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调”。即调整生态环境保护战略，完善环境保护的制度框架。我国的环境保护既要还历史旧账，又要避免欠新账。我们要以可持续发展的原理为指导，把自然灾害治理、生态调控作为一个整体的大系统，从自然、社会、经济、环境综合考虑，打破部门割据，统筹安排，进行总体规划、综合治理、宏观调控。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发展清洁生产技术，形成生产过程中物料的反馈和循环利用；控制污染排放的总量，实现环境保护从点上治理到面上建设，从末端治理向污染预防、清洁生产和废物减量化的转化；通过产业结构调整促进环境质量的改善，依靠技术进步，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和升级的步伐。通过法律、行政和经济的手段，取消扭曲资源价格的补贴，减少资源利用上的浪费；严格执行排污收费标准，促进企业自觉治理污染，纠正竭泽而渔、片面追求产值而不顾可持续发展的倾向。

　　2、“植”。即大力植树造林、有计划有步骤地退耕还林、退耕还湖。森林有巨大的涵养水源、调节径流、保持水土的作用；森林还是大自然的清洁工，一亩森林每天产生氧气能满足一个人一天的需要，森林能够吸收有害物质；缺少森林植被会使土壤侵蚀加剧。为此，我们要改变长期以木材生产为中心，重采轻育、重取轻予，森林资源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的做法。要加强天然林的管育，禁止进行任何形式的采伐；要大力开展封山育林和次生林改造，加快山区绿化，尽快发挥防护效益；要开展群众性的造林绿化，通过人工造林保证植被的恢复；还要大力发展种草养畜，保持水土，改善生态环境，走上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3、“蓄”。即深挖塘、广积水，修建水库等水利工程，调节河川径流，以减轻水旱灾害。主要是通过修建水库堤防，加固病险水库，修复水毁工程、改造灌区等，在限度范围内开发和改造河流，保证人与河流和谐发展，建立起足够的城市湖泊、河流等湿地，并能维系地表水、土壤水、地下水的系统。此外，还要加强湿地的保护和合理开发利用，尽快查清湿地退化的现状与趋势，调整和恢复河缘、河漫滩湿地和湖泊及沼泽湿地，合理配置湿地，增设不同类型的湿地自然保护区，寻求湿地资源持续利用优化模式，以充分发挥湿地所应有的削减洪峰、蓄纳洪水、调节径流的功能。

　　4、“治”。即严格治理各类工业污染。我国污染物排放总量还将增加，环境质量局部改善整体恶化的局面仍将存在。根据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宏伟目标，无论是经济规模的扩大，还是经济的高速增长，都要以自然资源投入为基础，同时也要向环境排放大量的废弃物，这势必对中国原本脆弱的生态环境产生更大的压力。根据有关推算，2010年中国污染物排放总量增加是可以肯定的。也就是说，中国未来经济快速发展将付出环境代价。为此，我们要发挥科技进步在环境保护中的支撑作用。应将环境保护中迫切需要解决的，带有全局性、方向性和基础性的问题作为研究重点。如加强与人体健康有直接关系的问题研究；开发生物农药替代化学农药，减少污染对人民健康的损害；推广使用清洁生产技术和工艺，从源头减少污染物的产生；特别是要重点安排高浓度、难降解工业废水治理、燃煤除尘脱硫、汽车尾气控制、固体废物污染控制等重大关键技术的开发；加强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的开发利用，减少温室气体和二氧化硫等的排放等等。

　　5、“用”。即广泛发展循环经济，实现资源循环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有机统一。循环经济是围绕资源的高效利用和循环利用所进行的社会生产和再生产活动，形成“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反馈过程，以尽可能少的资源环境代价获得最大的经济增长。循环经济的核心是减量、再用、循环的3R原则。我们推进循环经济的发展，一是要将循环经济的发展理念贯穿在区域经济发展和城乡建设中，合理进行经济布局，减少资源配置对交通运输和生态环境的压力，最大限度地共享经济区包括城市圈内的基础设施，使其效用最大化；将这一理念贯穿在产品生产中，开展产品生态设计，减少资源消耗和废物排放、减少有毒有害物质使用，做到容易拆解回收利用，使其在整个生命周期中的环境影响最小。二是转变发展模式，用集约型的发展替代粗放型的发展，用依赖自然资源和再生资源投入的经济增长替代依赖自然资源投入的经济增长，用资源的高效、循环利用替代资源的低效利用，形成资源节约型的国民经济体系和消费体系。三是形成新的产业形态，通过培育相应的产业、产品体系：包括节约型产业、产品体系；资源综合利用产品体系、废旧物资再生产品体系等，形成新的增长潜力。

　　面对生态保护这项“前人栽树，后人乘凉”的造福后代的德政工程，我们需要重视量的积累，我们更要不失时机地促成飞跃。“有备”才能“无患”，只有国家生态调控体系建设搞好了，中华民族一定能够消除各种自然灾害带来的心头大患。我们坚信，在“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的指引下，通过全国各族人民的共同奋斗，国家的经济、社会、环境一定会实现可持续发展。

　　作者：长沙市环境保护局副局长 李志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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