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良义制图

编者按

福建省厦门市日前在海沧区天湖城小区率先试点扫二维码倒垃圾，这种精细化管理有助于垃圾分类与减量，有利于垃圾回收利用和处理。那么，厦门这种方式是否适合推广？可能会遭遇哪些障碍和阻力？还可以通过哪些方法有效解决垃圾分类问题？本报组织了专题讨论，希望引发关注与思考。

创造有利的社会现实条件

推进垃圾分类的具体措施需要从公众环境意识、地方政府管理水平、监督成本等现实因素评估其可行性，并且综合相关因素设计最合理的方案。

◆刘长兴

（华南理工大学法学院）

垃圾分类是实现垃圾减量化的主要途径，也是解决垃圾围城难题的有效手段。

城市垃圾管理实践中运用科技手段提高管理效率、解决垃圾收集难以追溯的问题，代表了行政管理精细化的发展方向。

但是，垃圾分类作为一项制度，实施起来需要相应的社会条件。脱离社会现实条件的制度创新，不仅实施成本高，而且可能面临失败的结局。

那么，推进垃圾分类工作、设计垃圾分类的具体规则需要考虑哪些条件呢？

第一，公众环境意识是实施垃圾分类的基础条件。垃圾分类需要居民投入一定的时间和精力，与随意丢弃、混合投放垃圾相比，缺乏便捷性。要求居民承担垃圾分类的不便，除一定的政府强制外，公众环境意识特别是对垃圾分类工作的认识至关重要。如果没有公众对于垃圾分类的认可和自觉执行，地方政府的强制推行难免举步维艰。而公众环境意识的增强，是地方政府垃圾分类工作获得社会支持的前提，也是具体垃圾分类规则能够实施的社会基础。

第二，地方政府管理水平是推进垃圾分类的前提条件。垃圾分类是一项系统性工作，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是关键因素，一定程度上决定着垃圾分类工作的成败。具体来看，垃圾分类的具体规则和推进措施是以地方政府的决策为基础，决策的科学性和合理性将影响垃圾分类工作的全局。居民的垃圾分类成果需要地方政府管理的无缝衔接，相应的垃圾收集系统、处理系统都考验着地方政府的管理水平。有些地方分类投放、混合收运的做法打击了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

第三，监督成本是设计垃圾分类规则的重要考量。大部分制度的运用都需要监督，垃圾分类也需要相应的监督措施。如果实施垃圾分类的监督成本过高，导致监督不能发挥作用，也将损害垃圾分类工作的效果。笔者认为，要利用社会监督机制，降低地方政府的监督执法成本，有效发动社区参与垃圾分类的管理和监督。监督措施要与可用的监督手段相协调，科技手段的运用可能是降低监督成本的途径，但同时也要衡量居民采取规避措施的可能性。

总之，推进垃圾分类的具体措施需要从上述现实因素评估其可行性，并且综合相关因素设计最合理的方案。如果公众的垃圾分类自觉性高，相应地监督成本就低，对政府管理水平的要求也低；而公众的自觉性又可以通过提高管理水平、采用经济刺激措施等来提高。垃圾分类是大势所趋，地方政府应综合考虑社会现实条件稳步推进。

建立健全有效的激励机制

推行垃圾分类处理的激励机制应该具有说服性和强制性，意在促使公众自主自觉地选择垃圾分类排放，促使地方政府自主自觉地选择垃圾分类处理，促成全社会协作一致。

◆熊孟清

（广东省广州市城市管理委员会）

普遍推行垃圾分类处理，从垃圾源头混合排放、全量焚烧填埋处理的状态，过渡到源头分类排放和分类处理状态，需要建立健全垃圾分类处理激励机制。

推行垃圾分类处理的激励机制应该具有说服性和强制性，意在促使公众自主自觉地选择垃圾分类排放，促使地方政府自主自觉地选择垃圾分类处理，促成全社会协作一致。

垃圾治理很难依靠自愿协作实现源头分类和后续处理，需要通过强制来促成协作。但必须指出，说服先于强制，只有首先说服公众和地方政府官员，使他们具有垃圾分类处理的意愿，才能商定出强制推行垃圾分类处理的方式。

