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进入环境优化增长阶段的判断为“三个转变”提供了思想基础

　　温家宝总理在第六次全国环境保护大会上提出的“三个转变”是《决定》和六次大会的灵魂和精髓。温总理指出:做好新形势下的环保工作，关键是要加快实现“三个转变”:一是从重经济增长轻环境保护转变为保护环境与经济增长并重。二是从环境保护滞后于经济发展转变为环境保护和经济发展同步。三是从主要用行政办法保护环境转变为综合运用法律、经济、技术和必要的行政办法解决环境问题。“三个转变”反映了国家环保执政理念的重大调整——把环境与经济之间的“主次”、“先后”、“单向”关系，转变为“并重”、“同步”和“综合”关系。

　　这个重大的环保执政理念调整，是基于我国环境与经济关系的转机。首先，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都需要资源、也争夺资源，难免顾此失彼，所以客观上容易走上环境换取经济增长的道路，这是当时的特殊国情所决定的。在这个阶段，环境保护是不可能与经济发展并重和同步的。其次，人们对于经济发展中的环境问题及其变化规律都有一个学习和认识的过程，有时候需要付出较多的“学费”才能学到或积累“真经”。在这个学习过程中，把环保由次要、滞后的地位转变到并重、同步的地位，要经过一段感悟、觉醒和决策的时期，这当然要经过对环境与经济关系规律的不断总结和深化，逐步抓住和利用二者关系的转机。在我国经济发展达到一定发展阶段后，不失时机地提出用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实现“三个转变”，用强烈的国家意志和适当的政策策略来克服和转化环境与经济的矛盾，说明我们对于环境保护的客观规律的认识正在不断提高。可以说，环境保护已成为优化经济发展的一个有力因素，这个判断为“三个转变”这个指导环境保护工作总原则的提出提供了思想基础。

　　四、如何实现环境优化增长

　　通过加强环境保护来优化经济增长，在行动上就是要按照温家宝总理提出的“三个转变”所强调的“并重”、“同步”和“综合”的要求开展环境保护工作，把环境保护的目标和要求融合在经济发展过程之中，全面贯彻落实《决定》和六次大会的各项部署。具体而言，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从环境保护方面对经济发展提出基础性要求。环境是发展的基础，环境决定发展的方式和模式，环境决定发展的速度和强度。要根据环境容量、资源禀赋和发展潜力，把国土空间划分为优化开发、重点开发、限制开发、禁止开发4类主体功能区，制定不同的区域政策。各地区、各部门、各行业要根据环境容量和资源承载力，按照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计划，制定经济发展总体规划、专项规划，确定建设项目，设计经济政策，切实提高经济发展质量，真正做到节约发展、安全发展、清洁发展。在一些特殊的地区，要实行环境优先。

　　二是把环境准则作为经济活动的准入条件。要充分发挥环境影响评价的作用，严格按照法律法规和环境标准的要求，依法行使法律赋予的权力，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划、经济政策、建设项目等进行严格的环境影响评价，对环境容量不足和污染物排放超过总量控制计划的地区，严格限制有污染物排放的建设项目的新建和扩建，使环境影响评价成为防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保障科学发展的“控制闸”。

　　三是用环保政策法规改变经济行为动机。出台必要的环保政策和法规，把产品消费后的处置责任前移到生产者，从而激励生产者按照环境友好的理念进行产品设计，优化生产过程。通过制定环境经济政策，引导企业走清洁生产和循环经济之路。通过调整水、电、煤等资源价格促进企业采取资源节约型的生产工艺。

　　四是把环保要求纳入生产、流通、分配、消费全过程。要推进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大力发展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加快改造传统产业，广泛推行清洁生产，鼓励节能降耗，防范和应对污染事故，构建低消耗、少污染的现代生产体系。要实行有利于环境保护的流通方式，积极治理铁路、水运等运输污染，保障危险化学品运输和储存安全，限制高污染产品贸易，完善资源再生回收利用，建立清洁、安全的现代物流体系。要大力倡导环境友好的消费方式，实行环境标识、环境认证、绿色采购和生产者责任延伸等制度，推行垃圾分类和消费品回收，建立绿色、节约的消费体系。

