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国家绿色新政及对中国的启示
“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是由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在2008年12月11日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提出的一个新概念，是对环境友好型政策的统称，主要涉及环境保护、污染防治、节能减排、气候变化等与人和自然的可持续发展相关的重大问题。潘基文呼吁全球领导人在投资方面，转向能够创造更多工作机会的环境项目，在应对气候变化方面进行投资，促进绿色经济增长和就业，以修复支撑全球经济的自然生态系统。面对当今世界经济发展的新趋势、新潮流和世界竞争的新格局、新变化，中国必须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绿色”机遇，抢占新一轮全球竞争的“制高点”，以迎战决定未来国运的全球绿色竞争。
西方国家的绿色新政
发端于欧洲的以新能源为代表的低碳绿色经济变革，在2008年9月中下旬“百年一遇”的全球性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迅速成为世界的宠儿。当前，欧、美、日等主要发达国家及不少发展中国家力图利用此次全球多重危机中的机遇，纷纷制定和推进短期内刺激经济复苏、中长期以应对气候变化向低碳经济转型为核心的绿色发展规划，试图通过绿色经济和绿色新政，在新一轮经济发展进程中促进经济转型实现自身的可持续发展。
(一)英、德、法引领绿色潮流
英国把发展绿色能源放在绿色经济政策的首位。2009年7月15日，英国发布了《低碳转换计划》和《可再生能源战略》国家战略文件，这是继出台《气候变化法》之后，英国政府绿色新政的又一新动作，是迄今为止发达国家中应对气候变化最为系统的政府白皮书，也标志着英国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政府预算框架内特别设立碳排放管理规划的国家。按照英国政府的计划，到2020年可再生能源在能源供应中要占15%的份额，其中40%的电力来自可再生、核能、清洁煤等低碳能源绿色能源领域，这既包括对依赖煤炭的火电站进行“绿色改造”，更重要的是发展风电等绿色能源，目标是把英国建设成为更干净、更绿色、更繁荣的国家。
德国发展绿色经济的重点是发展生态工业。2009年6月，德国公布了一份旨在推动德国经济现代化的战略文件，在这份文件上，德国政府强调生态工业政策应成为德国经济的指导方针。德国的生态工业政策主要包括六个方面的内容：严格执行环保政策;制定各行业能源有效利用战略;扩大可再生能源使用范围;可持续利用生物智能;推出刺激汽车业改革创新措施及实行环保教育、资格认证等方面的措施。
法国的绿色经济政策重点是发展核能和可再生能源。2008年12月，法国环境部公布了一揽子旨在发展可再生能源的计划，这一计划有50项措施，涵盖了生物能源、风能、地热能、太阳能以及水力发电等多个领域。除了大力发展可再生能源之外，2009年，法国政府还投资4亿欧元，用于研发清洁能源汽车和“低碳汽车”。此外，核能一直是法国能源政策的支柱，也是法国绿色经济的一个重点。
(二)美、日、韩力推绿色新政
美国“绿色新政”可细分为节能增效、开发新能源、应对气候变化等多个方面。其中，新能源的开发其绿色新政的核心，2009年2月15日，总额达到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将发展新能源为主攻领域之一，重点包括发展高效电池、智能电网、碳储存和碳捕获、可再生能源如风能和太阳能等，同时美国还大力促进节能汽车、绿色建筑等的开发。
2009年4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名为《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目的是通过实行削减温室气体排放等措施，强化日本的绿色经济，重点则在于支持政府当前采取环境、能源措施刺激经济，对中长期则提出了实现低碳社会，实现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社会目标。2009年5月，日本正式启动支援节能家电的环保点数制度，通过日常的消费行为固定为社会主流意识，集中展示绿色经济的社会影响力。同时，日本率先提出建设低碳社会，声称欲引领世界低碳经济革命，提出要把日本打造成全球第一个绿色低碳社会。
