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明方(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教授)

　　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最基本的关系之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人类文明的演进过程实际上就是人类对自然的不断改造和对自然界的变化不断适应的过程。从历史的眼光来看，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至少是地球表层的生态系统，在很大程度上已经不是纯粹意义上的原生的自然环境了，而是愈来愈深刻地融人了人类活动的意蕴。同样，自然环境对人类社会的影响——无论遥远的过去抑或现在，这种影响往往都是以形形色色的灾害这一极端形式呈现于人类面前的——也不仅仅是人们通常看起来的那种短暂的、偶然的、局部的或外在的干扰，是可以采取类似外科手术刀一样的技术手段就可以消除的，或者如同浪花般地随着时间的流逝化解于无形，而是潜移默化到人类社会的深处，弥散于诸如技术体系、经济结构、政治制度、文化意识、宗教信仰以及风俗习惯等各种人类事象之中，成为社会分化和文明演进不容忽视的动力之源。生态环境的种种看似不规则的扰动在时间之剑中变成过去，却又借助于其所造成的自然资源的空间变动过程和人类文化的信息传递之流而扩散开来，延续下去，并使人类的生命之河愈加汹涌澎湃。在当今世界，环境问题之所以引起人们越来越多的重视，人类的观念意识乃至人类社会本身之所以在全球范围内都面临着生态转向的大势，不也正是过去的，乃至远古以来愈演愈烈的这种自然与人交互作用的结果吗?

　　事实上，近二百多年来于西欧发端进而在全球范围内迅速扩张的现代化进程，同样是人类社会对生态系统变迁的一种动态响应过程。根据当代新制度经济学和经济史研究的最新成果，现代化进程之所以在西欧首先启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中世纪农业社会中人与自然的紧张关系所形成的周期性爆发的重大灾害事件，通过劳动力和资源之间相对价格的不断变动，客观上对社会经济结构和阶级结构不断进行调整，最终形成有利于生产效率提高和技术发展的经济制度和国家政权形式。而随后的现代化的传播和扩展，无论是给人类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个社会层面，还是给人类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生态环境，都带来了迄今为止最剧烈、最深远的变化。而且由于这种变化使得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经过长期演化而形成的相对稳定的关系在极短的时期内发生了巨大的扰动和破坏，代之而起的便是人与自然关系的愈来愈严重的失调和愈来愈尖锐的矛盾，并对人类社会本身产生了巨大的反作用，其突出表现就是越来越频繁的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如果说以欧美为主体的现代社会，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已经冲破了赤贫和饥饿困扰的社会束缚”，易言之，即所谓的“马尔萨斯陷阱”，从而“实现了只有相对丰裕才可能达到的生活质量”，那么，这样一种“相对丰裕”所赖以实现的技术进步以及由此导致的史无前例的人口爆炸，又使得人类不得不去面对后果可能更为严重的新“马尔萨斯危机”。

　　毫无疑问，从人口、资源、环境与灾害等生态系统的角度对现代化进程，特别是对现代化的起源问题进行探讨，不仅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现代化进程的动力、性质、规律和发展趋势，也有助于进一步认识现代化过程中以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为主要标志的人类生态系统变迁的原因、过程和规律，从而为最终寻求人与自然之间协调发展的现代化道路提供历史的借鉴。

　　在这样一种扩及全球的现代化进程中，东、西方之间特别是中西之间发展道路的巨大差异无疑是其最显著的特点之一。寻求中西历史变迁过程的异同点，探析其之所以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在国内外现代化比较研究领域也一直占有十分突出的地位，取得的成果亦极其丰硕。如果将这种比较研究置于上述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背景之下，并放在一个更长的历史时段之中进行，则不但会有力地推动现代化比较研究的发展，在理论上亦将进一步深化对中国国情和现代化道路的认识，进而有助于更加深入地探索符合中国国情的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化途径。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在通常被人们所忽视的救灾减灾及环境保护问题上所取得的理论、制度和实践上的成就，是西方中世纪文明所远远不及的，以致法国著名的汉学家魏丕信将18世纪中国集权体制下的荒政体系等同于近代西方的国家福利主义，国内不少学者更把古人所谓的“天人合一”的哲学观念视为解决当前全球环境危机的秘钥。然而就如同中国未能最先迈进现代化道路一样，中国发达的救灾环保(环境保护)理论亦未能使前近代中国像欧美国家那样在现代化过程中逐渐摆脱重大饥荒和瘟疫的威胁，在向现代化的减灾理论及实践的转变过程中也经历了漫长而艰难的历史时期。因此，对中西救灾、环保的理念、制度、政策、措施进行系统的比较，总结各自不同的特点与历史经验，探索中国近代救灾事业现代化的历程，对于今天我国的减灾环保建设将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而且由于灾害对社会的广泛而复杂的影响不可能像减灾防灾的技术工程那样可以在实验室里进行模拟，而往往是在已经发生的灾难性事件中归纳总结，故而从人文社会科学的角度来整理和比较人类历史上的救灾经验具有特殊的不可替代的理论价值。

