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三小”农业
 
    我国著名的农民小麦专家刘应祥于1981年lo月应邀到美国参加了第二届国际集约农业会议，回国后应《光明日报》记者采访，谈了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一些问题，并提出了几点意见[25]。这虽然是20多年前的谈话，至今仍发人深省。刘应祥先生说：“我们现在很重要的一点，是要树立民族自尊心!自信心!”“对我国传统的农业技术要重新评价”，“要充分重视小种植业、小养殖业、小加工业”，“最要紧的是让农民掌握科学技术”。他强调有机肥料的重要性，要走以有机肥料为主的路；提倡小规模生物集约农作法；要发展小种植业、小养殖业和小加工业(即“三小”)。我国的特点是人多地少，要发挥人多的优势，家庭的优势。搞“三小”很有条件。
    在太湖流域，从其自然、社会环境及历史传统来看，可以说要发展小规模生物集约农作法以及“三小”的前途是很广阔的。水乡江南广泛分布着江河、河道、水库、池塘和稻田等各种不同类型的水体，可以有效利用这些水体发展淡水养殖和栽培水生蔬菜；可以利用宅旁、村旁、水旁和路旁搞庭院经济和四旁绿化；可以利用丰富的地方特产加工等，以创出富有水乡特色的生态农业。
    早在2400多年前陶朱公就说：“夫治生之法有五，水畜第一”，教人池塘养鱼。据此一般认为春秋时的吴、越时代，太湖地区的人工养鱼已比较普遍了[26]。在两汉乃至西晋以前，江南一带人民虽不富有，但能“饭稻羹鱼”或“民食稻鱼，……食物常足”(见《史记·货殖列传》、《汉书·地理志》)。到明清时期，人工养鱼不但更加普遍，养鱼种类和技术有了长足的进步，而且如前述常熟县谭氏兄弟的渔牧粮园综合经营的例子，淡水养鱼成为整个农业生态良性循环的有机组成部分。
    1957年成都天回山汉代岩墓出土的一套陶水塘模型，里面有鱼、鸭、荷花、小船[27]。又1975—1991年在云南省小松山、七步场、大展团、镇海、梨花村等地先后出土汉魏时期的墓中陂池水田模型，池中有藕、莲子、泥鳅、螺蛙、蚌、贝、龟、鱼、鸭子等水生动植物，展现出陂池副业兴旺的情景[28]。此外在全国各处也有类似出土。汉代陂池也叫陂塘，这就是池塘。池塘是充满生机的生态环境，也是江南泽国生态农业的缩影。
    古代的诗文虽然不是科学的分析，却是真实的直观。如“瓦沼晨朝水自清，小虫无数不知名”(韩愈《盆池》)、“池上新年有荷叶，细雨鱼儿吻轻浪”(苏轼《池上》)“十里陂塘春鸭闹”(金代·元好问)，这些都不但是抒情诗，也吟出了池塘的自然生态系统[29]。
    池塘里栽培各种水生作物是一项投资少，收效快，生态、经济效益高的副业。河姆渡遗址出土里有菱角、莲藕、芡实。中国是菱的起源中心，而太湖地区可能是我国首先驯化和栽培菱的地区之一。莲藕不仅当作蔬菜煮食，还可以加工成藕粉，杭州西湖藕粉就是盛名全国的一项特产。目前太湖地区的水生蔬菜有菱角、莲藕、芡实、茭白、莼菜、荸荠、慈茹、水芹、蒲等等多种，而以菱、茭白和莲藕栽培较多。栽培水生蔬菜的好处还有如“深处种菱浅种稻，不深不浅种荷花”(清·阮元“吴兴杂诗”)，而且水面种菱可为鱼类创造良好的生活环境，肥沃池底泥土，清洁水质。
    水田除了发展复种多熟制的种植业以外，可以利用其水体、田塍、农路等来养鱼、养鸭、种植蔬菜、树木等，太湖地区早在明代就有稻田养鱼的记载[30]。至今浙江省绍兴农民有这样的说法：田中的鱼是自动除草工，活动捕虫网，自动中耕器，肥料制造机。就是说，稻田养鱼除了来自养鱼本身的收益之外，兼有除草、除虫、中耕和鱼粪肥田等好处。有
人说稻田养鱼在水稻的栽培管理上，如丽田、施肥、施农药等方面存在着稻、鱼之间的矛盾，而且会影响水稻产量。但是据上海市水塘养殖总场的邢湘臣的研究，证明只要对耕作制度和养鱼方式进行改革，是完全有可能解决这个矛盾的[31]。邢先生说稻田养鱼是一种“生物学农业”，应当加以研究、提高和普及。
    又据贵州黔南自治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杨昌雄的考证，我国苗族稻田养鱼的历史悠久[32]。“苗族不仅利用水灌田，还用水养鱼。每当收稻谷时，要在田里留几只母鲤鱼，让其繁殖。”水稻栽培历史与稻田养鱼历史有关联。苗族的祖先早在楚国区域内繁衍生息，后来受各种原因而南迁，仍把长江中、下游稻作经验与稻田养鱼技术随着传带至现住地。由以上可推测，太湖流域的稻田养鱼历史是很悠久的。
    庭院经济又叫庭园经济，也有的叫庭院农业。提法不同，但其共同点在于都是以家庭院落和园地为基地的种、养、加相结合的家庭小型综合农业经济形式。它是农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历史产物，在我国有悠久的历史，到了明、清时代农家庭院经济趋于成熟。庭院经济与大田生产有机联系，自古便是我国生态农业的集中表现。反映明末清初太湖流域嘉、湖一带的农业经济与技术的《补农书》，给我们展示当时庭院经济的轮廓和生态农业的雏型。张履祥是浙江桐乡人，1611年出生于没落地主的家庭，卒于1674年，享年64岁。明亡之后，1647年起，隐居家乡过着耕读生活。他耕田十余亩，地数亩，虽然是雇工的经营地主，其经营规模并未超过中农许多。因为他亲身参加农业劳动，在农事方面下功夫，也留心他乡的农情，所以对当时太湖地区的农业经济与农业技术“无不习其事，而能言其理”[33]。
    张履祥在《补农书》叙述种果品及桑树事之处说，住房基址空旷的人家，屋前可以种一
些榆、槐、桐、梓等树，屋后可以种一些竹、木，两旁开辟园圃以种植蔬菜。种在中庭的树，
最好的是梅、枣、香椽、橙桔、茱萸之类。这些主要是取作祭祀鬼神、招待宾客、馈赠亲友等用的。又说，在土地空隙处及水边，凡可植树的地方种上百余株用材林木，在桐乡种的是
椿、梓、榆、檀等上等木材。
    在谈到园圃的设置和护理的地方说，既要从事大田种植和蚕桑生产，就不能不同时
经营点菜园。菜园必须编好篱笆，围成园圃。篱笆间杂一些枳桔、五茄皮、枸杞，这三种植
物有刺，可以防御强暴之徒。篱下普遍种上萱花。园种广泛栽培菜、果、瓜、蒲等。丝瓜
要种在水边，饭瓜要搭棚上架，苦瓜缘树向上长蔓，茨菇种在沟里，香芋宜于种地墙阴。此
外还谈到饲养豚、胡羊、鸡、鸭、鹅以及鱼。
 
