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本文主要回顾了江南地区农业生产的历史。指出江南地区充分利用水资源过程中，有两大特点值得关注，其一是利用“圩田”从事农业生产，较好地利用了水资源；其二是通过多种经营的方式，显现出生态农业的特征。作者最后认为，在西方无机农业的弊病逐渐显现之际，东方的有机农业在人多地少、家庭小规模经营的背景下，前景是相当广阔的。

[关键词]太湖流域；生态农业；水环境
 
 
 
一、旱农、泽农及精耕细作
 
    司马迁很形象地说江南为“饭稻羹鱼，或火耕而水耨”之地，这很好地概括了古代江南的生产活动和膳食结构的特色。“火耕水耨”一词最早见于《史记·货殖列传》、《史记·平准书》、《汉书·武帝纪》、《汉书·地理志》、《监铁论·通有》等文献，但都由于记述过于简略，难于了解其具体内容。中外学者对此有不少的专门研究，但是可以说至今尚无定论。
    关于“火耕水耨”的探讨是理解古代江南一带农耕文化的一个关键问题，是学问上饶有兴趣的问题，可是这不在本文讨论范围之内。只因刚才提到“火耕水耨”很好地概括了古代江南的生产活动，故须再衍伸其内涵。“火耕水耨”是秦汉时代北方人对南方耕作方式的一般概括。实行这种农耕方式之地无疑是靠近江、河、湖、海等较低湿地区，即所谓的“水乡泽国”。在这里，水就是突出的生态因素之一。在司马迁生活的时代，中国的经济重心在北方黄河中、下游一带，那里气候干燥、雨量稀少，实行的农耕是旱作物为主的旱地农业或干燥农业，又叫旱农。这与南方以
水田稻作为主的湿地农业或湿润农业很不相同。南方湿润农业的自然环境，除了上述的水环境之外，还包括高温湿润的气候因素，特别是水稻生长季节的高湿多湿，规定了南方湿润农业的精耕细作的特色。
    关于旱地农业和湿润农业，在农学领域里有各种提法。欧美之农业基本上属于旱地农业。据美国Utah大学的J．A．Widtsoe教授在1910年所下的定义，“据现代的解释，干燥农法(Dry—Farming)就是在降雨量二十英寸或者在其以下的土地上，实行不灌溉而以常利为目的的生产有用作物的农业”⑴依日本熊代幸雄教授的见解，中国传统的旱地农法(“农法”为日本学术界惯用的术语，意思近于农耕方式)一一亦即以《齐民要术》所代表的农法一一跟欧美的近代旱地农法(Dry— Land-Farming)或干燥农法相比较，二者都以保墒为基本原理，所不同的是，欧美的近代旱地农法是以营利为目的之机械化农业，而中国传统旱地农法是以畜力和手工操作为主的精耕细作的农业。⑵
    关于中国的北方早地农法同南方湿润农法或水田稻作的关系，熊代幸雄和西山武一两位教授的见解是基本上一致的。他们都认为中国北方旱地农业的集约、手工操作的基本原则贯穿于中国南方乃至整个东亚的湿润地区水田稻作里面。依西山教授的说法，北方旱地农法集约手工操作的原则，转移到南方的水田稻作里来，脱胎换骨，由“耕耘就是湿润”(Tillage is moisture)变质为“耕耘就是肥料”(tillage is manure)⑶。按所谓“集约．手工操作的原则”指的就是我国传统的“精耕细作”。又，Tillage is moisture意即我国谚语说的“锄头底下三寸泽”。
    以上熊代、西山两位教授的见解可以说相当精辟。可是北方旱地农业也同样重视培肥土壤，历史上其施肥技术也在进步。我们应该这样理解：就是说，不分南、北方，或不分早农、泽农，精耕细作是中国传统农业的精髓，这是第一个层次；而北方旱地农业相对地注重保墒，这是第二个层次。这样，中国传统农业(或传统农法)这一概念就统一起来了。
    自从上个世纪70年代末期以来，随着长江流域丰富的考古发掘资料的增加，对“火耕水耨”的研究有所深化，不少学者认为过去的研究对长江流域的经济发展水平估计不足，甚至还提出了长江文明的概念。
    据北京大学考古系严文明教授的研究，中国包含有两个互相联系的农业起源中心。一个是黄河流域的粟作农业起源中心，一个是长江流域的稻作农业起源中心。长江流域在中国古文明发展中，也同黄河流域一样处于十分重要核心地位。这一情况是有其深层的历史背景的，其中最重要的也许就是稻作农业的发展⑷。
    日本的东洋史家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古代史就是北方游牧民族跟南方农耕民族(主要是汉族)互相抗争的历史。他的弟子贝冢茂树发展了这种史观，认为北方游牧民族与南方农耕民族的关系不仅仅是抗争的历史，而更多的是互相交流与融合的过程⑸。不只
是民族关系，就说对待上述北方旱地农业与南方稻作农业的关系，也不应将此对立绝对化，还要看到互相交流、融合的一面。而交流、融合才是历史发展的主流。
 
