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部大开发与可持续发展战略
（中经评论·北京）结合地理和经济发展水平因素，我国大致分为东部、中部和西部三大区域。我国西部包括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在我国经济高速增长的过程中，区域经济出现了发展的不平衡，东部发展较快，而西部发展缓慢，西部的经济实力在东中西部三个区域中最弱，而且东西部差距还在不断增大。不断扩大的东西部经济发展差距，1998年长江流域的特大洪灾，以及亚洲金融危机后开始在我国出现的通货紧缩等因素的存在，加上维护社会政治稳定，促进民族团结等战略考虑，使我国在世纪之交做出了西部大开发的决策。
一、在西部大开发过程中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的必要性分析
随着工业化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经济的快速增长使我国面临着日益增大的人口、环境、生态和资源的压力。目前，我国生态环境状况总的形势是：局部改善，总体恶化。土地和水资源供求关系紧张。2003年底，我国人口总数达到12.92亿（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湾省），全年净减少耕地253.7万公顷，全国人均用水量仅为420立方米。我国可利用水资源总量为2.8万亿立方米，居世界第6位，人均占有量2 340立方米，仅为世界人均占有量的1／4，排在世界第109位，被列为世界13个贫水国家之一。我国640多个城市中，缺水城市达300多个，其中严重缺水城市108个。森林覆盖面积也在不断减少。据史料记载，黄河中游流域在春秋战国时期，森林覆盖率为49.2%，2002年已大幅度下降到10.9%。
与区域发展存在不平衡问题一样，我国所面临的人口、环境、生态和资源的压力在区域分布上也不平衡，这些压力主要集中在西部，西部所承受的压力要远远大于东部和中部地区。令我们感到十分不安的是，西部地区生态环境脆弱，有的地区还在恶化，严重影响了人民的生产和生活。西部的水土流失、荒漠化、沙尘暴、石漠化、地质灾害等问题严重。全国水土流失面积360多万平方公里，西部地区约占80%。全国荒漠化面积260多万平方公里，每年新增荒漠化面积2 400多平方公里，90%以上分布在西部地区。全国70%以上的突发性地质灾害发生在西部地区。西北地区严重缺水，大多数河流年内长时间干枯。1993年5月，西北发生了一次特大沙尘暴，黑沙刮过了4省区40万平方公里，85人死亡，31人失踪，264人受伤，牲畜损失12万头，直接经济损失5.4亿元。据中国环境科学院的研究，我国每年因沙化造成的经济损失达540亿元人民币。另外，2000～2002年，国家环保总局会同有关单位开展了生态环境调查，结果表明生态环境破坏造成的直接经济损失与同期地区生产总值的比例，西部为13%，中东部为5%～12%。另外，西部地区环境污染在不断加剧，1998年全国大气污染最为严重的十大城市中，西部就占了4个，依次是乌鲁木齐、兰州、重庆和贵阳。
西部是我国控制人口增加、防止生态环境恶化和资源不合理开发的主战场，也是减少资源浪费的重要区域之一。同时，西部的可持续发展能力也还比较弱。因此，无论是从西部自身的开发和发展来看，还是考虑到要缓解全国经济发展过程中伴随而来的人口、资源环境和生态的压力，西部大开发都必须始终坚持可持续发展的根本原则。没有西部的可持续发展，就没有国家的可持续发展，也就没有西部大开发的成功。西部的可持续发展与西部大开发是有机统一，相互促进的。
从美国西部大开发中造成生态破坏的教训来看，我国的西部大开发也必须坚持可持续发展战略。美国的西部开发经历了三个阶段。最初阶段是农业开发阶段，以土地开发为中心。从1763年开抬，经过美国独立战争到19世纪50年代。在这一时期，美国西部基本是处女地，经过开发，在西部建立了大量的家庭、农场、牧场。第二个阶段是工业开发阶段，从19世纪50年代到20世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前。该阶段有两个重要标志，一个是1849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金矿，引发了矿业开发热；另一个是西部特别是中西部、远西部大批城市的兴起。经过这个阶段，美国的工业中心从东北部转移到了中西部，并在中西部建立了重工业中心，最终实现了工业化。第三个阶段是科技开发阶段，主要是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前后，经过20世纪70年代到现在。该时期西部开发的中心是在美国远西部的加里福尼亚州。美国开发西部时造成生态环境破坏主要是在头两个阶段。在这两个阶段的西部开发中，人们对森林毫无节制地乱砍滥伐，引起水土严重流失；大规模捕杀珍贵野生动物，使北美多种野生动物资源基本灭绝；对于西部矿产劫掠式的开采，使矿区自然生态严重失衡；随着西部工厂不断增多，排放出的废气、废尘随之增加，空气污染严重，“酸雨”不断；随着西部城市发展，人口增长惊人，城市生活设施严重不足，废物被随意倾倒，河流污染严重。这种漠视自然环境和不加思考地滥用自然资源的开发建设，使生态环境急剧恶化，最终于1934年引发了美国历史上破坏力最大的“沙尘暴”。它席卷了美国2／3的国土，带走的尘土达3亿吨，毁坏农田无数，农作物严重减产。随即，美国开始真正下决心治理被破坏的生态环境，并重视环境保护，成立了国家资源管理局，加强了相关立法和执法，收到了一些成效，但已很难恢复到破坏前的状态。
