过程控制”等简单分割性的和技术依赖性的措施和做法上，必须创新人类社会发展观和文化价值取向。解决“世界问题复合体”的结果就是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产生的认识基础。
　　环境问题表面上是社会经济活动的副产品，实际上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矛盾冲突的结果，进一步为人与人环境利益及其背后的经济利益冲突所左右，是工业化发展道路和以此为基础建立的不恰当的经济、政治、文化和技术模式与制度的产物。所以，环境问题是一个多层面、多维度、多因素、非线性的复杂问题，是自然的问题，也是经济问题、社会问题、政治问题和技术问题，也是文化观念问题。正如奥雷利奥·贝切伊在《未来的一百页》一书中指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无控制的人口增长，各国人民之间的生活差距和分隔，社会的不公正、饥饿和营养不良、贫困、失业、拼命追求物质增长、货币贬值、经济危机、能源危机、民主危机……自然系统的破坏、环境退化、道德标准下降、失去信心、不稳定感等等。这些问题中的每一个问题都有其自身的变化，但它们往往都相互影响。”这些问题相互交叉、相互影响，构成了罗马俱乐部所称的“世界问题复合体”。从环境问题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根源看，当今的环境问题本身就是一个“世界问题复合体”。
　　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孜孜探索，在今天看来，理解这个“世界问题复合体”的根源和特征已不难了。在工业化发展观指导下，经济增长是人类社会的惟一目标，所谓经济增长，最终就是扩大资源的消耗和废物的大量排放。与此相适应的科学技术体系受机械世界观和功利价值观的支配，全面服务于对资源的掠夺，较少关注对资源能源效率的提高和对污染排放的降低方面，形成了一把“双刃剑”。最为典型的是经济学理论方面，无论古典派、新古典派，还是凯恩斯学派、制度经济学派，经济理论的主流都是将经济与环境割裂开来，孤立地研究经济过程和物质财富增长的奥秘。建立在这样一种传统工业化经济基础之上的上层建筑，包括政治决策观念与制度、资源和环境利益以及社会成果分配关系、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文化价值观等等方面必然会对环境保护造成不利影响，并反过来强化了传统经济增长与技术发展模式对环境的危害，形成“制度锁定”。美国著名生态学者巴里·康芒纳在分析环境危机的社会历史根源时精辟地论述到:“危机既不是一个自然的骤然而来的结果，也不是人类的生物学活动的力量用错了方向。地球之所以被污染，既不是因为人是某种特别肮脏的动物，也不是因为我们的人口太多了。错误在于人类社会，在于社会用来赢得、分配和使用那种从这个星球上的各种资源中所摄取财富的方式。一旦危机的社会根源被弄清楚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去计划可行的解决它的社会行动。”
　　要解决“世界问题复合体”，打开“制度锁定”，决不能仅停留在“末端治理”和“源头与过程控制”等简单分割性的和技术依赖性的措施和做法上，必须创新人类社会发展观和文化价值取向，改变传统的经济增长方式，调整和协调社会主体的利益关系，改革政治决策的机制和方向，革新传统的技术体系，并将这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等方面的变革融合到一个统一的发展观框架下，也就是需要一场人类环境革命。在1992年地球峰会上，美国世界观察研究所所长布朗发表了《发起一场环境革命》的文章。他论述到:未来这场以深绿色为特征的环境革命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浅绿色为特征的环境运动(即传统的环境保护运动)具有质的区别，它不是对传统发展模式的简单修补，而是要与严重牺牲环境的旧工业文明进行决裂，以在促进经济发展的同时，切实提高人类生存发展的质量。浅绿色的环境观念建立在环境与发展分裂的思想基础上，是第一次环境运动的基调；而深绿色的环境观念则要求将环境与发展进行整合性思考。
　　不难看出，解决“世界问题复合体”的结果就是环境友好型社会，布朗所称“深绿色环境革命”的方向也是环境友好型社会，这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产生的认识基础。
　　同时，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形成也具备了良好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有了基本条件，环境保护可以进入一个新的整体性战略阶段。
　　首先，可持续发展概念既是对传统发展观的革命，也是指导人类社会新发展的理论和战略。其次，生态文明为把人类带出以“人类中心”主义为核心的传统工业文明桎梏创造了条件。第三，在转变经济增长方式方面，清洁生产、生
　　态工业、生态农业、废弃物循环利用产业、清洁能源和再生能源开发、节能建筑，特别是循环经济等为建立可持续生产和消费模式提供了大量的实践抓手和范例。第四，在社会领域，公众的环境运动已从上世纪对抗政府和企业转向通过具体的制度与机制监督和帮助政府与企业，维护自己的环境权益，合理调整和分享环境利益。同时，公众开始从我做起，节能节水、减少垃圾产生并分类收集和再利用，采购绿色产品。根据OECD(经济合作发展组织)在多个国家的一项调查显示，多数消费者愿意购买环保产品的比例普遍提高。在美国，有90％以上的受访者愿意购买较高价位的绿色产品；在加拿大，也有80％的受访民众表示，如果环保产品高于一般产品的价格在10％以内，他们会选择对环境友好的产品；高达91.6％的日本消费者对环境友好产品感兴趣。总体上，环境质量与物质财富和精神享受一样，已成为人类全面发展的基本要求，成为生活质量的重要组成部分和标志。另外，环境要素也已成为企业市场形象和竞争力的内在影响因素，许多企业的社会责任感越来越强。第五，信息技术、绿色化工技术、清洁能源技术、低碳技术、零排放技术、废弃物利用技术等绿色技术初步构成了环境友好技术的骨架。第六，当今许多执政党，已不再将环境保护作为额外负担，而是将其内化到执政理念和执政纲要之中，转变为政府的基本公共职能，环境质量的好坏直接影响着巩固执政地位和赢得民心的重大问题，即所谓的“政治绿化”。政治绿化的显著标志是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带来的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政策绿化如绿色财政、绿色税收、政府绿色采购等。
　　与国际社会相比，我国的环境保护战略思想演变经历了同样的历史过程，发展了同样的并具中国特色的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认识、理论和实践基础。而且，资源环境的基本国情和现代化建设战略决定了我国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具有更迫切和更重要的内在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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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建设途径