　　五是强化环境与经济综合决策机制，把环境保护前置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决策阶段。在经济发展的决策过程中增加环境保护的把关和引导机制。从环境保护方面提出对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战略的重要建议。对环境有重大影响的决策，应当进行环境影响论证，必要时实行环保一票否决。把环境保护纳入国家宏观经济调控政策之中，严格执行国家产业政策，特别是建设项目和企业准入制度，注重从决策源头控制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

　　六是大力加强环境保护执法和管理。充分利用法律、经济、行政手段，加大对环境污染的专项整治，特别是对水、空气的污染和土地面源污染的监督和控制，严格执法，依法关闭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对排放污染造成重大损失的企业和个人依法追究责任。围绕水污染防治、大气污染防治、城市环境保护、农村环境保护、生态保护、核与辐射环境安全和推动解决当前突出的环境问题等7项重点任务，全面推进，重点突破，下决心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七是创设激励性环境保护政策。改革干部考核和任用制度，使那些在落实科学发展观开展环境保护方面成绩突出的干部得到重用。完善环境保护模范城市、生态省(市)、生态示范区、环境友好型企业、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等创建活动，使在推进“三个转变”、实现环境优化增长方面有重要进展的地区获得荣誉和实惠。同时，也要通过检查、通报、曝光等手段使那些在贯彻《决定》和六次大会精神方面行动不力的地方受到鞭策。

　　五、不断深化对环境保护规律的认识

　　事物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人们不能创造规律，但可以发现规律、掌握规律、运用规律，如是，则可以逐步从必然王国走向自由王国。我们要做好环境保护工作，也必须不断摸索和总结环境保护工作的规律，在工作中掌握主动权。

　　我国环境保护工作进入以保护环境优化经济增长的新阶段，这是一种必然规律，我们开始认识到这个规律并主动推进“三个转变”，就能在国家发展大局中准确定义环境保护的位置。但客观地说，我们对这些规律的认识还是初步的、浅层的，决不能浅尝辄止。有很多重要问题我们已经意识到了，但还不能准确地说明它，把握它。例如，我们都知道过去30多年所进行的环境保护工作，包括提高环保标准、强化环保法治、普及环境意识等，已经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经济结构调整，改善了经济增长方式，对经济发展做出了贡献，但这种贡献究竟有多大？今后随着环保要求不断提高，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促进经济增长方式进一步转变？这些都是国家宏观决策时非常需要了解的，但我们还不能比较定量地回答。在计量经济学中，有一种方法是分析各种因素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的，就是美国经济学家索洛提出的“增长的核算”方法。该方法把经济增长的来源分为3个要素:资本积累、劳动力投入和全要素生产率提高。根据我国有关学者的研究，过去25年中，我国经济增长中资本积累的贡献率达到63.2％，劳动力投入的贡献为10％以下，全要素生产率提高的贡献为接近30％。从环境保护的性质来看，它对经济增长的贡献主要是通过对全要素生产率的贡献来实现的，即环境保护的各项措施，包括立法、标准、管理、执法等，促进了资源利用效率的提高，促进了生产技术的进步，同时环保产业还增进了资本积累。如果我们能够比较明确地回答环境保护在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中具体占了多大比重，那么对国家在环境保护上作出决策会有很大的作用。

　　因此，我们要高度重视并开展对环境保护重大问题的研究，深化环境保护理论建设。当前，有几个重要问题需要重点研究，包括环境保护对优化经济增长方式的贡献研究、新能源替代传统能源的环境效益和经济成本研究、环境产权制度改革研究、适应“三个转变”要求的环境保护体制研究、国际环境政策研究等。要在环保系统倡导学习理论、掌握理论、创新理论的风气，面向实际和面向未来进行环境保护理论建设，深化对环境保护规律的认识。

　　《决定》和六次大会的内容非常丰富，亮点很多，是指导我们未来较长时期内环境保护工作的完整体系，它标志着环境保护工作旗帜已经举起，航道已经疏通，激励着我们扬起风帆，奋力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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