二、可持续发展理念
1962年，美国生物学家雷切尔·卡逊在其著作《寂静的春天》中呼吁人类关注环境。随后，随着公害问题的加剧和能源危机的出现，人们逐渐认识到把经济、社会和环境割裂开来谋求发展，只能给人类社会带来毁灭性的灾难。“可持续发展”一词在国际文件中最早出现于1980年由国际自然保护同盟制定的《世界自然保护大纲》，其概念最初源于生态学，指的是对于资源的一种管理战略。其后，这一概念在经济学等学科中增加了新的内涵。直到1987年，以布伦特兰夫人为首的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WECD）的成员们，经过4年的研究后，在向联合国提交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中正式提出了可持续发展的概念，并将其定义为“社会发展既满足当代人的需求又不危害后代人满足其需求的发展”，是一个涉及经济、社会、文化、技术和自然环境的综合的动态概念。该概念从理论上明确了发展经济与保护资源环境是相互关联、互为因果的观点。此后，WECD又对这一定义作了补充：“一部分人的发展不应损害另一部分人发展的权利”，强调代际平等与代内平等。“可持续发展战略旨在促进人类之间以及人类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后来，人们对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的内涵进行了深入挖掘和扩展，从不同角度加以阐述。综合起来，可持续发展的内涵可以这样来把握：通过妥善处理好人与人、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在确保整个生态长久的平衡、良性循环和不超过资源环境长久承载能力的根本前提下，实现人、经济、社会全面、平等、协调、持久的发展。从此定义出发，要实现可持续发展，我们必须做到：第一，注重代内和代际发展权利和机会上的平等，不能有损人利己的行为，不能将一个区域的发展建立在损害其他区域利益的基础上，不能“吃祖宗饭，断后人粮”；第二，要改变人与自然之间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强调二者是和谐共存的关系。自然生态环境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物质条件和基础。随着人类日益作用于自然和自然对等地日益反作用于人类，人类的生活质量高低和幸福的程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生态自然环境的好坏。因此，第三，要始终建设和保护好生态自然环境，不能以牺牲它们为代价，片面追求经济增长，满足人类无止境的物质欲望。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对已经破坏的生态及时“亡羊补牢”，使之达到良好的状态，对脆弱的生态区域还要有前瞻性地预防建设。同时，要防治环境污染，抛弃传统的“高消耗、高排放、低产出”的生产方式和“生产要素数量扩张型”的经济增长模式，代之以清洁生产、循环生产的生产方式和科技型、劳动者素质型的集约化经济增长模式。同时，还必须根本改变铺张浪费的不良消费方式和习惯，构造节约型社会。第四，要促进人的全面发展、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统一和协调，不可偏废，这是可持续发展的落脚点。这就要求我们既要发展经济，又要重视人全面素质的提高，控制人口增长。要大力发展教育、科技、文化、卫生和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
可持续发展这一概念和战略的提出，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影响是巨大而深刻的。有学者甚至指出，继原始文明、被称为“黄色文明”的农业文明和被称为“黑色文明”的工业文明后，人类将进入绿色文明的可持续发展文明时期。面对经济市场化的浪潮和知识经济的曙光，在西部大开发的背景下，西部区域怎样才能扫清前进道路上的障碍而尽快拥有这一具有强大生命力的崭新文明呢?
