跨国公司的跨境环境管理及其对中国的启示

　　[摘要]随着跨国公司海外子公司数量的增加，其跨境环境管理对东道国环境的影响与日俱增。通过回顾相关文献，本文全面剖析了跨境环境管理的含义与类型划分、战略动力机制及其对公司绩效的影响。在此基础上，结合跨国公司目前在华的环境管理实践，提出了我国政府的对策，即提高环境标准、加强环境执行力和对环境战略转型者提供必要支持。

　　2006年公布的《世界投资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所拥有的海外子公司的数量已高达77万家，其生产经营活动对东道国经济和社会的影响正与日俱增。一方面，跨国公司主导着全球污染密集型行业的生产活动，比如化学、石油和重加工业等，对国际环境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另一方面，由于跨国经营活动的复杂性，跨国公司需要同时满足多个制度层面环境管制的要求。因此，对跨国公司而言，如何组织海外子公司的环境管理实为不小的挑战，而跨国公司此项职能即被称作“跨境环境管理”。对这种功能的研究，无论对跨国公司本身，还是对政府部门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跨境环境管理的内涵
　　
　　尽管跨国公司在国际环境管理中的责任早已为公众所关注，但围绕这一行为所进行的专门研究却是在博帕尔事件（Bhopal catastrophe）发生以后，这次悲剧在很大程度上被视为环境管理失灵的结果。1996年，“跨境环境管理”这一概念被正式界定，旨在描述跨国公司环境管理战略中与国外生产经营活动相关的部分，无论这种活动采取的是控制还是非控制形式。虽然跨国公司跨境环境管理的模式远未实现标准化和正式化，但通常包括五类要素，即环境管理的基本准则、配套政策与可行性规划、执行监控程序、特定指导与培训项目以及负责环境管理的专门机构。
　　跨境环境管理体系既可能十分简单，也可能高度复杂；既可能仪涉及独资子公司，也可能将非控股公司甚至供货商和承包商涵盖其中。不仅如此，跨境环境管理体系的正式度亦存在很大差异，从极不正式的简单措施到高度集成化的系统管理都很常见。因此，对于跨境环境管理体系的分类，理论界存在诸多不同的标准。Simpson从考察跨国公司对待环境问题的立场入手，区分了三个层次的环境管理：一是被动接受者，仅将环境管理视为避免环境事故或不良公众影响的手段；二是积极行动者，崇尚绿色消费需求能够为公司创造竞争优势；三是全面热衷者，提倡将环境问题纳入总体竞争战略之中。与之相类似，Steger使用公司面临的环境风险大小和环境管理可能创造的增长机会多寡两项指标，将跨国公司的环境战略划分为主动创新型、积极反应型、消极反应型和漠不关心型四类。考虑到跨境行为的特殊性，目前比较系统的分类方法是南Hansen参照Bartlett和Ghoshal跨境组织的分类标准，将跨境环境管理划分为分散型（Decentralized）、国际服从型（International compliance）、集中型（Centralized）和全球整合型（GIobally Integrate d）四种，总部对子公司环境管理的整合程度顺序递增。在分散型管理模式下，总部与子公司在环境问题上毫无联系。国际服从型环境管理则要求子公司执行东道国当地的环境标准；集中到环境管理将母公司的环境政策推广到全体子公司，是垂直一体化的管理模式；而最高级的全球整合型管理追求水平一体化，总部负责设置环境原则和标准，并评价各子公司的环境业绩，具体的执行策略则南各子公司自主创新，总部和子公司在环境管理中呈平行关系。从具体实践来看，不同公司的跨境环境管理也呈现出良莠不齐的局面，完全忽视者与执行最优标准者并存。一方面，不少大型跨国公司正在对其全球环境管理进行整合。Rappaport等和Ruud对欧美大型跨国公司的研究均发现，这些公司在OECD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环境管理表现并无系统性差异，均采用公司统一的最优环境标准。另一方面，同样有证据表明，有的跨国公司在各东道国执行不同层次的环境标准。ESCAP／UNCTC对亚洲六国环境管理的研究发现、，母公司在环境、健康和安全方面的业绩明显优于发展中国家的子公司。Hansen对112家荷兰公司的研究则发现，只有约12%的公司在东欧和其它发展中国家的投资执行了荷兰环境标准，而建立了总部和海外分支间正式环境监控和汇报程序的公司仅占17%。
