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碳经济与结构转型

　　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即摈弃20世纪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有相对完善的“低碳”政策设计

　　自从工业革命以来，伴随着科技的进步，人类改造自然的力量越来越大，这种力量使世界在几百年内经历了过去几千年间都不可比拟的飞跃。但是，人类作为这种力量的行使者，一方面享受着经济繁荣的益处，另一方面，却出现了相当部分违反自然规律、向自然无节制索求的功利行为。这些行为渐渐破坏着地球原本良好的生态，由此带来的环境污染、生态失调和资源枯竭等种种矛盾，也正日益威胁着人类社会的和谐发展。这种失衡，在促进经济界和企业界加以反思之际，客观上也给了学术界以创新发展理论的空间。而有关“低碳”概念的提出，就是最新的一个例子，预计将对国际经济关系产生实质性影响。

　　“低碳”概念的主要构成

　　“低碳”概念主要由三个核心术语组成：低碳经济、碳生产率和碳关税。此外，还派生出“碳足迹”、“碳形象”、“碳责任”、“碳主张”、“碳交易”等子概念。本文对三个核心术语，作如下的具体说明。

　　低碳经济是指：以低能耗、低污染、低排放为基础的经济模式，是人类社会继农业文明、工业文明之后的又一次重大进步。低碳经济的实质是能源高效利用、清洁能源开发、追求绿色GDP，核心是能源技术和减排技术创新、产业结构和制度创新以及人类生存发展观念的根本性转变，即摈弃20世纪的传统经济增长模式，直接应用新世纪的创新技术与创新机制，通过低碳经济模式与低碳生活方式，实现社会可持续发展。这一提法对于中国和众多发展中国家之未来，不失为一种可借鉴的经济转型思路。

　　碳生产率是指：经济产出（GDP）与碳排放量之间的比值，即一定数量的碳排放量产生了多少经济效益。过去企业采用劳动生产率，考察每一个劳动力产出的经济效益，但不关心能源消耗、环境污染。“碳生产率”最关注能源的产出效率，每单位碳产出量越高，碳生产率就越高。一个企业是否属于低碳企业，不是看它使用能源量小、温室气体排放量小，而是看这个企业是否能更有效地使用能源。同时，碳生产率达到了一定标准的企业是低碳企业，应该在国际经济体系中享受贸易便利待遇。由于目前发达国家在技术和标准方面的优势，“低碳企业”基本上集中在其经济体区域，并成为发展中国家企业新的参照系。

　　碳关税是指：对进口的排放密集型产品，如铝、钢铁、水泥和一些化工产品，征收特别的二氧化碳排放关税。其争议源于2009年6月底美国众议院通过的一项征收进口产品的“边界调节税”法案，实质就是企图从2020年起开始实施“碳关税”。美国此举违反了世界贸易组织的基本规则，是以环境保护为名，行贸易保护之实，严重损害发展中国家利益。可以说，碳关税是以往西方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出口产品实施“绿色壁垒”的新变种，是限制发展中国家贸易能力的新设想，遭到了“金砖四国”等发展中成员的坚决反对。碳关税目前世界上并没有征收范例，但是欧洲的瑞典、丹麦、意大利，以及加拿大的不列颠和魁北克在本国范围内征收碳税。

　　中国的“碳形象”和“碳责任”

　　必须指出的是，西方提出的“低碳”概念，目前还没有形成一个十分完善的体系，更未完全形成针对发展中国家的政策框架。但无论是从2003年英国政府首次提出“低碳经济”假说起步，还是2007年日本政府正式提出“低碳社会”构想开始，西方对于发展中国家的代表——中国的“碳排放”，以及相关产业政策和思想轨迹的议论，就从来没有低调过。其中，最猛烈的攻击就是声称中国的碳排放已居世界第一，而中国的高耗能产业还在高速增长，因此，今后的中国将成为灭绝北极冰川的“环境恶棍”。调门较低的则是怀疑论，如美国媒体如此评论：全世界三分之一的铅都是中国生产的，由于市场担心大批铅冶炼厂被关闭，铅价将大幅上涨；中国无数小型铅冶炼厂令中央政府难以管理，许多冶炼厂为地方政府创造了可观的收入，不管它们是否达到安全标准，继续让它们运营符合地方政府的既得利益；中国政府过去通过执行已有环保法规整顿该行业的举措大多未能获得成功，因此也没有什么理由相信当前的行动会产生不一样的结果。当然，还有比较温和的期待论，如英国的《经济学家》指出：中国还需要在生态环境方面创造环保奇迹，才能成为真正的中国发展奇迹。

　　新中国成立后的60年间，除了上世纪50年代末以“大炼钢铁”为标志的非理性经济决策对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产生了政策性冲击以外，在多数时间段里生产力和生态保护都获得了长足的进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在经济发展成就举世闻名的同时，也在相关发展理念上始终站在世界前沿位置。

　　根据现有档案的披露，新中国的环境保护工作从上个世纪的70年代初期就已经起步了，并参加了和西方国家的直接对话。在周恩来总理的安排下，中国派出恢复在联合国合法席位后规模最大的代表团，参加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的人类环境会议。这是人类第一次有关环境保护的国际会议，中国代表团通过交流开阔了视野，在回国后的总结汇报中提出了我国环境问题的严重性。周恩来总理明确表示：对环境问题再也不能放任不管了，应当把它提到国家议事日程上来。接着，1973年8月，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审议通过了新中国第一部环境保护的法规性文件——“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之后，“工业三废排放试行标准”、“食品卫生标准”等相继出台，一批批国外先进的环境监测仪器设备也陆续引进国门。

