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站的诞生与发展
作者：中国科学院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 张晓爱
为了记下历史的瞬间和难以忘却的人们，随记忆的流淌写上数语献给同我一起奋斗并关心和帮助过我的一代同仁们！
一、 背景
70年代初，西方世界已从孤立而简单的平面透视法出发，进行了长期的生物个体与环境关系的传统生态学中解放出来，正向立体观念上地系统生态学的思想转变。当一场革命性的冲击余波传入传统而封闭的东方大国时，首先震撼了地处祖国大陆西部高寒极地的西北高原生物研究所的一批正渴望找到学科发展新思路的动、植物学学者们的心。1973-1975年期间，一方面，时值文化大革命的动荡渐趋平静，人们开始坐下来思考问题。另一方面批林批孔（实为批邓、批周）的高潮又掀起的情况下，当时的动物研究室主任夏武平先生顶住压力组织了几场研究方向的大讨论。经过几年的讨论酝酿，达到的共识是发挥本所多学科并存的优势，联合起来向一个方向发展是唯一正确的策略。
当时心潮澎拜的我们，在得高望重、富有远见卓识的学术带头人夏武平先生和当时本所植物研究室主任萧运峰先生的策划下于1975年成立了生态学研究室，夏武平先生任首任室主任，萧运蜂先生任副主任。当时国际性的以IPB计划为核心的生态系统生态学已经完成了试验性的第一阶段工作，失败与经验并存，国际上“生态系统生态学”向何处去的问题正面临挑战。呈现在本所决策者们脑海中的一幅长期定点研究中国生态系统生态学的蓝图将从那里开始？
二、 选点
为组建生态学研究室和生态系统定位研究站选点提供科学依据，从7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了多方面的筹备工作。其中包括1973和74年在队长萧运蜂和副队长梁杰荣的带领下对贵南木格滩和天峻县阳康地区的高寒草原的多学科调查，并取得重要成果。在经过几次摸底调查并证明多学科协同攻关对理论的提升和解决实际问题是有效的基础上，于1975年5月在我所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生态学研究室。夏武平先生任首届室主任，萧运蜂先生任副室主任兼书记。
生态室成立后组织的第一次科学考察是对荒漠和农田生态系统的调查。1975年7月，萧运峰先生率领由10余位具备多种学科专业特长的科学工作者（多数是30-40岁的中年学者），其中记忆较深的参加人员有吴亚（昆虫）、刘季科（兽类）、梁杰荣（鼠类）、谢文忠（植物）和我（鸟类）等11人组成，进行选点考察。早上8点，一辆解放牌大卡车装载着工作与生活用品及最宝贵的人，从西宁市出发向海西州方向行进。当时的路面糟糕到了极点，一路上尘土把车和人包裹成一团土球在干旱的草原和荒漠中颠簸、滚动。我是当年唯一的一位女性，稀缺的性别给了我乘坐驾驶室的优待。我在狭小的驾驶室中一刻不停的翻滚，头变成了夯，不时地砸响车顶，只觉得整个人就像装进了搅拌机。我暗想，坐在车厢中的他们是什么摸样？
颠簸中也有过短暂的平静，双目望去，沿途几乎全是茫茫戈壁，一片寂静，缺少生机。野草成了稀缺资源，更见不到鸟儿飞翔，仅有的几种荒漠动物正经历着饥渴的考验，卷缩在石缝中乘凉。稀疏、寂寞的梭梭和荒漠之神-红柳在风沙中摇曳，彰显着生命的顽强。司机李世龙承载着一车人的生命，使出了浑身解数，10多个小时、300多公里的连续行驶，他的责任和劳累是可想而知。晚上11点多钟到达小镇茶卡歇息。