此外，推行垃圾分类处理的激励机制应该具有综合性，是由经济手段、行政手段、道德手段、信用手段、司法手段等形成的综合机制，可以是保证金、垃圾处理费、契约（合同）、制度、规章甚至法律。

这个综合激励机制的基础和核心至少包括3个方面：界定垃圾的权属，还原垃圾处理服务的稀缺性，尊重法治。只有明确了这3点，才能引导垃圾排放者在照顾社会公益的基础上，自主选择垃圾分类排放方式；引导垃圾处理者在照顾垃圾排放者私利的基础上，选择分类处理方式，从而形成垃圾分类与分类处理协调发展的良好秩序。

具体来说，要界定垃圾的权属，就是要明确垃圾是排放者的私有物品。通过界定垃圾的私有权属，让垃圾排放者拥有垃圾排放与处理的选择权，同时承担自己所排放垃圾的处理责任。这样有利于排放者权衡分类排放与否的得失，有利于树立“排放者（产生着）负责”原则，也有利于垃圾排放与处理的社会监督。通过这种方式，可以促使各种奖惩措施收到应有效果，能促使垃圾排放者在混合排放将导致重大损失的观念下，自主选择分类排放。推行分类排放并不剥夺排放者选择混合排放的权力，但选择混合排放会给排放者产生一定的经济、行政、道德、信用等损失。实践证明，通过IC卡、二维码等形式，可以直观地表明垃圾的私有属性，有效地推行源头分类。

还原垃圾处理服务的稀缺性，就是要表明垃圾排放者需要付出代价，才能享受垃圾处理服务。以往片面强调垃圾产生者排放垃圾的需要或权利，忽视了处理垃圾是有代价的，忽视了垃圾处理服务的需求法则，甚至没有把垃圾处理看成是一项经济活动。垃圾处理服务的供给与需求相分离，致使垃圾无论怎么排放都只支付相同的费用，垃圾排放者感受不到混合排放较之分类排放所引起的额外损失。这种情形下，排放者自然不愿选择更费时费力的分类排放。当前急需明确垃圾处理的经营服务性质，强调谁付费谁享受服务的分配原则，让混合排放比分类排放付出更大代价。

要尊重法治，就是要依法推行垃圾分类，在依靠公众自主选择的同时，通过制度化上升为社会行为。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通过法治来维护公众排放垃圾的权力，维护公众自主选择垃圾排放与处理方式的权利，维护垃圾处理者的权益。同时，维护垃圾处理的公共权益，包括公共环境权益、公共资源权益和公共秩序权益。没有法治，推行垃圾分类很难成功。

不断创新垃圾分类技术和模式

创新的魅力在于可以持续散发吸引力，好的创意产品还可以吸收大量的铁杆粉丝。对于垃圾分类技术和模式，也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

◆沃飞

（环境保护部华东环境保护督查中心）

随着城市管理精细化和智慧化程度的不断提高，很多地方尝试“互联网+”垃圾分类模式，助力垃圾分类管理，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和响应。每次技术突破和模式创新，都能给群众带来新鲜感和尝试欲望，但是实行过程中难免遇到各种问题。

垃圾分类难题并非朝夕之间就能彻底解决的，为不断激发公众垃圾分类的热情，让垃圾分类成为一种生活方式坚持执行下去，笔者有以下建议。

一是坚持法律和政策的持续性。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镇化发展进程的加快，一些地区饱受垃圾围城困扰，实施垃圾强制分类制度已势在必行。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办法》，其中提出，到2020年底，我国要基本建立垃圾分类相关法律法规和标准体系，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生活垃圾分类模式。基于此，地方政府应担起责任，在机制体制创新等方面抓紧谋划、及时跟上。杭州市、广州市等地为促进垃圾分类，出台了垃圾分类管理的地方法规，值得其他地方借鉴。

二是坚持宣教的渗透性。垃圾分类的宣教工作要尽量渗透到每个环节、领域和群体。可以通过多种形式的宣教活动，普及垃圾分类的知识，树立垃圾分类人人有责的理念。建立专业队伍，驻社区、进住户，分片、定点指导生活垃圾分类工作。同时，要防止“头重脚轻”，加强垃圾运输、回收、处置等环节工作人员的宣教和监督，避免垃圾源头分类后出现混运、混处的情况。引导社会力量监督，表扬先进，曝光落后，形成良好的舆论氛围。