　　由此，我们可以负责任地说，新中国早就有了自己的“碳责任”记录。而近年，随着科学发展观的提出和普及，中国也在积极履行对国际社会的“碳责任”。如：“十一五”期间制定和正在实施过程中的国家节能减排目标就是一个非常有效地减少温室气体排放的重大举措。如果GDP年均发展速度按照9.5%计算，实现20%节能目标，中国可能在此期间减少16亿吨二氧化碳的排放。有统计显示，这是目前国际上所有减排计划中贡献最大的一个国家目标。值得指出的是：就是在国际金融危机直接冲击宏观经济的非常时期，中国也没有因暂时的局部经济低迷而放弃减排和转型的中长期目标。不仅中央投资计划，直接安排了大量的节能改造项目，而且地方政府也在不断提高本土经济的碳生产率。如资源大省山西，2008年中国奥运之年，山西走上了从“挖煤到挖文化”的绿色转型之路。无独有偶，发展理念谋求领先的长三角区域也在“危”中寻“机”，不仅把低碳经济作为一种“蓝海战略”的升级选择，而且力图从其产业链的延伸中发现市场的新增长空间。

　　与此同时，基于中国国际话语权的提升，国际社会也开始传播中国的“碳主张”。尤其是在气候问题和碳排放事务的交涉领域，中国的立场还代表着发展中国家的声音。如2009年9月初在日内瓦召开的第三次世界气候大会上，国务院副总理回良玉就代表中国政府进一步承诺：中国将继续坚持《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和《京都议定书》基本框架，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积极参与和推动国际社会应对气候变化进程；同时，中国政府将同国际社会密切合作，推动多方面的气候服务，使其更好地造福全人类，为人类社会可持续发展作出新贡献。今后，类似的国际交涉场合还会越来越频繁，因此，中国还需要有相对完善的“低碳”政策设计。

　　关于低碳安排的政策建议

　　由于低碳概念的影响日益具体，我们认为：中国政府除了积极参与国际对话、谈判以维护自身的合理利益外，还应该尽快谋划国内企业与市场的低碳安排。根据已有的现实基础，我们建议宜加紧采取以下措施：

　　1、积极奖励“低碳”业绩突出的企业和个人。“节能降耗”，是典型的“低碳”业绩，除了以硬指标加以考核外，还要以经济手段积极鼓励在该领域创新的企业和个人，值得鼓励的创新包括技术和管理两个方面。如在西方经济萧条的情况下，上海的远洋航运业遭到寒流，但上海港却在节能降耗领域努力开拓，有效地节约了企业运营成本。如在集装箱起吊程序中，原先的起重机是柴油消耗大户，而在发明了“油改电”装置后，使得能耗成本节约率达到77%。这个“岸电系统”一旦在2009年被大面积推广，还可以减少污染排放90%以上。因此，对于这样的企业和发明者，应该设计专项鼓励机制及时予以重奖，这将有助于引导企业和企业家在低碳经济领域的创新积极性。

　　2、加快制定清洁能源汽车发展“路线图”。清洁能源汽车，一头联结着低碳经济，另一头联结着低碳社会。而在中国以扩大内需为导向的财政政策中，对汽车和住宅的消费刺激是一项主要目标。有研究表明，中国在2009年开始出台燃油税的改革，实质上也是促进汽车消费的重大举措。2009年以后，汽车在中国大规模地进入家庭将由可能变为现实。在这方面，面对美国三大汽车巨头受破产保护的国际竞争格局，中国的汽车制造业有可能获得新的市场机遇，但条件是必须积极发展清洁能源的新型汽车，这也是2010年举办世博会对于城市大气环境的必然要求。如2008年底的上海，共拥有18000辆公交车和45000辆出租车，其尾气排放中的有害物质就是上海空气质量的主要污染源。因此，必须尽快启动交通能源替代战略，首先大力推广技术成熟、配套设施完备的液化石油气出租车和压缩天然气公交车，然后通过替代实现减排、通过减排实现“零排放”，最后占领低碳汽车市场的制高点。

　　3、发挥产业研发优势，促进二氧化碳等回收技术的市场化进程。近年，国际服务贸易中出现了一个新的业务品种——碳交易。其背景是包括二氧化碳在内的温室气体排放，是公认的全球气候和环境治理的重中之重；而2005年生效的《京都议定书》规定，从2008年至2012年，所有工业发达国家要将二氧化碳等6种温室气体的排放量在1990年的基础上降低5.2%，而发达国家帮助发展中国家减少二氧化碳排放，就可以获得等量的排放权。而中国属于发展中国家，在2012年前被免于承担具体减排义务，因此在中国境内所有减少的温室气体排放量，都可以转变成有价产品向发达国家出售。据预测，2009年全球二氧化碳减排量交易将超过400亿美元，而来自中国的份额将超过三分之一的规模。显然，不仅国家职能部门要做好积极的准备，而且上海作为未来的国际贸易中心城市，也应该加大资金和技术投入，以利在国际碳交易这个新领域能够展示自身生态城市的发展实力。

　　（作者分别为上海社会科学院原院长、研究员，《上海资源环境蓝皮书》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