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将在南非德班召开。由于《京都议定书》明年就将到期，这次大会将比此前的哥本哈根和坎昆大会更受关注。围绕《京都议定书》的相关问题，记者专访了德国能源和气候问题专家弗里德曼·穆勒。

　　今天，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17次缔约方会议将在南非德班召开。由于《京都议定书》明年就将到期，这次大会将比此前的哥本哈根和坎昆大会更受关注，因为这次会议可能是形成针对《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国际法律协议的最后一次机会。

　　目前看来，多方对德班会议的前景似乎并不乐观。今年以来，有关各方已经先后在曼谷、波恩和巴拿马举行了三次预备会议，但是在《京都议定书》第二承诺期的存续等关键性问题上，依然存在非常严重的分歧。南非总统祖马说：“德班大会显然不会像逛公园那样轻松，它将是一次艰难的会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秘书处执行秘书克里斯蒂娜·菲格雷斯也表达了同样的担忧。《京都议定书》第一承诺期将在2012年结束，若不能及时制定第二承诺期，人类减排温室气体的努力将会遭遇挫折，目前看来，出现空档的可能性正日益提高。

　　1997年，在日本京都召开的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三次缔约方大会上，《京都议定书》获得通过。该公约为各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规定了标准。在2008年至2012年间，全球主要工业国的工业二氧化碳排放量比1990年的排放量平均要低5.2%。经过8年的艰难历程，《京都议定书》2005年开始强制生效。在通过该条约的183个国家中，并没有美国的身影。

　　不过，《京都议定书》签署以来，全球气候变暖的脚步似乎并没有因此减缓。1990年代，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量少于1%，但是现在，年均增长速度已经达到了2.5%。

　　对《京都议定书》本身的批评也不绝于耳，目前的评估显示，即使《京都议定书》能被彻底完全地执行，到2050年之前也仅仅可以把气温升幅减少0.02℃-0.28℃。许多环保主义者质疑《京都议定书》的价值，认为其标准定得太低，根本不足以应对未来的严重危机。

　　我们究竟应该如何应对全球气候变暖？二氧化碳的排放如何才能有效降低？就与此相关的话题，德国国际事务方面的最大智库——德国国际与安全事务研究所(SWP)的国际能源和气候政策高级顾问弗里德曼·穆勒(Friedemann Müller)在沪接受了本报记者专访。

　　中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还有很大空间

　　文汇报：明年，《京都议定书》的第一承诺期就将到期，现在看来，全球并没有实现签署《京都议定书》时把气候变化控制在2℃内的目标，在这个意义上，您怎么评价这一协议执行的效果？

　　穆勒：《京都议定书》只是让工业化国家做出了承诺，也就是所谓的“NX1”国家(发达国家)条款。的确，工业化国家造成了今天的全球气候问题，它们必须迈出探索解决方案的第一步。迄今为止，《京都议定书》规定了15年的期限，从1997年开始，到2012年结束。它完成了工业化国家减少5%碳排放的任务。问题在于，非工业化国家，亦即“NX2”(发展中)国家，包括新兴经济体国家，有非常巨大的碳排放增长，这些增长量大大超过《京都议定书》所要求的发达国家的排放减少量。所以，问题就是，全球范围的碳排放量仍旧在增长，1990年代二氧化碳排放的年均增长量少于1%，但是现在的年均增长速度达到2.5%。新兴经济体正在赶上工业化国家在20世纪的所作所为。我并不是要指责新兴经济体国家，它们的人均排放量仍旧低于工业化国家，但是，问题在于目前这个体系不可持续，我们需要一个后续的协议，将新兴经济体整合加入到减少排放的行动中来。

　　文汇报：人们之所以津津乐道于《京都议定书》，因为它是缔约各方高度政治意愿的产物。政治意愿也是全球气候变化谈判的基础。但是政治意愿只是让大家坐到一起来谈，而并没有就此带来一个实质性行动的结果。“后京都时代”会出现怎样的继任者呢？您对此有什么样的预测？

　　穆勒：我对此非常悲观。不仅是我，大多数观察者都是如此。原因在于，如果我们继续执行《京都议定书》，一些人提出再延续10年或者15年，如果这只意味着发达国家仍旧减少5%的排放量，那么它并不能解决全球气候问题。这些国家的确可以完成这个目标，但是新兴经济体排放量的增长很快；当然，新兴经济体也有非常充足的理由，因为它们仍旧低于发达国家的人均排放量。这就会陷入一个僵局。从2009年的哥本哈根开始，到去年的坎昆、今年的德班，大家一直都在努力。《京都议定书》明年就将到期，至今我们依然没有看到任何实质性的妥协。有人说，我们不会达成一个成功的协议了，只能寄希望于每个国家各自的良好行为。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它不会带领我们实现共同的承诺，让气温降低2℃。

　　文汇报：控制气候变化的责任如何分摊，每个国家都会从各自的国家利益出发来考虑，这会不会是一个永远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

　　穆勒：的确，这是个问题。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利益，比如德国，就不得不通过努力来更多地降低碳排放，因为工业化国家的大街上已经有过多的汽车了，德国基本上每个人都有车；而中国仍旧会拥有更多的汽车。我理解中国要增长、要发展的需求。问题在于，我们更需要从一个整体的角度来看问题；这是一个全球问题。没有任何一个机构站出来说，我们现在解决的是全球问题，责任的分摊、各自的妥协应该这样或那样；不存在这样的权威，联合国甚至也不具备这样的权威。没有人来组织这些事。这就是当下的情形。

　　文汇报：您谈到“双重不对称性”会成为全球气候谈判过程中无法跨越的障碍。这个不对称性就是：中国的人均排放比发达国家要低，但是近10年中国的排放总量还是很大。

　　穆勒：如果你看中国的人均排放，的确一直在增长，但如果建立起我所提议的全球碳排放体系，我可以肯定，中国的人均排放不会再增长，至少不会以现在的速度增长。中国提高能源使用效率还有很大空间。而且，中国人也会乐于从这个体系中获利，更快实现能源部门的转型。比如，使用更少的燃煤发电厂，转而使用更多的可再生能源。其实，中国有非常好的自然条件，中国有20%的地区是沙漠，每天都有日晒，可以建太阳能电站，当然，这会需要大量资金投入。与此同时，如果能够把人均碳排放控制在一个比较低的水平，就可以从碳排放市场中获利，把所获得的利润投入到太阳能建设中去。这将会产生巨大的激励，让人们可以更快地将能源体系从化石能源转移到可再生能源之上。

　　文汇报：我们也注意到，新兴经济体中的巴西尽管也处于经济高速增长阶段，它的碳排放增长这些年反而下降了，这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穆勒：巴西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案例，它能做到这一点有两个原因：一是它有巨量的水力发电，这是可再生能源；二是它有巨量的乙醇燃料，它的交通是建立在生物能源基础上的。所以，尽管巴西的汽车数量也在增长，但碳排放却在下降，因为巴西人的乙醇燃料使用量在大幅增长。这是由其独特性所决定的，需要有独特的气候以及合适的土壤、湿度。我们在德国也做过尝试，但是不可能覆盖能源需求的10%以上,而巴西则大致覆盖到能源需求的70%到80%。美国也在很努力地生产乙醇燃料，他们的使用量排世界第二位，但依然有限。中国当然也可以尝试，但不可能覆盖到20%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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