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过，环保部门从诞生那一天起，就注定要和传统生产生活方式以及产生的利益格局作斗争。”不过，潘岳相信，这种对立不是绝对的，而是可以转化和统一的、解决的方案就是落实科学发展观，做到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

　　潘岳也承认，环境保护的措施要落到实处，光靠环保部门出招还不够，没有相关职能部门的支持配合，没有地方政府理解和协同，环保总局空有凌云壮志，也只能壮志难酬。

　　直面环境污染

　　“潘岳最大的特点就是，他敢于直面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环保总局一位官员对记者说。

　　在与潘岳的几次接触中，记者发现，潘岳似乎总在让人们学会，如何从更高的视角看待环境污染问题。“眼下，拉动GDP的基本都是高耗能、高污染的企业，以造纸企业、化工建材、冶金等行业为主。”潘岳对记者说。

　　由于在全国范围内污染排放和资源开发都超过了环境承载能力，使流经城市的河段90%受到严重污染；75%的湖泊出现富营养化；全国近1/3的城市人口生活在严重污染的空气环境中；酸雨区约占国土面积的1/3。

　　“近年来，我国城市化发展迅速，但城市中绝大多数的污水管道不配套，污水处理厂绝大部分形同虚设，600多个城市中，只有270多个城市有污水处理厂，但其中有60%以上没有使用。城市垃圾大部分采用简单填埋，小城镇和农村垃圾基本上是露天堆放。”潘岳称：“全国尚有3.6亿农村人口喝不上符合标准的饮用水。农药、化肥、生活污水大量存在，已经有1.5亿亩耕地被污染，农村的环保设施基本上为零。”

　　“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如果连最基本的生存和发展的条件都不具备，其他的目标又何从谈起？”潘岳反问道。

　　更让他感到难堪的是，松花江重大水污染事件后，国家环保总局迅速展开了化工行业的污染调查，结果却发现：2万多家石化企业基本在江河边和人口稠密的饮用水源地。更为严重的是，45%的化工企业存在严重环境风险隐患。

　　2006年是中国环境形势最为严峻的一年。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不降反升。“环境污染不仅危害群众健康和“坦率地说，我感觉一次比一次更吃力。因为，事情一开始总是最好做的，空间大。但越往后，你离底线就越近，每前进一步的代价就越大。”潘岳称，但这件事是必须要做的，是一个官员要负的历史责任　　社会安定，更严重影响国际形象和对外贸易。”潘岳说，我国水污染物化学耗氧量、大气污染物二氧化硫、消耗臭氧层物质排放量居世界第一，二氧化碳排放量居世界第二，国际环境履约的压力大。近年来，发达国家提高环境标准，设置绿色贸易壁垒。仅欧盟在机电和家具领域提出的环保新要求，就使我国每年损失130多亿美元贸易额。

　　为什么我们不能先多赚点钱，具备足够物质手段之后再来治理污染？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就非要以发达国家的环境标准要求自己？潘岳认为，“原因很简单”。第一是我们发动工业化的时间太晚，我们开始改革开放时，发达国家已经发展了几百年，早就划定分割完了所有的国际规则与市场，我们的环境成本转移不出去。第二个原因是我们的人均资源占有量和环境容量只有欧美国家的几分之一到几十分之一，不能拼消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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