三、未来之路
回顾历史，周、秦、汉、唐、元、清时期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一五”和“三线建设”时期，都曾掀起西部开发的高潮。这几次开发，虽然处于不同的考虑，但有两个共同点。首先，主要是政府尤其是中央政府的行为，不单纯是经济行为，有的时期政治和军事方面的因素重于经济因素。其次，是缺乏总体规划和持久力。
目前的西部开发，虽然也是由中央政府发动的，但是具有不同于历史上西部开发的地方。其特点除了有“大”，还有“可持续发展”。这次西部开发是一项复杂、艰巨、长期的系统工程。完成好系统工程需要系统的思维和系统的举措，必须要自始至终体现可持续发展的基本要求。
第一，加强法治建设和制度创新，摆正政府角色，大力发展民营经济。我国目前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市场经济的本质要求是主要依靠市场这只“无形的手”，而不是主要靠政府的行政、计划手段这只“有形的手”来配置资源。为适应这一本质要求，我国的学者和政府的高层官员已多次呼吁和要求要切实根本转变旧的政府职能。然而由于多种原因，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不尽人意的，表面上在改，但实质上政府官员的思维方式和工作方式并没有根本改变，仍然具有计划经济时代的痕迹。比如，有些人，既当政府官员，又做公司总经理或工程项目的指挥长等；各级政府和部门仍然层层签定所谓的地区生产总值、招商引资计划完成任务书。实际上，现实中的我国政府官员的权力太大，社会生产资源的相当一部分还是由他们在支配。然而，事实一再表明，在现代复杂经济社会中，政府配置资源往往是低效的，而且往往伴随有官员的腐败和市场竞争的不公平现象。
西部大开发是一个庞大的工程，需要处理好各种复杂的关系，解决好多种冲突和矛盾。有些关系和矛盾，需要从宏观和中观层面去处理或解决。这时，政府就应该积极发挥好自己的作用。比如，中央政府要做好西部大开发的宏观规划和调控，制订和落实鼓励进行西部大开发、促进各种生产要素向西部流动的区域经济政策，妥善处理好区域间和区域内省市间的经济利益关系，促进区域间的各种合作。另外，在开发初期，政府也应有所怍为。比如，由于西部地区自然条件恶劣，生态环境脆弱，经济基础条件差，但又缺乏资金实力来改善。这时，中央政府就应该集中相当的财力来支持西部的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基础没施建设以及其他关系重大的大型骨干工程建设。
随着时间的推移，当开发的声势巳形成，开发的基础条件已具备，这时政府转变角色的历史时刻就到来了，开发进人第二个阶段－－主要依靠市场的力量，依靠社会民众的力量以得到不断推动的阶段。这时各级政府要淡出直接的经济参与，变“干预经济”为“服务经济”，只当好“裁判员”和“游戏规则制定者”而不同时又当“运动员”，营造公平、有序、理性竞争的社会环境。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即使在开发的第一个阶段，政府的行为也应该与市场手段有机结合起来。比如，对政府出资的工程项目，要坚持执行公开、公正的招投标制度。
依靠市场和广大民众的力量推动西部大开发持久进行，其必然的逻辑就是要实行制度创新尤其是产权制度和昕有制创新，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因为民营经济是天然的市场经济，民营企业是对市场信号反应灵敏的市场微观经济主体。西部经济落后于东部，民营经济发展滞后就是一个重要原因。通过民营经济的不断成长壮大，西部经济的活力就能增强，人民的创业热情就能不断高涨。为此，要消除行业经营的所有制性质的限制或歧视，优化社会环境，将西部人民摆脱贫穷落后的迫切愿望变为开发西部、美化西部的强大精神动力，使西部成为人们创业的基地和幸福的家园。