韩国欲借绿色增长战略再创“汉江奇迹”。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开始的时候，韩国就提出了“低碳绿色增进”的经济振兴战略，依靠发展绿色环保技术和新再生能源，以实现节能减排、增加就业、创造经济发展新动力等政策目标。2009年7月，韩国公布绿色增长国家战略及五年计划，确定了发展“绿色能源”的一系列指标，计划建立“环境能源城”和“绿色村庄”，未来五年间韩国将累计投资107万亿韩元发展绿色经济，争取使韩国在2020年年底前跻身全球七大“绿色大国”。
西方国家绿色新政的战略目标
目前，各主要经济体大力实施的“绿色新政”，是以能源技术革命为核心的新一轮工业革命，具有显著的战略意义：一方面以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新的增长引擎，力图借此刺激经济复苏摆脱目前的经济衰退;另一方面是谋求确立一种长期稳定增长与资源消耗、环境保护“绿色”关系的新经济发展模式;第三是力争占领全球新一轮绿色工业革命制高点和全球经济的主导权。
(一)培育新的经济增长引擎
近20年来，西方发达国家主要致力于发展以信息服务业和现代金融产业为代表的虚拟经济，而纷纷将以制造业为核心的实体经济转移给了发展中国家，但是此次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显示，脱离了实体经济支撑的虚拟经济，最终只是一个美丽的泡沫。泡沫幻灭以后，在未来相当长的时期内，虚拟经济都难以再现昔日的繁荣。因此，当前深受国际金融危机冲击的全球经济，迫切需要找到新一轮增长的突破口。
历史上每一次经济危机中都会出现一些新产业带动世界经济的新一轮经济增长。绿色低碳经济涉及电力、交通、建筑、冶金、化工、石化等部门以及在可再生能源及新能源、煤的清洁高效利用、油气资源和煤层气的勘探开发、二氧化碳捕获与埋存等领域开发的有效控制温室气体排放的新技术。“如果相关技术及产品在政府的引导下得到广泛应用，在投资的推动下全球将形成一个数十万亿美元规模的实体经济新产业，不仅能带动世界经济走出困境，并成为新一轮增长周期的‘领头羊’。”而一旦技术上取得重大突破，新能源绿色产业很有可能像上个世纪的信息技术产业一样迅猛发展，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点。
其实，一些发达国家已经通过“绿色新政”，把开发新能源、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重新振兴本国经济的主要动力和新的增长极。如经过几年的不断推进，目前绿色经济产业是英国衰退期几个为数不多的经济增长领域，预计从现在开始至2015年每年的增长率将超过4%。绿色行业将创造40万个工作岗位，而且这一数字还将不断上升，到2020年，将有120万人从事绿色工作岗位。此外，从长远来看绿色经济还能提升未来英国国家和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德国近年来可再生能源产业快速发展，可再生能源占德国全部能源消耗的比例已经超过15%，已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目前该行业就业人数约为28万人，2008年可再生能源在德国的销售额达到290亿欧元。德国环境部长加布里尔指出，德国经济如果能完成生态变革，那么到2020年就可新增100万个就业岗位。而法国政府预计新可再生能源计划的实施，能够在2020年之前为法国创造20万到30万个就业岗位。而美国也是把以开发新能源、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此次全球金融危机后重新振兴美国经济的主要动力，其总额达到7870亿美元的《美国复苏与再投资法案》将发展新能源为主攻领域之一，其短期目标就是促进就业、拉动经济复苏，并计划在10年内每年投资150亿美元，将创造500万个新能源、节能和清洁生产就业岗位，最终为美国经济打造一个“岩上之屋”。日本的《绿色经济与社会变革》的政策草案，也将使日本环境领域的市场规模从2006年的70万亿日元增加到2020年的120万亿日元，相关就业岗位也将大大增加。韩国按照“低碳绿色增进”经济振兴战略到2013年将进行107万亿韩元的“绿色投资”，将建造156万至181万个就业岗亭，用以拉动国内经济，并为韩国未来的发展提供新的增长动力。