二、圩田一一水土资源的开发利用
 
    水稻是江南的主要粮食作物，其稻作历史悠久，由“火耕水耨”发展为水田稻作。“江南以水与平地较，水得十之五六，故称泽国”⑹。圩田就是在这样的泽国开发利用水土资源的一种创造，是水利田的一种形态。成书于元代的《王祯农书》有几处关于圩田或围田的记述，如(《农书》“农桑通决集之三，灌溉篇第九”)：
    复有围田及圩田之制，凡边江近湖，地多闲旷，霖雨涨潦，不时淹没，或浅浸弥漫，所以不任耕种。后因故将征进之暇，屯戍于此，所统兵众，分工起土，江淮之上，连属相望，遂广其利。亦有各处富有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环而不断，內地率有千顷，旱则通水，涝则泄去，故名曰围田。又有据水筑为堤岸，复叠外护，或高至数丈，或曲直不等，长至弥望，每遇霖潦，以捍水势，故名曰圩田，內有沟渎，以通灌溉，其田亦或不下千顷。此又水田之善者。
    由此可以知道圩田或围田是在浅沼洼地，建造堤岸阻拦外水，排除内涝以围垦良田的一种水利工程，是变淤泥为沃土的一项独创。圩内有沟渠，用来灌溉排水。圩田有屯田官办的，也有富豪民办的，这有很长一段历史的过程。至于“圩田”与“围田”有没有区别，王祯把它分别叙述，但并没有解释清楚。当代研究者对此意见有分歧，一般认为二者实际上是同一类型的工程，只是因地而名称不同而已，如“在太湖地区称为圩田，在洞庭湖地区称堤院，在珠江三角洲称为堤围，也称基围”⑺。其实“圩田”与“围田”的区别问题固很重要，但是更重要的是要区别对待充分开发利用水土资源这一意义上的“圩田”，跟后来人为的盲目围湖造田、破坏水域生态环境问题之分。
    《王祯农书》另有一处关于圩田之记述如下(《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
    “围田、筑土作围，以绕田也。……复有圩田……。”其内容与上引记述同，但这里附上了围田图。
    明代徐光启的《农政全书》(卷之五。田)也有关于围田的记述和围田图。关于围田的记述部分全都见《王祯农书》(农器图谱集之一·田制门)，唯有围田图与《王祯农书》所录者略有不同。据石声汉校注本《农政全书校注》⑻，王祯原书图都是单幅。《四库》本整个围田全用土堤围绕，堤外尽是水；图中房屋人物较少，右上角的村舍，还有木栅包围。殿本，土堤有些段用木栅代替了。本书双幅图，堤围不很明显；中间桥上的人，画得很粗拙，和后几卷的图，大不相称；左幅左下角的田，与殿本左下角的一段畔相当的，库本没有。
    从两幅图里可以看到圩田的生态景观的梗概。这是个小圩，圩田四围是堤岸，堤岸上面栽树。堤外是河，河的隔岸是另外一个圩田，也就是所谓的“圩圩相接”吧。河上有小船运航。圩内有稻田、田塍、沟渠、农路、桥、村舍、庭院、木栅、家畜等等，是一幅江南泽国的田园风光。这里应该还有堰闸，因为围堤、内河、堰闸三者是建立圩田的基本条件，缺一不可。
    图中的堤上栽树，这是养护圩堤的一种措施。堤岸长期受风吹雨刷，为了防止坍塌毁坏，需要经常养护管理。堤上栽树种草能起固堤护岸之作用，又可以发展副业生产。“虽然围田全仗乎岸塍，岸塍常于修筑”。“是吴下之田，以圩岸为存亡也”。以上见于《农政全书》(卷之十四水利·东南水利中)，强调养护圩岸之重要性。书中总结历史上养护圩岸之经验，提出堤上、堤边栽树种蔬、种草为
有效方法之一。例如“岸上遍插水杨，圩外杂植茭芦，以防风浪冲击”；“子岸八尺，闲而无用，宜种植其上。法惟种蓝为最上。……其有土名乌山不宜蓝者，或种麻豆，或种菜茄亦得。……若正岸外址，令民莳葑，或种菱其上。盖菱与葑，其苗皆可御浪，使岸不受齿。况菱实可啖，葑苗可薪，又其下皆可藏鱼。利之所出，民必惜之。岸不期守，自无虞矣”⑼。历史上植树养护堤岸之经验，还则可以追溯到春秋时代。管仲说：“令甲士作堤大水之旁，大其下，小其上，随水而行；地有不生草者，必为之囊，大者为之堤，小者为之防，夹水四道，禾稼不伤，岁埤增之；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⑽。《管子》确实是一部杰出的生态学著作。
    一方面出于人口增加、增产粮食之需要，在水网洼地修建圩田以种粮食，又为保护圩岸而植树，这从林业的角度来看，圩田也是一个重要的林业建设基地。南京的史正提示如上道理，是很有见地的⑾。依史正说明，因为圩田多是从水中建造起来的，这些地方本来不生长什么树木，而建造圩田后在围堤圩岸上植树，又圩内村落四旁、田园隙地，更都要遍种桑、果、杂木等，所以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圩田也是一种在水域的植树造林。
