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团体的角色

　　各种类型的团体对于建立和发展水伦理道德学科尤为重要。通过每个人与其他人的相互交流，个人对伦理道德的看法和预想就会得到提炼和升华。当这种相互交流是发生在由一些有共同利益的人组成的团体中的时候，效果最明显，收获最丰富，因为大家进行的交流是聚焦型的而不是发散型的。鼓励现有的社团在他们熟悉的领域开展与水利有关的伦理道德问题研究能够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有一种类型的团体聚集了一批对道德问题的判断有很深造诣的专家。1998年卡拉汉说：

　　至少在四个方面由道德判断派生的争论能够引来哲学上的麻烦。它们是：①在一般道德准则上混乱不清的概念；②联系实际的问题；③当一般道德准则与某些其它的实际需要相结合的时候，从一般道德准则得出的不被接受的结论；④在一些正在讨论中的人们试图加以改进的特殊问题道德判断上造成的道德矛盾。

　　很显然，整个学科面临的不可避免的困难和促进学科发展的客观要求，需要在哲学专家和各个专业领域的专家之间进行广泛的讨论，也需要在这些专家和团体的领导人之间进行广泛的讨论。

　　社会上的一些人群在水资源管理上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例如， 1994年博莱卡尔等列出了5种在与水有关的灾害中最容易遭受攻击的人群：①占所有家庭三分之一的最贫困家庭；②妇女；③少年儿童；④年老者；⑤一些少数民族。199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妇女在水问题上扮演着关键性的角色，因此妇女在处理水资源管理问题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这也是在都柏林召开的水资源和环境大会上形成的4条指导原则中的一条的主要内容。妇女是水旱灾害的直接受害者，忍受着灾害对家庭带来的巨大痛苦，但是，在恢复重建中相对于男人而言几乎无法获得资源。1987年沃恩发现在对1949年发生在非洲国家马拉维的饥荒的分析中，妇女的认识和结论和男人具有明显的不同。在容易遭受水旱灾害的地区，国家的妇女团体在提高妇女地位、进而提高水资源管理水平上，能够扮演一个主要的角色。

　　另外能够扮演关键角色的团体是专业团体。对于什么是专业团体，还没有被大家普遍认可的定义，但是能够确定某些特征。1988年贝尔斯提出专业团体的三个基本特征：①成员多，涉及面广；②由知识分子组成；③具有向社会提供重要服务的能力。他还进一步鉴别了学者型的专业团体和咨询型的专业团体的差别。大多数咨询型专业团体也具有三个特征：①具有执业资格和许可证的公共服务体系；②国家或组织的成员单位；③工作高度自治。1963年休斯认为，专业团体的实质是“它们在某些专业领域比其他人知道的多，能够帮助客户解决解决技术难题。”

　　在研究伦理道德问题时存在一种危险，那就是过分夸大专业人士观点的重要性，把他们的观点看成是关系伦理道德生死攸关的问题，但是，我们并不是排斥专业人士的观点，这些观点可以作为我们分析和研究问题的基础资料。1990年贝里认为研究环境伦理道德与专业人士观点之间的关系是：

　　主要存在的差距是对环境价值特别是在环境问题的认识上的估计不同。我们必须忍受经济学家的傲慢自大 ，忍受哲学家的故弄玄虚，忍受政治家的花言巧语。

　　1990年贝里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指出：

　　有一种由来已久的伦理道德与教育是同义词的假定，就是说受到良好教育的人总是对伦理道德问题能够采取正确的决策，剩下的问题只是确保及时提供足够的适当的信息。但是，这个假定是错误的，因为没有任何联系实际与行动的机器，也没有任何联系态度与行为的机器。

　　我们必须坚决抵制“教化说的谬论”。足够的适当的信息是极端重要的，但并不是全部。专业人士不仅有责任提供他们拥有的信息和资料，而且应该承认公众的态度和伦理道德的准则的重要补充作用。