根据有关专家预测，到2030年，全球“绿色经济”各行业中，仅可再生能源行业新增的就业机会，就将达到2000万个。总之，绿色经济已成为各国应对金融危机，进而推动各国及全球经济增长的新引擎。
(二)确立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传统经济发展模式的特点是只在孤立的经济体系内，从单纯的经济目标来衡量生产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在经济增长过程中，环境被当作一个提供资源、容纳生产废弃物的载体，资源只是经济增长的物质条件，是以破坏生态平衡、大量消耗能源与资源、损害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一种损耗式经济。这些行为正渐渐破坏着地球原本良好的生态，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调和资源枯竭等种种矛盾，也正日益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
而绿色经济则是以维护人类生存环境、合理保护资源与能源、有益于人体健康为特征的经济，是围绕人的全面发展，以生态环境容量、资源承载能力为前提，以实现自然资源持续利用、生态环境的持续改善和生活质量持续提高、经济持续发展的一种经济发展形态。发展绿色经济之所以成为大国共识，世界各国纷纷追捧绿色经济，一个重要基础是对既往发展模式的反思。发展绿色经济，从短期来看，不但可以迅速拉动就业、提振经济，还能有效调整经济结构，理顺资源环境与经济发展的关系;从长期来看，更有利于经济可持续的、广泛的增长，避免危机重演，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协调、可持续发展。转变传统高能耗、高污染的经济增长方式，发展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标志的“绿色经济”，不仅成为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重要选择，也被认为是人类社会继原始文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走向生态文明的重要途径，正在成为世界各国经济发展的共同选择和行动。
当前，各国政府正在实施的“绿色新政”，无不正是在加强对绿色经济的引导和扶持，主动推动投资转向“绿色经济”领域。如英国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向低碳产业倾斜，积极支持绿色制造业，研发新的绿色技术;德国计划增加政府对环保技术创新的投资，并通过各种政策措施，鼓励私人投资，通过筹集公共和私人资金建立环保和创新基金，以此推动绿色经济的发展;日本政府还通过改革税制，鼓励企业节约能源，大力开发和使用节能新产品;美国“绿色新政”的长期目标就是将发展新能源为主攻领域之一，以促进美国经济的战略转型。
显而易见，这些国家“绿色新政”的长期目标就是逐渐将当前高能耗、高排放的“黑色”传统经济发展模式，转变为低能耗、低排放的“绿色”可持续发展模式。
(三)争夺全球竞争的主导权
各国纷纷推出“绿色新政”发展绿色经济，不仅是各国刺激经济走出金融危机和转变发展模式保护地球环境的战略考量，更有占领国家经济竞争力在全球的制高点和抢占未来全球竞争主导权的战略动机。正如美国总统奥巴马说，谁掌握清洁和可再生能源，谁将主导21世纪;谁在新能源领域拔得头筹，谁将成为后石油经济时代的佼佼者。目前，欧、美、日等发达国家已经在应对气候变化和向绿色经济转型的旗帜下开始打造新的“竞技舞台”和制定绿色经济这一新的“竞技舞台”的游戏规则，并在新的平台上和新的游戏规则下，利用其低碳绿色技术方面的领先地位重新拉大实体经济的竞争优势，已成为西方国家再次谋取国际竞争力和全球主导权的一个巧妙战略。
首先，发达国家把新能源作为绿色经济发展的核心，而且希望发展中国家也把新能源作为重心，这样他们就能凭借自己的技术和市场优势占据主动。如欧盟各国大多数是核能和清洁能源技术的输出国，不但从政策和资金方面向新能源、绿色技术领域倾斜，也通过积极推动国际性碳税机制等，实现欧洲在全球能源效率和清洁能源市场方面的主导地位，由此保持欧洲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优势和领先地位。美国力图利用先进技术优势，向全球推广其技术、标准、产品，再次主导全球经济的制高点和掌控世界经济主导权。英国也希望在此次绿色工业浪潮中重温第一次工业革命是属于英国的光荣与梦想，英国政府在今年的预算中专门拨出4.05亿英镑，扶持关键企业应对气候变化，这些关键企业来自英国有竞争力和比较优势的行业及地区，包括海上风力发电、水力发电、碳捕获及储存，以确保英国在碳捕获、清洁煤等新技术领域处于领先地位。更关键的是，发达国家不断加大新能源开发力度，太阳能、风能、生物质能等不断成熟，一旦确立为世界标准，将对依赖传统工业路径的发展中国家带来巨大的冲击。