注释：
 
    [1]引自熊代幸雄：《比较农法论一东アツア传统农法と西ヨ1ツパ近代农业一)，东京，御茶の水书房，1969，308～309页。
    [2]见注[3]熊代幸雄：《干地农法にぉける东洋的と近代的命题》。
    [3]参照西山武一、熊代幸雄译：《校订译注·齐民要术》解说，东京，アジア经济出版会，1969，318页。
    [4]严文明：《稻作农业与东方文明》，《中日东方思想讨论会论文集》，上海，三联书店，1997；《长江流域在中国文明起源中的地位和作用》，1996年4月25日在四川大学的演讲稿。以上两文引自严文明：《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北京，科学出版社，2000。
    [5]参照贝冢茂树：《中国の历史》，东京，岩波书店)
    [6]黄辅辰：《营田辑要》第二编，内篇上之下一一成法(二)。
    [7]见《中国农史辞典》，北京，中国商业出版社，1994)，128页“圩田工程”条。
    [8]石声汉校注，西北农学院古农学研究室整理，《农政全书校注》(全三册)卷之五．田制．附注[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
    [9]见注[8]之《农政全书校注》，上册，346～347、377页。按，引自《常熟水利全书》。
    [10]《管子·度地第五十七·杂篇八》。
    [11]中国农业科学院、南京农业大学中国农业遗产研究室太湖地区农业史研究课题组编著：《太湖地区农业史稿》，北京，农业出版社，1990，341页。
    [12]引自王毓瑚校：《王祯农书》“校者说明”，北京，农业出版社，198l。
    [13]引自郭文韬著：《中国传统农业思想研究》，北京，中国农业科技出版社，岩波书店，424页。
    [14]详见(清)张履祥辑补，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补农书校释(增订本)》，增订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策邬氏生业”、“策漤上生业”。
    [15]转引曹贯一：《中国农业经济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848页。
    [16]F．H．King，D．SC．，Madison，wis．，Mrs．F．H．King，Farmers F0ny Centuries or Permanent A—griculture in China，Korea and Japan，1911．
    [17]同注[16]，2页。
    [18]同注[16]，1、48、193页。
    [19]见西岛定生著：《中国经济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83，3—4页。不过西岛教授本人是不承认停滞性理论的。
    [20]布瑞著：《中国农业史》(下册)，李学勇译，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94，798—799页。
    [21]见アルバト.ハワト著：《ハヮノトの有机农业)(上、下册)，东京，农山渔村文化协会，2002．3页。
    [22]见注[16]，276页。
    [23]Late F．H．King，D．SC．，Soll Manage—ment(New York：Orange judd Co．，1dndon：Kegan Paul，7remch，Trubner＆ Co．,Limited，1914．
    [24]引自费孝通著：《学术自述与反思：费孝通学术文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6，37页。
    [25]李林河：《中国农业现代化中的几个问题一一访农民小麦专家刘应祥》，《农业考古》，1982，1期。
    [26]同注[11]，388页。
    [27]刘志远：《成都天回山岩墓清理记》，《文物》1(1958)，转引自秦保生：《汉代农田水利的布局及人工养鱼业》，《农业考古》，1984，1期。
    [28]见肖明华：《陂池水田模型与汉魏时期云南的农业》，《农业考古》，1994，1期。
    [29]参照林蒲田：《池塘诗话》，《农业考古》，1992，1期。
    [30]《太湖地区农业史稿》，423页。
    [31]参照刑湘臣：《稻田养鱼小史有其现实意义》，《农业考古》，1984，2期。
    [32]杨昌雄：《苗族稻田养鱼考》，《农业考古》1984，2期。
    [33]参照《补农书校释》(增订本)，陈恒力校释，王达参校，增订，北京，农业出版社，1983，“张履祥事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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