　　大多数专业人士已经采纳了伦理道德学说的指导。1982年弗罗尔德指出：

　　尽管伦理道德学家声称已经提出了专业工程师所期待的在工程领域伦理道德的执行标准，但是这些标准不是机械的，实际上在工程领域有许多复杂的问题，非用伦理道德的观点去研究和解决不可。

　　有哲学家对在工程领域伦理道德的执行标准的有效性提出不同意见。例如，1980年拉德认为伦理道德学家对专业技术人员的指导是十分中肯的，但同时他又指出：

　　一个有组织的专业伦理道德学家的队伍提出这样的标准，概念本身就是荒诞不经的——表现出伦理道德学家既缺乏知识也缺少道德。此外，我将断言采纳这样的标准不会有任何正面效益，实际上可能会产生诸多负面效果。

　　他是故意用煽动性语言来诋毁伦理道德者的工作，这反映出持这种观点的人的焦急心态。具体的工程实践和道德准则之间往往处于敌对的状态，具体实践者把人具有自治的道德行动能力的原理教条化。为反驳这种观点，1996年利希腾贝格指出制定伦理道德标准并不违反道德的自治原理，而是对不遵守道德的人的有效约束。她进一步指出，伦理道德标准使人们反思与自然相对抗的形势，从而用全新的目光看待周围的一切。化解专业人士所持的伦理道德自然观与明确的伦理道德标准之间的矛盾的事实告诉我们，今后在水伦理道德的各个方面有可能同样遭遇类似的各种困难。1991年戴维斯指出，越来越多的工程师和专业技术人员担任了领导职务，这种倾向增加了困难的程度。

　　在过去几十年，各级政府在水资源管理的有关风险分析中的责任日益突出。1990年法耳肯马克等指出，在许多贫穷国家水资源短缺日益成为经济发展的重要制约因素。都柏林水资源和环境大会提出处理水资源评价制度支持问题的正式要求，会议强调必须“建立和维持承担水文资料收集、存储和分析的国家级的各种机构之间的有效合作。” 不幸地是在过去几十年中，在许多不发达国家由于经济窘迫导致水文测验等水利基础工作举步维艰。这是一个由于国际债务危机结果导致贫穷国家更容易遭受水旱灾害袭击的典型案例。已经开始强化政府之间在这个问题上的相互合作，例如，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调整后的世界水资源评估项目。

　　当从伦理道德角度考虑在一个给定社会中为减少资源分配上的不平等或许应对资源进行重新分配的时候，我们并不清楚在一个给定区域业已存在的水资源分配不平等是由于水资源短缺造成的还是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的。应该关注一个基本问题，就是在一个社会形成过程中自然形成的不平等问题。森于1970年、1973年、1981年、1982年和1987年对这个问题进行了长期的深入细致的研究。很清楚至少应对传统的经济评价方法予以拓宽，增加间接效益和附加值。随着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于1987年提出布伦特兰报告和联合国于1992年召开里约热内卢大会，可持续发展的理念深入人心，对拓宽传统经济评价方法要求的态度已经开始改变。真正实施从伦理道德角度考虑的资源重新分配，需要在社会各阶层进行广泛的实质性讨论，以便达成一致性意见。根据拓宽了的经济评价方法，一种把当地利益全部包括在内的解决方案是最有效的和最有可能的方案。1992年被都柏林召开的世界水资源和环境大会采纳的4条基本原则中的第二条就是针对这一问题的。它指出：

　　水资源的开发和管理的基本方法应该是人人共享，包括各阶层的使用者、计划者和决策者。

　　它强调了共享应该是实质性的而非名义上的：

　　人人共享的方法包括提高决策者和普通老百姓对水资源重要性的认识水平。随着水资源方案向公众咨询，所有使用者都将参与到方案的制定和执行中来，这就意味着最低级的社会阶层也能够参与决策。

　　人人共享的原则可以公平和有效地处理各种水资源问题，是一个解决问题的基本方法。即便水资源问题发生在很大范围，影响深远，我们也有可能利用这种方法采取最小的资源转换予以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