第二天一早又出发。进入柴达木盆地后，除了荒漠景观外也有零星的镶嵌着被农场开垦的防护林和农田绿舟，向我们展示着生命系统的力量。绵延六百多公里的颠簸和风沙洗礼后的我们首站到达海西州的劳改农场所在地-诺木洪，海拔2800米，西行路线的考察就在这里扎营。记忆中，那里是一块镶嵌在茫茫戈壁中的一片平坦，开阔，气候温和，水源充足的肥美农庄景观。廉价劳动力和严格地管理制度使这里变成了高产春小麦的粮仓和绿洲。农场领导热情接待了我们。清澈见底的水库鱼塘，自产的新鲜面粉蒸出雪白的馒头，香气扑鼻。男同志的行军床安放在农场办公楼的会议室，我被安排在一间小办公室住，整洁、安静，顿时产生出像进入了天堂般的舒适感。
休整一夜后的我们精神抖擞，第二天一早就各自按自己的学科进行了一个多月的动、植物的联合考察，对半荒漠景观和农田生态系统有了感性的认识。白天工作时，蚊子的侵扰成了最不和谐的音符。几天下来对蚊子过敏的领队萧运峰先生像是一位打了败仗且伤痕累累的班长。几次建站前的考察结果在夏武平先生指导、萧运蜂编辑出版了《生态论文集》第一集（高原生物学集刊前身）。调查结果认为多学科的综合性研究对研究水平的提升和对生产问题的解决都是有效的，也为建站提供了科学依据和可行性论证。
1976年，还是由萧运锋先生带队，再向北线高寒草甸进发。3月份，梁杰荣、扬福屯、周兴民、郑胜武、谢文忠、李建华及张金霞等人首批到达门源县的种马场进行前期摸底考察。7月，第二批进入这里的人有皮南林、刘季科、吴亚、乐炎舟、赵宝莲和我。两次开车的司机是何玉珠，他驾驶的东风牌卡车上装有两排木质长凳，比起第一年的空车厢来说也算提高了一个档次。
当日到达海北门源种马场，第一个接待和欢迎我们的人是当年马场副书记王德须同志，他给了我们最大的理解和支持。时值盛夏，这里与半荒漠的柴达木相比，远眺一片碧绿，是个水草丰美的优良牧场，但细看，发现多数平坦的草地鼠害猖獗，啮齿动物破坏非常严重，犹如一张千疮百孔的巨大绿色地毯。一个个堆积成的大小不同的土丘，看上去又像一只巨大的纳鞋底，可以说是病态的草地生态系统。当我们登上四千多公尺的祁连雪峰俯瞰草原时非常兴奋，立即被满目山峦起伏、绿草如茵、野花飘香、鸟歌嘹亮的开阔幽静草原景象吸引，看上去恰似一幅云水苍茫、淡远空阔的意境画。
三、 建站
当年学者们的足迹踏遍种马场的各个角落后最后决定住扎在风峡口种马队。虽然这里地处青臧高原的边缘，但景观、地貌、植被等特征与高原腹地极为相似。通过多次选点考察的比较、权衡后，决定在这里建站。几间土呸累起来的马厩分别成了我们的办公室、宿舍和食堂。行军床作椅子，工具箱当桌子是生活和工作的基本条件。我因性别差异，而得约6平方米的一个小单间，主要设施是一个小土炕，一个小马糟（当桌子）。虽然到处弥漫着马粪味，但比帐篷挡风、遮雨。夜晚，点点烛光，多少给漆黑寂静的草原增添了光明和生机。虽然馒头和米饭半生不熟，饮用从沼泽地引过来的渠沟水，烧开了也只80多度，但习惯了艰苦创业精神的我们感到无比轻松、愉快，毕竟比流动考察舒服多了。
随后陆续加入这支队伍的有动物生理组的王祖望、曾缙祥、韩永才及鼠类专家樊乃昌等专业人员。他们当年就搭建了非常简陋的实验室，完成了最初的实验工作。当年，一方面领导层就决定投资一万元先修建10间砖木结构的平房，并立即投入基建。另一方面我们自己动手铺路，栽桩、运土，建草库仑。灭鼠、种草，开辟实验地，徒步考察了每一座山。10月底，一排崭新平房建成，奠定了定位站的雏形。第二年，我们就搬进了属于自己的新家。在中国，一座具有划时代意义的生态系统研究站诞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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