　　正由于现代化进程是人类历史上最剧烈、最深远的社会变迁过程之一，是推动近二百多年来世界历史发展的最强大的力量，也正因为自然灾害和生态环境危机愈来愈威胁着人类社会的生存与发展，故而自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上述两个问题先后引起了国内外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和深入研究。然而，由于专业方向和思维习惯的局限，这两类研究长期以来未能有机地结合起来，有关的中国现代化理论研究和比较研究更多地是从国际环境、知识进步、技术发展、经济增长、政治变迁、社会秩序、文化心理等人文社会科学的层面进行的，对生态变迁与现代化进程的互动关系则较少提及。而有关自然灾害和环境危机方面的研究则更多地是从地理学、生态学、灾害学、气候学、地质学、水文学、生物学、医学等自然科学的角度进行的，更注重的是灾害演变、环境变迁的趋势性分析、规律性分析以及救灾减灾工程的技术方面，较少涉及灾害的社会影响及减灾工程的社会制度层面。近年来有不少研究对此虽有所论述，但一般还是侧重于人类活动对自然环境的影响，而相对忽视了生态变迁、自然灾害潜在的社会功能及其与各种社会历史现象，特别是现代化过程之间的相互关系。如何将自然与社会的变化结合起来，并通过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及其变动过程来透析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透析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各种社会现象的转变轨迹，是一项巨大的理论创新工程。

　　从比较现代化的学术研究道路来考察，马克思早在130多年前出版的《资本论》中就已经注意到灾害对社会的影响在不同的国家具有不同的反映，并辟出专节探究了1846年爱尔兰大饥荒对该地区原始资本积累的巨大影响。到20世纪的七八十年代，以著名美国学者、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诺斯为代表的新制度派经济学家，则将马克思特别强调的而被西方学术界长期忽视的制度变迁研究放在人口与资源的紧张关系这一历史背景之中，对西方经济史的结构与变迁、对西方世界在近代的兴起与发展作出重新解释，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诺斯等人看来，“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状况”，“过去是，今后也仍将是经济史的中心”。当然正如这位经济学家曾经指出的，他的工作“旨在为西方世界的兴起这一独有的历史成就的原因作出解释”，惟其如此，则又反衬出非西方世界的另一种截然不同的社会变迁模式。与此同时，法国年鉴学派代表人物之一拉杜里则把发生在14—15世纪(即欧洲中世纪末期)持续百年的以黑死病为主要标志的人口—生态危机看作是中、欧社会大分野的转折点。因为“人口的大幅度下降相反地伴随着大量农业资本的残留”，“造成了土地资本的大量剩余，由此带来了生活水平的大幅度上升以及城市和海上经济的多样化，从此以后得以满足从葡萄牙到德意志的西方社会不断增长的复杂的物质和文化需要”，使中世纪后期的人口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恢复能力并开始朝着新的方向迈步”；而且“似乎是在经济的废墟上出现了像凤凰一般辉煌的知识文艺复兴”。相反，在同一时期的中国，虽然经历了同样的人口生态危机，却并没有带来什么“有益的后果”，尽管这未曾妨碍“中国文明在中世纪末仍然有能力取得重大的成就”，“却没有取得重大的突破”，从而“有可能创造出一个由中国推动世界经济，创立一个交流的、工业的、资本主义的和科学的社会”。美国学者迈克．戴维斯的新作《维多利亚时代晚期的大屠杀》更是别开生面，把19世纪后期发生的全球性厄尔尼诺大饥荒——这是黑死病之后最大的人类灾难之一，在中国被称为“丁戊奇荒”——与中国、印度、巴西等当代发展中国家的形成联系起来，为我们理解19世纪晚期的资本主义列强究竟如何利用气候异常来强化世界体系中的不发达现象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应该指出的是，这些理论或假说有的带有极其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有的则脱不了欧洲中心论的偏见，但他们提出的问题以及观察问题的视野所具有的学术启迪意义，是无论如何也无法否认的。怎样对上述西方理论去伪存真，剔粗取精，继承和发展马克思所开创的灾害社会史的比较研究路线，重新解释中国的现代化道路，对国内学者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至于国内的减灾救灾史的研究，近年来的确成果累累，只是由于这些研究主要还是集中在减灾的技术或工程措施方面，而且大都未能超出邓拓《中国救荒史》的研究范围，对中国救荒思想和实践的现代化过程的研究也基本上仍付阙如，所以也有待于进一步拓展和完善。最近，法国学者魏丕信在给自己于20世纪70年代完成的代表作《十八世纪中国的官僚制度与荒政》所写的中文版前言中，一方面扼要地回顾了过去十年来主要是中文世界有关中华帝国晚期救灾方面的研究成果，一方面又不无自信地表示，他的研究虽然有许多细节可以“进行新的补充”，但他在20年前所做的“主要论断仍是适用的，没有由于近年来新研究的出现而过时”。或许就历史的实际情形来说，魏氏此语不无武断之嫌，可是就国内的相关研究而言，在很大程度上应属毋庸讳言的事实。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们目前所要做的工作，简而言之，就是在充分汲取国内外现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如何从生态变迁与现代化进程的互动关系这一新的角度，并通过与欧美等发达国家的比较，从经济变化、政治变迁和文化心理转换等各个方面，更深入地探讨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性质、特点、规律。其中需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现代化起源的动力和条件问题。既然以英国为首的西欧国家，由于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而引致的一系列天灾人祸的调整，渐渐孕育出促进技术革新和经济增长的所有权体系和经济制度，是其最终导致工业化出现的重要原因之一，那么，作为此前世界范围内经济发展水平无出其右的中国传统社会，在同样遭遇周期性大规模的自然灾害之后却始终未能促成有效率的经济组织，乃至经济发展相对落伍甚至停滞不前而未能独立走向资本主义道路。为什么?这样的产权体系又是如何影响后来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