　　
　　二、跨境环境管理的战略动力机制
　　
　　在国际生产经营不断扩张的过程中，跨国公司始终面临着战略上的抉择：一方面，跨国公司需要执行本地适应化战略，以便利用不同国家或地区的禀赋差异，实现资源的合理利用；另一方面，跨国公司需要贯彻全球一体化战略，通过实现生产、管理、技术、营销和培训等环节的跨国标准化，取得规模经济收益。跨境环境管理的战略选择亦是如此，需要寻求本地适应化和全球一体化的均衡。而这一选择既受制于外部环境的约束（包括管制、经济和产业结构背景等），又最终取决于公司自身特点。早在1991年，麦肯锡公司的一项调查就发现，公司实施环境管理的压力来自四个方面：政府、消费者、雇员和竞争对手，不同的产业部门也表现各异。联合同一项研究也发现，在解释跨国公司环境政策方面，最重要的因素是母国立法（62.7%），其次是公司与环境相关的法律行为（21.9%），业内环境事故发生率（20.1%），东道国立法（18.9%）等。因此，可将影响跨境环境管理战略的因素归为四类。
　　1.管制因素
　　从短期看，许多跨国公司常常放松环境管制的标准。究其原因，第一，能够约束跨国公司在东道国环境行为的国际标准还很少；第二，各国对环境质量的重视程度不同，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优先顺序也不同，导致环境标准的国别差异较大；第三，即使不同国家拥有完全相同的环境标准，实际的监管效果也因各国执行力的强弱而存在差异；第四，对许多发展中同家而言，缺少环境监测设备和高素质执法人员都构成了标准实施中的障碍。但是，从长远来看，强制性管制的威胁、适应未来管制的预期正促使跨国公司积极整合其环境战略，以避免未来的高投入。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发展中国家有关外商直接投资（FDI）的一些限制性规定，可能会妨碍清洁技术和管理范式的引入，迫使跨国公司采用当地环境标准。
　　2.市场因素
　　从传统经济学角度看，市场力量的推动有可能带来“向底线竞争”（Race to the Bottom）的环境管理做法，以期降低管理成本，争夺市场份额。从这个意义讲，单纯的低价竞争可能导致分散化的环境管理策略。但是与此同时，市场也会迫使公司改善环境表现：一方面，金融市场和由主要客户控制的买方市场实力雄厚，具有讨价还价的能力，其对环境业绩的关注将促使公司采用统一的高标准；另一方面，以质取胜的市场导向同样会带动环境标准的提高，因为出色的环境表现是高品质产品的标志之一。Levy检验了消费者和其它社会团体的压力对跨境环境管理战略的影响。无独有偶，Gunningam等也发现，为了获得良好的社会声誉，取得来自金融机构或其它利益相关者的认同，企业会在全球范围内执行更高的环境标准。
　　3.产业因素
　　产业的基本特征，特别是产业集中度，也会对跨国公司的跨境环境管理模式产生重要影响。这是因为，在产业集中度较高的行业中，公司规模相对较大，更有能力增加环境投入，加强技术改造，也更有能力从事厂商之间的协作，联合确定较高的行业环境标准。近年来，越米越多的跨国公司参与到产业环境联合体中，通过制定准则、执行程序和标准等，共同致力于跨境环境管理水平的提高。正如Arora和Cason所证实的，产业力量确实会对公司提高环保标准产生决定性影响。
　　4.内部因素