三是坚持创新的活性。创新的魅力在于可以持续散发吸引力，好的创意产品还可以吸收大量的铁杆粉丝。对于垃圾分类技术和模式，也需要不断创新和改进。比如，根据应用过程中的用户体验，丰富产品的多样性，针对不同地区、不同人群，不断完善和改进，增强操作性和普及型。再如，开发积分兑换APP，用户可以通过积分兑换商城自行兑换礼品，增强参与性和趣味性。此外，除日常生活用品，还可以拓宽积分兑换范围，网络上流行的虚拟物品对年轻人或许更有吸引力。

推动实名制落地生根

面对当前单纯依靠道德自觉难以推进垃圾分类取得实效的客观情况，不妨强势推动垃圾分类实名制落地生根。

◆沈胜学

（福建省厦门市环境监察支队）

近年来，一些城市在部分小区开展垃圾分类实名制试点，在实施精准指导、提高知晓率与参与率等方面发挥了积极作用。但是，受人力、物力、财力以及群众思想认识水平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垃圾分类实名制离真正落地生根还存在着一定差距。

国务院办公厅近日转发国家发改委、住建部《生活垃圾分类制度实施办法》，提出在部分城市先行实施生活垃圾强制分类制度。这就意味着，垃圾分类将由鼓励转为强制，由选择题转为必答题。

面对当前单纯依靠道德自觉难以推进垃圾分类取得实效的客观情况，不妨强势推动垃圾分类实名制落地生根。为此，笔者认为，需要把握以下几个方面。

教育引导要跟上。解决垃圾问题，核心还是要增强群众的环境意识、文明意识和公益意识。观念与习惯的培养需要一个过程，地方政府要增强教育的主动性、针对性、有效性，讲清垃圾分类的重要性、必要性和紧迫性，讲清分类的标准及操作流程，讲清群众在垃圾分类中需要担当的社会责任，讲清实行实名制过程中地方政府为保护群众隐私所采取的措施办法，以及群众不落实垃圾分类可能要承担的后果等。同时，针对部分嫌麻烦不愿分、担心个人信息或隐私泄露不愿实名的群众，采取包干到户、群众互助等形式做好答疑释惑、思想引导工作，消除其顾虑，最大限度激发其主动参与的积极性。

队伍建设要跟上。实施垃圾分类实名制， 一线工作人员需要做大量工作。如定期为群众发放带有编码或二维码的垃圾袋，检查登记每家每户分类落实情况，汇总数据进行评分公示，对不分类或分错类的居民上门指导，监督转运过程中是否出现混装等。从某种程度上讲，一线工作人员责任心、原则性强不强，会不会讲解示范如何分类、会不会做群众思想引导和矛盾化解工作等，都将直接影响垃圾分类实名制落实效果。地方政府要通过加大经费投入、加强培训指导，努力将一线工作人员培养成垃圾分类的讲解示范员、宣传鼓动员、教育引导员、执行监督员。

配套制度要跟上。制度管根本，管长远，没有配套完善的制度保障，垃圾分类实名制难免昙花一现。地方政府要安排专门经费用于开展宣传教育、队伍培训、评比表彰、设施采购等。制定考核评估方案，定期或不定期进行考核评估并将结果公示，让群众了解实名制后取得了哪些成效。出台奖惩措施，对开展垃圾分类工作好的群众和工作人员，要给予表彰奖励，进一步调动积极因素；对屡教不改的群众，可以根据情节轻重分档次增收垃圾处理费；对党员干部家庭不落实垃圾分类的，进一步加大惩戒力度，将有关情况通报其所在单位。

垃圾分类是一项长期工作，需要全民参与，需要强制推动。实施垃圾分类实名制可以说是强制推动的实际举措之一，地方政府要在吸取部分地区垃圾分类试点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认真解决好推进过程中遇到的各种困难和矛盾，切实抓好源头分类这一关键点。