　　其次是现代化的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的关系问题。西方国家通过工业化建设和市场经济的发展比较有效地克服了人口与资源之间的紧张关系及全球范围内周期性气候变化的负面影响，摆脱了古典主义的增长限制，而在以教养兼施为己任的家国一体化的中国传统社会，尽管拥有世界上独一无二的两千多年的救灾减灾经验和极其丰富的环境保护的思想资源，但直至20世纪上半叶也未能跳脱周期性饥荒的困扰，更未能阻滞生态环境的破坏和恶化的趋势。其中的原因是什么?中国的荒政即减灾事业在其变革过程中究竟应该选择一条什么样的现代化路径和方式?

　　第三则是现代化过程中以国家与社会关系为核心的政治变迁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内容：即如何辨证分析环境变迁与阶级结构、社会冲突以及政治体制的关系；如何看待这种与生态环境关联密切的传统政权形式对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以及其在中国被迫卷入现代化进程以后所发生的变化；如何从减灾救灾这一特殊的社会领域去深入探讨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及其演变特点。事实上，余新忠的新作《清代江南的瘟疫与社会》已经就此展开了开创性的探索。

　　第四是如何从生态变迁的角度审视民族文化心理、民众意识和现代化的关系。不管人们在解读马克斯·韦伯提出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这一命题时会得出怎样不同的结论，有关民族文化心理与现代化之间的关联却总是割不断的。清末以来，如何改造国人的民族素质或国民性，塑造具有近代特质的国民意识，更是一直被当作摆脱亡国灭种之威胁、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重要路径。但是除了早年的潘光旦先生(代表作是《民族特性与民族卫生》)与今人任不寐的《灾变论》之外，鲜有人从灾荒的角度对这类被众多忧时之士痛加针砭的国民性进行系统的探讨。其实，不管是潘光旦所指的中国人的好死不如赖活的“牛皮糖精神”，还是国内灾学界提出的概念如“灾民心理”、“灾民意识”，乃至任不寐的“灾民理性”，在中国这样一个所谓的“饥荒的国度”里，都不仅仅是一种灾时出现、灾后消失的短暂的现象，也不是不能导致人的意识的“整体的历史变迁”，而是此消彼起，连绵不断，最终从非常规的思想意识转化为一种常态的思想意识，积淀在人类心灵的深处，成为中华民族整体社会意识中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而詹姆斯·C·斯科特著名的“道义经济学”对东南亚“农民社会的许多奇特的技术的、社会的和道德的安排”所做的解释，如果离开了“农民对饥荒的恐惧”，则只能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过，由于潘光旦的研究主要是将明恩溥的《中国人的特性》、亨廷顿《种族的特性》与自己有关人文生物学方面的思考嫁接而成的，长期以来应者寥寥，而任不寐的研究则激情多于思辩，思辩多于实证，颇多偏激之处；至于人们在引用道义经济学理论来阐释中国小农的生存理性时，又大都抽象掉了这一生存理性赖以滋生的土壤，故亟须重新加以论证。

　　以上提出的不过是有关生态危机与现代化之诸多关系中的几个方面，但是如果这样的研究能够对当前颇受非议的“现代化研究”多少起到添砖加瓦的作用，于愿足矣。既然我们大家今天理所当然地加以接受的自然界的画卷，原本就是“一幅历史化的画卷”，总是充满着进化、冲突，伴随着剧变与灾难，既然人类的生命之河，就像美国著名的环境伦理学家霍尔姆斯·罗尔斯顿所说的那样，势必要将人与自然的界限冲刷得模糊起来，使之融为一体。既然探究人与自然之间这种不断变动着的相互关系的生态科学——一门综合了其他人文、自然科学并因之被视为终极科学的科学，按照一位环境史学家的观点，本质上不过是历史学的一门分支，而且，既然中国的现代化进程至今仍风潮激荡，所谓的“现代化叙事”尚未至寿终正寝之时，我们就实在没有什么理由不把两者结合起来加以研究，以期从历史的深处为完善当前的现代化建设寻找些许有益的启示。窃以为当今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一系列问题诸如所谓的“迷途”、“陷阱”，与其说主要是现代化本身造成的，还不如说是当前的现代化远不够彻底的结果；与其说是现代性肆意扩张的结果，毋宁说是裹挟其中的前现代幽灵阴魂不散所致。我们目前正在遭遇的极其严峻的全国范围的生态危机，似尤其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