城市作为人类活动的中心，是温室气体的主要排放源，也是低碳经济发展的关键平台。从去年底至今，“建设低碳城市”成为许多城市市长口中的“常用词”；近日，国家发改委宣布，我国将首先在广东等5省和天津等8市试点建设低碳城市，此举被认为是中国低碳城市规划建设提上议事日程的信号和标志，一场新一轮的城市革命或将掀起。

    然而，在这波热潮下，有很多专家学者和实践城市却提出，应理性思考“低碳城市”在我国的发展路径，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各地建设模式需因地制宜，不可盲目攀比。

    案例一：

    瑞典低碳环保社区

    瑞典斯德哥尔摩的哈马小区，是一个低碳环保社区。小区附近有一个热电厂，部分原料就是小区居民排放的有机废物，循环利用后再将电能送回小区。小区里所有公共交通燃料都是这个电厂产生的。小区里使用太阳能板并利用风能，整个小区可以达到零排放。哈马小区是一个高档小区，但小区内没有任何停车场，不鼓励使用小汽车，该社区87%的居民出行靠公共交通，只有不到4%的居民出行依靠私家车。这个小区的路灯做成企鹅的形状，正好在人的腰部以下，既不影响照明，又能节省能源。

     案例二：

    首尔公共交通系统改革

    首尔从2004年7月开始，在时任市长李明博的主导下，积极推行公交改革，重新整合了公交线路，修建中央公交专用道，建设公交优先系统和换乘设施，开发新的智能收费系统；同时，施行减少私家车使用的政策，对公交专用道上的违章行车严格执法。改革实施一年后，中央公交专用道的车速从改革前的10公里/小时提高到改革后的20公里/小时，公共交通乘客数量比一年前上升了11%，燃油耗费和空气污染减少，市民满意度不断提高。

    低碳城市应有指标体系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所长潘家华一直关注低碳经济和低碳城市建设的问题，他在多个场合均直言谈到了目前我国建设低碳城市存在的障碍和瓶颈。

    潘家华认为，现在很多城市的决策者对低碳城市的概念还不是很清晰，在不了解低碳城市的内核和真实含义的情况下，低碳城市建设只会沦为走形式；其次，现在很多城市的规划和基础设施，并没有考虑低碳的因素，在低碳城市建设过程中会造成冲突；第三，现有的产业结构、技术结构，还远远不符合低碳的要求，但又不可能马上淘汰，这将给向低碳转型造成时间上的障碍；第四，就是资源禀赋方面存在很大的差异，有些城市可以搞太阳能、风能，但有些城市并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那衡量一个城市是否低碳的指标应该包括什么？潘家华认为，低碳城市应该有一套指标体系，至少包含以下四类：

    一是碳生产率。就是每排放一吨碳产生多少生产力。一个城市，如果它的碳生产力是国际领先水平，就是低碳的，如果是国内领先水平，也是属于相对低碳的。可以明确的是，对企业而言，低碳经济不仅是必须的，还蕴含着巨大的商机，今后企业之间的竞争，本质上是碳生产率的竞争，也就是单位二氧化碳能产生的经济效益。

    第二是拥有低碳的能源结构。可再生能源，比如风能、太阳能、核能，是没有碳的，天然气相对于煤炭来说是低碳的，如果一个城市在能源结构中能够降低碳的含量，这也是低碳的。

    第三是生活消费方面。大家多坐公交，多骑自行车、步行，不开奢华的大排量汽车，夏天空调温度不要调得太低，建筑做好隔热层等等，这些好的习惯都可以节省能源，减少排放。

    四是低碳政策。涉及相应的财政、税收、法制等等方面，通过这样一套政策，来引导消费、生产、能源使用，这个非常重要。地方政府可以在相关政策的制订上下功夫。

      不可单纯“以指标高低论英雄”

    采访中，很多专家指出，低碳城市的建立与否及如何建立，将考验各级政府的政治远识和政策水平。

    今年，苏州市邀请清华大学有关专家围绕该市低碳经济发展战略专门进行了研究。苏州市市长阎立坦言，作为中国最典型的现代化城市之一，资源制约加剧、能源瓶颈凸显等问题，已经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苏州的经济发展，苏州模式的转型和调整势在必行。