走好垃圾分类第一步

◆王冠楠

（江苏省苏州市环保局）

要使垃圾分类落到实处，第一步“户投放”既是关键起点，也是一大难点。关键的第一步没走好，后续分类处理、再生利用等工作的成效也会随之大打折扣。

厦门市海沧区利用两卷免费垃圾袋、一个二维码，较好地解决了第一步的问题，值得点赞，也值得各地借鉴推广。

一是提供了终端载体。绿色垃圾袋用于厨余垃圾，黄色垃圾袋用于其他垃圾，标识明显，简便易行，而且将分类的根基直接深入到户。一些城市的垃圾分类设施主要是小区的集中式垃圾箱，尚未实现终端入户，居民需要自己准备垃圾袋。这没有打通的“最后一道门”，就造成不少居民为图省事混装投放，导致分类垃圾箱名不副实。

二是构建了督促机制。通过将垃圾袋上的二维码与居民家庭关联，即便未必有严厉的惩罚手段，也构成了一种无形的监督，促使每家每户要维护好自身家庭形象。笔者也有类似体会，垃圾上又没写自己的名字，乱扔也不会被认出来，有时侥幸心理就占了上风，容易“因善小而不为”。如果垃圾袋上有自己家的二维码，每袋垃圾都可追溯，就明确了自身责任，务必要认真对待。

三是增强了公共意识。当大家都采用整齐划一的垃圾袋进行垃圾分类，在从众效应的心理作用下，每个人都倾向于与集体保持一致，很少有人会主动破坏规则。有观点指出，21天以上的重复会形成习惯，85天的重复会形成稳定的习惯。只要保持政策的延续性，居民们自然会逐步养成自觉维护美好生活环境的观念和习惯。

提高处理过程透明度

◆张军

（重庆市永川区环保局）

厦门市海沧区免费向天湖城小区居民发放印有二维码的垃圾袋，以此引导居民积极参与垃圾分类，可谓是一次有益尝试。笔者认为，在全面推广之前，还应做到3个注重。

一是注重提高垃圾处理过程的透明度。垃圾分类处理已基本成为共识，但不少人认为垃圾在家庭分类后，会在相关部门收集、处置的过程中重新混合在一起，导致部分公众认为源头上的垃圾分类毫无意义，挫伤了其对分类放置垃圾的积极性。因此，笔者建议，应及时把垃圾分类、收集、转运、处置等信息向社会公开。如天湖城小区在通过二维码对居民生活垃圾追本溯源的同时，也要及时让公众了解垃圾的处置过程及最终去向。通过信息公开的方式，让公众认识到垃圾分类的意义，提升大家对垃圾分类处置的信心。

二是注重对生活垃圾分类处置的精细化管理。天湖城小区目前推行的生活垃圾分类过于简单，仅做餐厨垃圾和非餐厨垃圾区分还远远不够。要进一步细化垃圾类别，建立统一分类收运设施和路径，对不同类型的垃圾设置不同的处理设施或消纳渠道，以实现资源的有效回收和再利用。

三是注重公民信息保护，预防泄露风险。对垃圾分类过程中获取到的个人信息，应加强保护，预防公民个人信息泄露情况的发生。

增强公众参与积极性

◆赵建峰

（江苏省南通市环保局）

厦门市扫二维码倒垃圾这种推进垃圾分类的方式，无疑是一种创新。然而，仅仅是回收方式的创新还难以支撑垃圾分类工作长效发展。

笔者认为，在此基础上还应充分利用市场化思维，通过有效手段增强群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从而推动垃圾分类自觉化和常态化。

可以通过开展垃圾分类有偿制，增强垃圾分类自觉性。要想吸引更多居民参与其中，垃圾分类应在扫二维码的基础上采取积分制度，通过积分给垃圾分类参与者一些实惠。要根据个体参与垃圾分类的时间、提供分类垃圾的数量等，开展积分累计活动，最终根据积分给予参与者相应的奖励。

在前期推广阶段，可以通过免费发放二维码垃圾袋的方式，吸引大家参与到垃圾分类工作中。在活动相对成熟后，应当逐步改变赠送二维码垃圾袋的方式，代之以积分兑换。在减少垃圾分类投放的前提下，不断增加参与者的获得感，提升个体参与积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