　　以上三类因素只是跨国公司面临的外部约束，最终的环境战略仍与跨国公司的自身条件有关。首先，母公司的环境管理会对其在东道国的模式产生影响，特别是如果现有生产流程已经实现了环保工艺标准化，那么采用全球统一标准将更加便利。其次，公司的规模大小也会影响其管理模式，而且随着国际化程度的提高，这种影响会日趋增大。最后，对海外附属公司的控制能力同样关键，少数所有权结构可能导致一体化环境管理无法实施。DeCanio和watkins对美国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公司的特定因素（比如规模和股本结构）会影响公司是否参与环保项目的决策。近期，Cole等对日本公司的研究则发现，跨围公司的环境管理水平与其国际化程度成正比，随着社会影响力的增强，跨国公司会更加重视环境责任的履行。
　　实证分析对这四类因素相对重要性的检验同样是一个研究热点，但目前并无一致性判断。比如，Khanna和Anton的分析表明，尽管满足现存及预期管制的高成本会促使公司进行全而的环境管理，但效果远没有非管制性力量强大。这些非管制力量包括来自消费者、投资者和其它社会公众的压力，其中资本市场压力、公司礼会声誉的作用最为显著。然而，Henriques和Sadorsky通过对加拿大跨国公司的实证分析发现，消费者、股东、社会团体等的压力固然能对公司的跨境环境管理模式产生重要影响，但政府管制更具解释力。
　　
　　三、跨境环境管理对公司绩效的影响
　　
　　跨境环境管理对公司绩效影响的研究成果大都支持优良的环境业绩有助于公司财务表现的改善。在此，用来衡量公司财务表现的重要指标之一即为股票价格。HamiIton、white等的研究发现，有关公司环境污染的负面报道会导致公司股价的反常下跌；相比之下，进行严格环境管理的公司则有更为优异的股价表现，环境嘉奖可以明显带来公司股价的非常规增长。这表明，环境业绩确实可以改变投资者对该公司股票风险的心理预期，进而影响公司的证券市值。除此之外，还有学者采用利润指标来衡量公司的财务表现，Cohen等考察了环境业绩和利润率之间的关系，Russo和Fouts则衡量了环境业绩和资产收益率（ROA）的关系，其结论同样支持这一结果。然而，跨境环境管理毕竟与单纯的国内管理不同，执行严格统一的公司环境标准究竟是构筑竞争优势还是带来额外负担，这一问题尚存争论，但达成的基本共识是：尽管环境管理在短期内可能带来成本的增加，但是从长期看会巩固公司的竞争优势，有利于公司绩效的改善。
　　从传统经济学角度出发，各子公司执行不同的环境标准可以降低公司成本。在其它条件不变时，在环境管制松懈或执行力差的国家进行经营，较之有严格管制的国家更能节省费用。比如，美国每年的环境支出已超过1250亿美元，大约占其GDP的2.1%；而对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这一数字尚不足1%。具体而言，在环境监管严格的国家里，不仅对生产设备和技术具有严格的淘汰规定，而且经营者被迫在非生产用途上额外投入大量资源，如环境审计、废物处理和环境纠纷等，因此生产效率可能会受到负面影响；而在环境管制松懈的国家里，公司可以使用淘汰的生产设备，推销过时的技术和产品，有利于压缩公司的生产成本，延长产品的生命周期，从而增加公司盈利。
　　但是，从发展的角度来看，执行低水平的当地环境标准并不利于公司的长期发展。首先，低标准并不一定意味着低成本，执行低标准所带来的成本节省可能被过分夸大；执行低标准的跨国公司不得不经常对环境问题进行事后补救，显然得不偿失。其次，全球统一标准意味着同一程序可以在各子公司之间快速复制，从而确保由高标准地区所进行的技术创新能够迅速应用到所有地区。因此，采用全球统一的环境标准符合跨国公司的全球竞争战略；相反，改变惯用的高标准会打破其正常的生产程序，有可能带来更大的损失。再次，随着经济发展和GDP的提高，发展中国家必然逐步提高环境标准、对环境恶化也会更为关注。这一趋势在许多新兴工业化国家都已得到证实。基于此，采用全球统一标准有助于未来的成本节省，不仅可以节省再改造投资，而且相比同行来说可以获得先发优势。复次，污染必然降低生产成本的假设也不成立。某些先进技术（如生态技术）具有更高的生产效率，其采用能为公司降低运营成本。最后，执行高的环境标准还可能带来一些附加收益。例如，通过执行超过当地要求的标准，不仅可以提高员工道德水准，为公司带来生产力的提高，而且还能避免来自特殊利益群体的压力，为公司创造良好的社会声誉。Dowell等通过多元回归分析说明，采用全球统一的环境标准可以使企业获得显著的股票市场价值增值。这说明，市场力量会越来越多地关注公司所造成的环境负面效应，而全球与日俱增的环境保护主义也使采用全球统一标准的企业更能博得市场的认同。
