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国公约体系下的相关规定，是全球应对气候变化所遵循的权威准则。在其所搭建的立法框架下，各国从自身国情和发展需要出发，展开相应实践活动，包括对减排市场化机制的建立完善，从而以国内立法、国内市场的建构为条件，进一步展开减排行动的国际化合作，并力争从中拥有更多主动权、话语权。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的先行区域／国家有着各具特色的立法实践，对其典型经验可概括如下：

　　一是，气候变化已演变为复杂的综合性问题，与全球的贫困、资源利用、人口增长、可持续发展等重要问题都息息相关，气候变化归根结底是发展问题。而应对气候变化，需要在全盘考量基础上，架构、制定和实施战略规划、法律法规和政策机制。例如，欧盟的能源气候一揽子计划，是基于对能源安全、就业增加、技术创新等的综合预期；美国的《美国清洁能源与安全法案》其短期目标是促进就业、复苏经济，长期目标则是摆脱对国外石油依赖、实现经济战略转型。而《框架公约》规定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正是基于各国不同的经济水平和发展需要而提出的；欧盟在这一原则下开展对减排目标的责任分担，其具体依据则是成员国的人均GDP，同时参考能源结构、可再生能源发展情况等相关指标。

　　二是，从各国碳交易实践可知，目前国际上主要有两种碳交易操作模式，即强制性和自愿性的碳交易，分别以欧盟和美国为代表。而两者都基于“总量限制和交易（Cap &；； Trade）”机制，其中总量确定形成了有限供给，造就了碳排放权的稀缺性，由此形成了对其配额的市场需求和相应价格。例如欧盟、美国、英国、日本等都有明确的排放目标，并不断更新、更趋严格。与此同时，这些发达国家和地区还寻找机会、采取手段，直接或间接对那些没有纳入总量减排的国家和地区施加压力。例如，欧盟提出，发展中国家应在2020年前将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增长比基础排放量降低15－30％；而由经合组织成员国倡导的碳关税举措，施压发展中国家促其在2012年后的公约框架下采取更强有力减排行动。

　　三是，先行国家和地区围绕相关法制建设并以此为保障，已逐步探索出一套较为完善的碳交易机制。包括在公约体系下，通过立法赋予碳排放权以权利属性，再进行合理的权责配置，搭建起碳排放权交易平台，并开展交易制度建设和创新，以及对相关衍生品的发展，从而形成区域内统一的、要素齐备的碳交易市场和碳定价机制。这些国家还十分注重法律政策的落实情况，以严格的惩罚措施保障其作用发挥。例如，欧盟要求各成员国负责监测并保证其企业遵守排放指标，对那些排污超标企业处以重罚；如从2008年起，违规超标碳排放罚款上升到每吨100欧元，该数额远大于碳排放权的市场交易价格，也大于企业的减排成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