然而，不论是转变政府职能，发挥好政府在西部大开发中的的重要作用，还是发展民营经济，都离不开法治。西部大开发必须依靠法律来调整区域开发中的某些重大关系，规范政府、企业和个人的行为，以期开发有序、协调进行，防止不顾全大局的本位主义、部门主义行为和违反可持续发展理念的短期行为、纯经济行为。这也是对美、日、英等国家进行区域开发经验的借鉴。这些国家都非常重视专门针对区域开发的立法。
第二，坚持人力资源开发和自然资源开发并举，以人力资本的形成为重，大力发展教育和科技，走知识经济道路。我国的经济发展迅速，需要数量日益增加的自然资源。由于西部的自然资源丰富，在国家的经济格局中，西部有被作为全国的资源开发区和输出区这一重要角色的定位。因此，西部大开发必然伴随有对西部自然资源的开发。但是开发自然资源，必须合理而科学地进行，注意边开发边保护，防止不顾环境破坏和生态退化的开发。
然而，西部大开发不只是对自然资源的开发。如果仅仅这样来理解西部大开发的话，那么西部地区就很难致富，更谈不上可持续发展了。实际上，随着知识经济的到来，经济发展的推动力将越来越取决于对人力资源的开发状况，人力资本将成为最重要的生产因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能够迅速恢复和腾飞，不是因为日本有丰富的物质资本和自然资源，而是因为有宝贵的人力资本存量和因为重视教育、科技所带来的人力资本增量。美国能够在20世纪90年代创造新经济的辉煌，以及比尔·盖茨的巨大成功，都说明了开发人力资源，增加人力资本，依靠知识创新和积累，在西部大开发中的特殊重要作用。 但我国西部地区的人力资源开发是一个薄弱环节，人力资本不足，科技实力不强，知识创新能力、传播和接收信息的能力都低。在这些方面，与东部比较，西部明显落后。国家统计信息网的数据显示，2000年，15岁及以上人口中的文盲，全国有86 992069人，文盲率为9.08%；而西部有文盲30 76（）C¨03人，文盲率为11.79%；东部的文盲数为30 339 344人，文盲率为7.9%；从2000年投入的教育经费来看，在全国的38.49（）809万元中，东部为20 847 302万元，占了54.2%，而西部只有7 949 442万元，占全国的20.7%，东部是西部的2.6倍；从2（）03年的在校硕博士研究生数来看，西部只占全国的16.1%，而东部高于46.5%（东部研究生数量统计缺乏上海、浙江和海南的数据，如果计入，则东部会高于50%）。实际上，2003年，仅北京的在校研究生就达到了12万，比整个西部的还多15 322人。另外，由于受东西部收入悬殊和择业观念陈旧等因素影响，西部的高校毕业生和中高级人才实际上一直在向东部流动。这就更加加剧了东西部人力资本的不平衡。这种不平衡的结果，通过2003年各个区域获得的国家专利数能够得到反映。这一年，东部仅广东一个省就取得专利28 000个，比整个西部多14 670个，超出西部一倍有余。再就是，电信工具特别是互联网是当今社会人们获取、传递信息的重要手段。但是，从上表可以看出，东西部在互联网用户的差距更大。2003年，东部的互联网用户已接近西部的4倍。