    “作为仅次于上海的第二工业产值大市，苏州目前已到后工业化阶段，同时也是发展低碳经济最好的时机。”清华大学常务副校长陈吉宁表示。

    有人觉得，像江苏苏州、广东顺德这样经济高度发达的城市发展低碳经济并不具备优势，对此，潘家华认为这绝对是一种误解。他表示，建设低碳城市，推动低碳发展，绝对不是一种原始贫困的自然状态下的低碳，而是一种经济高度发达、人民生活水平很高的经济社会形态。如果没有经济发展，没有工业，再低碳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

    专家刘利刚和袁镔参与了苏州中新生态科技城的规划设计，对于低碳城市建设，他们有一个强烈的感受：虽然应当设置量化的指标对低碳型生态城市进行评价，但是不能单纯通过生态控制性指标的高低来评价它的优劣。因为他们在工作中发现，评价指标越具体，越具有本土特点，往往是当地独有的，难以列出进行横向比较。

    “甲方曾提出与中新天津生态城的指标体系作比较，力求在指标先进性方面超过对方。但我们发现由于各自发展面临的瓶颈问题不同，这种比较不但没有意义，而且容易造成误导。”刘利刚说，“中新苏州生态科技城发展瓶颈在于能源紧缺，水质有恶化的危险，而水量并不缺乏。天津生态城瓶颈在于缺水与水质差，因此选择的生态控制性指标必须各有侧重。”

       应创新四种机制

    清华大学为苏州市开出了一张“药方”：开发具有苏州特色的低碳经济恰好能够成为苏州转型升级的新推动力。专家建议，首先应逐步优化工业结构，加速淘汰高耗能产业，以高新技术产业带动传统产业改造升级，同时大力发展低碳支撑装备制造业，以拉动经济增长。在专家提出的低碳经济发展战略措施中，另一重要举措是利用低碳基础设施支撑，包括大力发展公共交通，推广汽车节能产品，构建低碳交通体系；推动低碳型建筑业发展，重点减少公共建筑用能等。另外，进行低碳园区的试点，也能够探索合理有效的低碳模式，建设低碳社区，更能够鼓励居民生活消费实现低碳化。

    “苏州具备丰富的旅游资源，具备旅游持续发展的最佳优势，尤其是上海世博会更为苏州旅游业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契机。”陈吉宁表示。

    如今，在苏州普通市民身边，各类低碳实践也随处可见。“低碳生活看起来很遥远，却和我们每一个人都息息相关，如今好多市民都积极提倡并实践低碳生活，节电、节水、节油、节气，从身边的点点滴滴做起。”网友“认知者”认为，低碳生活对于普通人来说其实就是一种生活态度，而不是个人能力的问题。

    湖南省社会科学院的学者李晖认为，低碳城市的创建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目前无现成经验可搬,无固定模式可循,需要在摸索前进的基础上建章立制,改革创新,建立加速低碳城市创建的相应机制。

    一是创新组织机制。应围绕低碳城市建设的任务,创建相应的组织机构,包括成立低碳城市规划小组，组建常设的工作机构，建构联席会议制度，搭建高层次的咨询机构等。

    二是创新激励机制。可以成立中国低碳城市创建基金,对各省低碳城市创建予以支持。也可以实行补贴、融资等优惠激励机制,鼓励新能源的开发、现有能源的技术改造,以及对低碳技术的研发、应用、转让等。

    三是创新治理机制。应建立健全能源结构调整机制。完善市场机制,全面发挥市场调节功能,使低碳产品、低碳技术、低碳服务市场化。构建公众参与机制,促使多方主体主动融入低碳城市创建。

    四是创新制约机制。首先要制定科学合理的排放总量,以通过刚性排放约束加快低碳经济发展速度。其次要制定针对每个产业、每个行业,尤其是高耗能、高排放行业的能耗排放标准,对不能满足排放要求的企业要阻止其上马。最后是制定碳税征收机制,进一步加大对碳税的征收力度,对高碳企业和行业进行专项碳补偿税收征收,利用税收这一分配杠杆,有效地制约新进企业的业务选择，亦促使原有需进行技术改造的企业加大低碳建设力度。

    多位专家表示，应理性思考“低碳城市”在我国的发展路径，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各地建设模式需因地制宜，不可盲目攀比，开始“一拥而上”，最后“一哄而散”。

    看来，建设低碳城市，还需三思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