　　
　　四、结论与政策含义
　　
　　从跨国公司在华子公司的环境管理实践来看，各子公司的环境表现千差万别。有的采取国际环保标准，带来了高质量的产品和先进的生产工艺，建立了环境保护的基础设施。有的则向国内转移一些过时的技术或产品，并带来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chang对中国高污染行业中的19家跨国公司的研究发现，这些公司完全无视欧洲管理标准的存在，不仅没有任何一个子公司采用欧洲环境标准，甚至有几家公司尚未达到中国技术管制的要求。冼国明等调查了欧洲跨国公司在华的环境管理后发现，欧洲跨国公司在华投资企业的跨境环境管理制度，尤其是母公司的环境控制程度方面差别很大，分别体现在环境业绩目标、环境标准、环境报告、环境审计和环境评估等方面；多数企业采用分散化管理策略，公司总部对在华子公司的环境控制比其它OECD国家的子公司宽松；其环境业绩虽优于国内同行业平均水平，但与母国标准相比，尚存在一定差距；阻碍子公司改善业绩的主要障碍包括财务考虑和同内缺乏环境保护基础设施；决定其环境管理模式的两种主要力量源于公司总部的政策和中国的环境管理规则。
　　因此，为了实现我国经济和社会可持续发展，保障资源的永续利用，我国应该积极采取措施，促使跨国公司在中国实行更高标准的环境管理，减少对我国环境的负面冲击。考虑到跨境环境管理的特点，我同在制定公共政策时应特别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正如Dowell等在研究中所证实的那样，从公共政策的角度看，发展中国家也许确实可以通过降低本国环境标准来吸引外围投资，但得到的多是实力较差、高污染性、技术低劣的投资。在短暂利用东道国的低标准获利之后，这些公司最终将不敌那些采用全球统一环境标准的竞争者，因为后者通过执行高标准获得了更强的竞争力。因此，对我国而言，最佳的选择应该是设定更高要求的环境目标、提高环境标准，与全球领先的跨国公司共同实现环境问题中的“双赢”局面。
　　其次，考虑到跨国公司的在华经营策略和中同的具体国情，环境法规的执行尤为重要。这足因为，在华跨国公司较为普遍地采取双重标准与分散化环境策略来管理子公司的环境事务；国内绿色市场发展不足，消费者力最较弱，难以对企业的环境行为形成有效的约束。尽管大多数在华跨国公司承认其造成的严重环境问题，但是并没有改正的压力和动力，其原因在于各级地办政府出于各种原因，如地方保护主义、机会主义干涉、执行不力和标准缺失等，较少对这些违规做法采取措施。针对这一问题，强化我国环境法规的执行，提高公众在环境执行过程中的监督力度和话语权，对于改善住华跨国公司的环境管理业绩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最后，由于在环境管理模式改变的过程中同样存在路径依赖效应，因此政府的作用不可或缺。众所周知，环境业绩的提高在很大程度上要依靠公司的技术创新，以及创造高效的制造工艺或流程，而这些技术创新作为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其本身具有很强的路径依赖效应。因为优良的环境业绩不可能在真空环境下被创造出来，所以这就需要政府不仅要进一步完善环境基础设施建设，包括环境服务体系和监控体系等各个方面，而且要提供适当的财政优惠，支持国内外企业对环保工艺的研究开发，推动其环境管理战略的转型。（南开管理评论，山东大学经济学院，綦建红，周洁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