因此，东西部的差距不只是体现在经济水平和生态环境上，还体现在社会事业的发展上，体现在人的素质上。这就对西部大开发和可持续发展构成了严重障碍，必须加以消除。苏联在开发西伯利亚的过程中，于1957年组建了苏联科学院西伯利亚分院而后取得了科技开发的重大成功。借鉴这一经验，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要从长计议，要通过强有力的财政政策和区域科教政策、人才等政策措施，改变对各区域教育经费投入严重失衡的状况，加速教育资源、人才资源和科技资源、信息化资源向西部靠拢，走产、学、研相结合的道路，充分提高这些资源的效益。中央政府要对西部地区的9年制义务教育承担完全的经费责任，加强扫盲，对家庭困难的学生要实行特殊救助。同时，要激励教育创业，大力发展民办、社办学校，加强对外对内合作办学，激活各方面的力量，促进西部教育大发展，使西部成为人才辈出的地方。要千方百计鼓励知识创新，使西部成为创新的沃土。
第三，塑造可持续发展的社会人文环境，让可持续发展理念深入人心，走民主道路，反对“GDP崇拜”和“纯粹经济主义”。
在深刻总结“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惨痛教训后，我国在20世纪80年代确定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本政治路线。然而，一些政府官员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当成了“经济建设至上”，由此导致他们做任何事情都只是为经济增长，如果感觉到一项工作与经济沾不上边，就认为做它没有任何意义。GDP是衡量经济增长的一个重要指标，于是在实际工作中，“经济建设至上”就自然而然地变成了“GDP至上”。在政府官员的考核晋级中，一个地区、一个部门、一个人对GDP贡献的大小，往往被有意或无意地成为最重要的因素，职务级别是升是降，也主要取决于对GDP贡献的大小是升是降。这样一来，GDP就成为这些人随时随地都要说着和想着的东西。
接下来，这些人就要为GDP的增长“大干一番”了。想通过GDP捞政绩的官员，似乎都很懂宏观经济学中的“投资乘数”效应，他们总是拼命搞工程建设，而不管这个工程最后的效益是好还是坏。要建设，就必须“圈地”。根据城市发展的理论和历史，城市一般是从土地肥沃的农业腹地中发展起来的。因此，被圈的土地，多数是城市周围的良田沃土。为完成GDP任务，一些政府官员也顾不上在土地上安身立命的农民的切身利益。
西部地区要摆脱贫苦，发展经济是必要的。但是发展经济并不意味着就只是GDP增长。靠牺牲社会利益实现的GDP增长根本就不能叫做经济发展。在国内产业分工的基本格局下，由于水泥、钢材、煤炭等原材料的生产和开采主要集中在西部地区，西部地区自然环境的承载容量已经十分有限。再加上脆弱的生态基础，如果在西部大开发中片面追求GDP增长，造成的结果必将是，社会效益的损失加上生态破坏的损失远远大于增加的GDP。
现在已经到了必须摆脱“GDP魔力”的时候了。首先，解铃还须系铃人。政府官员的考核机制应该有根本的改变。民主也许是考核官员最有效的机制。对官员的功过是非，要让群众说了算，而不是由GDP说了算。
不利于西部可持续发展的因素，在部分群众身上也有体现。比如，现在很盛行的“纯粹经济主义”。人们盲目崇拜货币的力量，抱有“金钱万能”的思想。他们好像也很懂得经济学关于用消费来刺激经济发展的原理，并以此为借口，追求高档消费，房子、车子不断更新换代。这种消费模式无疑将给我们的环保事业造成严重的危害。
因此，我们还得从社会的人文环境上去想办法。在全社会、全西部地区都要大力宣传和宏扬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提倡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向不良消费方式宣战，增强公众集体理性，反对拜金主义、“GDP崇拜”和“纯经济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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