　　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核心。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绿色的政治制度保障。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价值基础。绿色科技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技术支撑。资源节约型社会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
　　应该说，国际社会对于环境友好型社会尚没有固定的概念，但从环境友好型社会理念的认识和实践基础的历史演变看，其内涵应具备四个特征:第一，环境友好型社会是因环境问题而起，并为从根本上解决环境问题而形成的一种整体性思维方式，将有利于环境的经济发展模式、社会行为、政治制度、科技支撑和文化纳入到有机统一的科学发展框架下，是有利于生态环境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的集合。第二，环境友好型社会是一种以环境友好为特征的新的人类社会发展形态，是可持续发展社会的具体表现形式，是人与自然和谐的社会，也必然是人与人基本和谐的社会。第三，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经济社会发展的各方面必须符合生态规律，向着有利于维护良好生态环境的方向发展，并应用生态环境保护的思想和方法促进经济社会的全面、协调和可持续发展。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绿色政治制度、环境文化价值观、绿色科技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要素，也是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基本途径和措施。第四，“环境友好”的概念是动态的和分层次的。在现阶段，“环境友好”首先应该是社会经济活动对环境的负荷和影响要达到现有技术经济条件下的最小化；最终这种负荷和影响要控制在生态系统的资源供给能力和环境自净容量之内，形成社会经济活动与生态系统之间的良性循环。
　　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核心。生产力水平和生产活动的组织方式决定了经济基础，进一步决定了上层建筑。所以，经济发展模式的优劣直接影响着社会发展形态的性质和方向。传统的经济发展模式是以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和以牺牲环境容量为代价来获得财富数量的增长，表现出典型的高消耗、低效益和高污染排放特征。因此，环境友好型经济发展模式的首要任务是实现低资源能源消耗、高经济效益、低污染排放和生态破坏，也就是说要大力发展循环经济。
　　环境友好型社会要求绿色的政治制度保障。这里的绿色政治制度内容至少应包括全面协调和可持续的科学发展观、全面的政绩观和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等三个方面。它们是保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最高制度保障。只有这些基本制度建立和落实好了，政府才可能进一步制定和切实实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体系、绿色政绩考核制度、绿色贸易政策和绿色财税金融政策等环境友好型的管理制度和政策。绿色政治制度既要依靠绿色的政治家及其政府，更要凭借公众的绿色力量，实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在发达国家，公众既是上世纪传统环保运动的发起者，也是当今环境友好型社会的决策者和建设者。
　　环境文化和生态文明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价值基础。要建设环境友好型社会，必须先建立超越传统工业文明的生态文明，使人类在经济、科技、法律、伦理以及政治等领域建立起一种追求人与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和谐的对环境友好的价值观和道德观，并以生态规律来改革人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
　　绿色科技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技术支撑。人类科技发展史充满了对抗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思维，已有的科技极大地延伸和丰富了人类占有和掠夺自然的能力，加剧了人类对自然的不合理利用，导致了自然界对人类报复性的反应。换句话说，环境危机具有一定的技术内涵，即人类误用技术或无节制的利用技术导致环境问题的产生和恶化。环境友好型社会需要突破传统的科技进步的逻辑思维方式，科技进步的新思维应着眼和立足于人与自然的共生和共存，而不是对抗和征服。传统工业文明科技指向了稀缺、污染、不可持续的资源范围，而绿色科技应该是指向丰裕、清洁、可持续利用的资源范围。
　　资源节约型社会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资源节约型社会理念强调在社会经济活动的生产、流通、消费等领域促进资源的节约，杜绝资源的浪费，降低资源的消耗，提高资源的利用率、生产率和单位资源的人口承载力，以最少的资源消耗获得最大的经济和社会收益，以缓解资源的供需矛盾，保障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从外延看，资源节约型社会理念只是关注社会经济活动中关于资源利用方面，可以是节水社会、节地社会、节能社会等，但不能涵盖环境友好型社会所包括的经济、社会、政治、文化和技术等要素的所有方面，也达不到环境友好型社会强调的人与自然和谐的层次。从内涵看，在一定的技术经济条件下，节约了资源并不等于不污染环境，环境友好型社会既关注资源能源效率，也强调最终废弃物的无害化，以确保社会经济活动不给环境造成危害。另外，从更深层次看，资源节约型社会可以做到单位经济活动的资源有效节约，但如果发展观念不改变，经济模式、执政理念、社会行为、文化价值和科技模式不变革，经济规模和数量的无限增大仍然不能保证将社会经济活动的资源、能源消耗和环境破坏控制在生态环境的供给能力和容量范围之内。所以，资源节约型社会理念有其重要的现实意义，也有认识层次和内涵上的局限性，它应该是环境友好型社会的组成部分，而不是并行的两个理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