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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环境伦理对环境法理的影响 | |||||
| 作者：谷德近 文章来源：本站收集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6-5-21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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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第三种观念 比较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可见，前者过分突出了人类在自然界中的力量、地位和作用，相应地在价值评判上将人类自身价值凌驾于其他价值之上，认为一切非人类的价值都要服从、服务于人的价值，这种思想造成了人与自然关系的错位，不会在价值层面说明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原因；后者则过分强调了人与其他生命体的共性，人与自然在伦理道德上拥有同样的地位和权利，一切应以生态为中心，一切都要顺应自然，生态中心主义从根本上解决了人类与自然平等的问题，但却忽视了人类在地球环境演变过程中的积极能动作用。12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是完全不同于人类中心主义和生态中心主义的一种全新的环境伦理，同时它又是二者相互渗透、结合、优化的产物，它在承认人类与其他生命体享有平等的生存发展权利的同时，又强调人类智慧对自然发展规律的掌握和运用，在追求自然利益的同时，维护整个生态系统的稳定、完善和永续发展。 当代环境法学的研究表明，环境法学是一门全新的部门法学，它不仅要协调人类在开发、利用、保护自然资源环境中形成的人域内的关系，也要追求人与自然都要遵循自然规律和谐相处、共同发展的目标。任何“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思想都与这一目标南辕北辙。只有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才能够作为当代环境法理的基础，要实现这一质的飞跃，还必须从理论上解决下面两个问题。 （一）环境伦理客体的拓展 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人类也不是地球的主宰，整个生物圈的各个组成部分，具有同构性、共生性，任何物种在对其环境优势占尽之后，必然会给种群的生存带来危机甚至灭顶之灾。有些学者虽然承认这一点，但始终认为伦理道德仅仅是人类之间的一种思想行为规范，给予非人类的其他自然主体以伦理关怀，存在这样的理论困境，即人类与其他生物共存共荣的关系是存在论上的事实描述，而承认其他自然主体的内在价值，赋予它们与人类同等的地位，是一个价值论问题，一种事实判定并不能自然而然的成为一种价值选择。13 的确，传统伦理学主体仅限于人，但生态环境话题的凸现只是现代的事情，从而忽视自然在环境伦理学中的地位也不足为奇。在环境演化过程中，人类拥有自然无法比拟的主观能动性，而自然却不具有人类的自由意志，如果将自然视为与人同样的伦理主体或法律人格者，这的确犯了将事实判断简单地上升为价值判断的错误。但是，在环境伦理关系中，除了主体之外，还有客体，人类社会中由于开发、利用、保护自然环境而形成的社会关系，无不是通过作为主体的人与作为客体的自然环境之间的互动体现出来的。纵观人类思想和社会制度的演变史，伦理道德的主体与客体范围并非一成不变，二者都经历了一个不断拓宽的过程。奴隶社会的奴隶只是会说话的工具，奴隶主只是把他们看作私有财产，可以任何买卖、赠送和杀戮，赋予奴隶做人的权利，在奴隶主看来是绝对不可思议的，而以当今文明社会的观点来看则是极其野蛮、残忍的。为了追求人类整体福利的最大化，奴隶最终得到了解放，获得了做“人”的资格和权利，道德主体的范围扩大到了所有的 “人”。在西方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全体社会成员获得了平等的权利，伦理道德在人域范围内发展到了极致，这是人类伦理思想的进步，也是谋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理性选择。可见，人类道德主体的每一次扩展都是一次巨大的进步，那么，是否能够就此得出自然也是道德主体的结论呢？如果这样，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就与生态中心主义无异了，但是，这不能否认自然成为环境伦理客体的必要性与可能性。环境伦理对自然规律的尊重实质上着眼于人与人关系的协调，保护濒危物种或某种脆弱生态系统，并没有使这些环境要素上升为环境伦理的主体，它背后的利益关系仍然是社会关系，即使某一物种在生态、经济和美学方面都没有明显的价值，也不能否认其存在的必要性，因为人类社会现阶段的认识水平是有限的，不能因为当代人尚未发现它对于人类社会的重要作用，就否认后代人找到其利用价值的可能性。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环境伦理将自然环境要素视为关心和保护的对象，尊重自然本身的发展规律，既强调了自然作为道德客体的重要地位，又对人类认识、改造自然的积极和消极作用有着清醒的认识。人类与自然的共生关系是一种客观存在，遵循这一客观规律，人类与自然都将受益，反之共同受损。对这种客观存在规律的认识必然会成为人类的价值追求。将奴隶看成工具，这大大束缚了其劳动积极性，如果解放他们必将有助于全体社会成员物质利益的增加，符合人性和社会发展的规律，这也是一种事实判断，必然会在人类的价值体系中使所有人获得了平等的权利，由此而论，以人与自然共生的存在判断作为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价值追求的基础，就不存在任何理论困境了。 （二）从人域和谐向人与自然和谐的转变 道德与法的关系是法理学领域恒久不变，常谈常新的问题。作为两种社会规范，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界线“并不总是能够严格而准确地划定的。在原始社会中，这二者之间的界线就曾被混淆得一塌糊涂。”14近代法学在研究二者之间区别的同时，也加强了二者之间联系的研究。道德是自律的、灵活的、倡导性的，而法律则是他律的、稳定的、强制性的，由于约束力来源不同，道德对人类行为的调整往往较之法律更快捷、有效，同时，由于道德的评判标准会随着社会条件的变化而不断调整，源于道德的这些特殊性，法律必须以相关道德为基础，对于既存法律，道德同样可以用自身的标准去评判它的优劣，违反基本道德的“恶法”的实施效果是可想而知的，在欧洲思想启蒙运动中，卢梭、洛克、孟德斯鸠等自然法学者无不援引人人生而平等、自由的伦理观念，作为他们庞大的法学思想体系的基石。这都是伦理道德对法学思想发展的基础作用的体现。道德与法律“并不总是能够严格而准确地划定的”，说明了某些社会规范所具有的道德与法律二重性，这并不意味着所有道德规范都能够转化为法律规范，伦理道德对法律优劣的评价仅仅是从法律规范的实施是否有助于道德追求目标的实现。环境法学较之其他部门法学，有自身的特点，人与自然的和谐状态理应成为环境法学的目标之一，只有在这一目标良好实现的基础之上，人类社会利用、开发、保护自然环境的和谐秩序才获得了保障。随着当代环境法学的发展，环境伦理思想日益成为环境法学认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环境道德和环境法的关系成为环境法学的一对基本范畴。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既看到了自然环境要素不可忽视的作用，又强调人类在自然界良性有序发展过程中的决定性义务和责任，这样既尊重了自然界本身固有的客观演化规律，又维护了人类自身发展的长远利益，所以它一出现，就受到环境法学的青睐。 环境法所追求的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并非赋予自然法律上的主体地位和权利内容，它仅仅是环境法所应具有的一种德性，因为道德是自律的，而法律是他律的，同时自然又不具有人类特有的自由意志，它对法律权利的要求与行使都无从谈起。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不是由法律调整而得到，它仅仅是环境法的理念或者说所欲实现的客观目标，而这种理念是任何“中心”主义所不具有的，这种状态的获得还要依赖环境法对人与人关系的调整。 一言以蔽之，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想是环境伦理学领域的一场革命它反映了环境演变的本质规律，又注重了人类智慧的发挥，与传统的各种环境伦理思想有质的区别，在理论形态上有了质的飞跃，必将推动环境法理的根本性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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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章录入：anny 责任编辑：anny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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