    圩区是指水、土利用以圩田为主，还包括河网、湖泊、滩地等在内的一个地区单位。圩区的综合规划利用应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整个区域内水土间合理的量的比例关系，规划之主要目的是避免盲目的围湖造田以至破坏水域之生态环境。另一个是在合理的水土比例的前提下，以单个经营为基础，因地制宜综合规划粮食和经济作物，农业和林、牧、副、渔各业的相互配合协调的关系。
    现就后一个方面的问题来略予讨论。综合经营是我国传统农业的一个重要原则，而陈旉也就继承这一传统，是在江南泽农中第一个提倡多种经营的人。《农书·地势之宜篇》谈到根据水、土的质地不同加以综合利用，谈到蓄水、防洪和排水。在《六种之宜篇》谈到多种经营充分利用土地和劳动力，要使“种无虚日，收无虚月”，但主要还止于种植业(以稻作为主)和养蚕。元代的王祯也很重视综合经营，他虽是北方人(山东)，但他足迹遍及皖、江、浙、湘、赣等地区，熟识当地农业情况。王毓瑚先生如此高度评价《王祯农书》：“作者在前人著作的基础上可以说是第一次对所谓广义的农业生产知识作了较全面的、系统的论述，提出来一个中国传统的农学的体系"⑿。郭文韬指出：“王祯的农学思想，还贯彻了‘农林牧综合经营’的精神。……它给今日的大农业概念提供了有益的启迪”⒀。
    明末清初的《补农书》(亦称《沈氏农书》)虽是一部地方性农书，却进一步丰富了综合经营的思想和实践。它的对象地区正是本文所讨论的太湖流域的嘉兴一带。《补农书》里有作者张履祥为好友遗孀一家人策划的农业经营的记述，这是一般小农经营的规划。也有为地主经营所作的设计的，这些都体现了综合经营的思想⒁。综合经营一般都符合生态学原理的。上举经营设计都是根据当地、当时的自然、经济条件而产生的一种以粮、桑为主，粮、桑、鱼、畜有机结合的生态农业的雏型。
    明代嘉靖年间常熟的谭晓、谭照兄弟的圩田经营是有名的生态农业的典型例子，记载于《常昭合志稿》卷48《轶闻》，常为后人所引用。这或许只是传说，内容有所夸张，但其因地制宜、综合经营的规划还是有道理的。从内容来看，这是经济力量比较雄厚的经营地主的农业经营，在当时整个太湖流域中并不是普遍存在的。但是它体现太湖地区生态农业发展的一种可能性，因此，现抄录其原文并略予以分析：
    谭晓邑东里人也，与兄照俱精心计。居乡湖田多洼芜，乡之民皆逃而鱼，于是田之弃弗治者以万计。晓与照薄其值买，庸乡民百余人，给之食，凿其最洼者为池，佘则围以高塍辟而耕，岁入视平壤三倍。池以百计，皆畜鱼，池之上架以粱为发舍，蓄鸡冢其中，鱼食其粪又易肥，塍之上植梅桃诸果属，其圩泽则种菰茈菱芡，可畦者以艺四时诸蔬，皆以千计。凡昆虫之属，悉罗取而售之。室中置数十瓯，日以其入分投之，若某匦鱼，某匦果，入盈乃发之。月发者数焉．视田之入又三倍。晓照俱纤啬，悼费不纨綺服，非大故不宰割，于是资日益。
    从这条记载中可以看出，谭氏兄弟乘荒年以低价购买荒田一区，修筑一个万亩以上的大圩田，类似王祯所说的“亦有各处富有之家，度视地形，筑土作堤，……”⒂筑土、作堤、凿池等都是在已有的工程技术之基础上进行的。这些水、土工程固很重要，如不与因地制宜、用养结合、多种经营的原则结合起来，是很难收到“岁人视平壤三倍”、“视田之人又三倍”的成效的。谭氏兄弟买田、修筑大圩田，是投下一大笔资本的，这就是固定资本。固定资本一旦投下去就构成生产品成本的一部分，不管生产量多少，它的总额是一定的。生产量多了，每单位生产物内所包含的固定成本(另一部份是肥料等流动成本)就少了，反之则多了。因此，经营者要考虑尽量不让田地、水利设施等闲置着。这就是为什么需要多种经营(或综合经营)的经济方面的理由。
为什么需要多种经营，除了上述经济方面的理由以外，另外一个就是生态学方面的理由。谭氏兄弟之所以要把养鱼和养鸡、猪结合起来，就是因为“鱼食其粪又易肥”。上引《常昭合志稿》文中没有提到的动植物资源循环利用的好处还很多，例如粮食的糠秕可用做饲料，鸡粪、猪粪、鱼粪和塘泥都可用做肥料，等等都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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