其次，西方国家往往以减排、生态保护为借口限制别国发展，通过技术壁垒推行贸易保护主义等，现在又有了新的“道德牌”，以碳税为代表的绿色关税、绿色贸易壁垒等已初现端倪。如美国试图借气候变化来“拯救人类共同家园”这一道德高地，使其成为全球致力于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领袖，并掌握新的国际绿色规则制定权，战略意图清晰可见。
另外，在当下的国际政治语境中，从1997年12月通过的旨在限制发达国家温室气体排放量以抑制全球变暖的《京都议定书》开始，经过10多年的发展，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世界政治中的一个重要话题，《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已经成为世界性的基本规则。气候变化成为环境保护中心概念，因此纷纷进入各国外交、贸易、安全政策，西方战略家鼓吹的建立国际干预机制、伸张环境正义，也有了实际的“口实”，形成新的意识形态武器。如德国正在传统的西方强权外交和人权外交话语之外，将环保主义打造成一种新的普世价值观和国际政治话语，以赢得更大的国际政治主导权。
而随着哥本哈根世界气候变化大会的临近，发达国家更是大力争夺在这方面的话语权。因此实施“绿色新政”，发展“绿色经济”，也是在争夺“绿色政治”的发言权乃至全球“绿色治理”的主导权。
西方国家绿色新政对中国的启示
今年全球主要国家纷纷出台重大“绿色新政”表明，全球“绿色竞争”的气氛已日趋激烈。面对新一轮绿色经济发展的先机，谁掌握了主动，谁就掌握了未来。对中国而言，发展绿色经济既是大国竞争的新焦点，也是谋求大国地位的新起点。中国必须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绿色”机遇，抢占新一轮大国“绿色”竞争的“制高点”。对此，西方各国的“绿色新政”对我国发展绿色经济无疑具有较强的借鉴意义。
(一)国家力量是发展绿色经济的基础力量。在当前全球绿色竞争风起云涌的背景下，绿色经济已经成为一个国家发展战略问题。发展绿色经济，不能仅仅在经济或文化层面寻求解决之道，不能完全交给市场慢慢地发展，而必须进行国家整体力量的动员，在政治层面形成强大的国家意志。
(二)政策支持是发展绿色经济的重要推动力。决策者应站在全球高度，制定一个长远的、符合国情的、操作性强的“绿色发展规划”，以迎战决定未来国运的全球绿色竞争。通过确立发展规划和目标来引导，促使各方形成统一预期，引导各方投资顺利进入;通过利益补偿等机制来激励，加大政府投入，通过政府补贴、补助以及奖励等多种形式，鼓励社会投资流入。
(三)绿色技术是绿色经济的重要支撑。英、美等西方国家在像碳捕获、清洁煤、智能电网、低碳汽车等绿色技术上保持领先优势。只有加强绿色技术的研发，才能使绿色经济的发展有稳固的基础，也能发挥绿色经济在经济发展中的推动作用。
(四)发挥本国优势，确立发展重点。如法国的核能、德国的太阳能、巴西的生物能源等等都是本国绿色经济的优势所在，也均是各自国家绿色新政的重点发展方向。发展绿色经济要结合本国的优势，确立发展的重点。像中国，能源需求大，人口众多，应将发展绿色能源以及推广绿色生活方式作为发展的重点。
(五)积极参与全球绿色治理，争取全球绿色政治“话语权”。对中国而言，发展绿色经济既是大国竞争的新焦点，也是谋求大国地位的新起点。在人类共同面临的全球环境问题面前，中国不应仅仅是一个被动的相关者，更应是一个负责任的参与者和各种全球环境问题国际准则制定的主导者。只有在以气候问题为代表的绿色战略中积极应对，才能取得国际事务中经济、技术、道义和文化上的全面优势。(张来春/上海社会科学院思想文化研究中心)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09.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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