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提出，解决汽车尾气对空气污染的方案之一，“便是下大力气发展公共交通”，建立一个“充分便捷、舒适、安全，真正四通八达的公交，特别是轨道交通系统”。2003年，他又致信市领导，提出关于保持圆明园“半野生”状态的建议。“如果现在再来一次大兴土木，搞一堆人造山水林泉之类的假古董，那将是我们的又一次损失。”“希望市领导在圆明园即将开工恢复建设之前能够请生态学家、生物学家们进行考察调研并与之商榷，考虑进行生物多样性保护这一不容忽视的内容，而万万不可将圆明园也像北京其他公园一样，千篇一律地用人工草坪、花坛和统一移栽的树种来取代原有的自然植被”。

　　“自然之友”会员、新华社记者王军回忆，梁从诫一直在为保护北京古城奔走呼吁，他一直想成立“老北京之友”，但未能成功。他认为，环境问题，除自然环境问题，还包括人文环境问题。

　　义务植树被收“过路费”

　　深感从事环保工作之难

　　上世纪80年代，还在《百科知识》杂志做编辑的梁从诫，从一篇来稿中了解到，经济发展的同时，乡镇企业正成为破坏环境的重要因素。如今这已成现实，当年梁从诫则第一次意识到环境问题的重要。他曾说，当时还没想到自己会参与环保，认为这都是国家的事儿、专业人士的事儿，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而真正投入环保工作，他才发现，不仅政府有时不理解，民间也不理解。

　　1995年，梁从诫和某省一位官员同去一处风景区，官员随手往车窗外丢矿泉水瓶，当梁从诫劝阻他并下车把瓶子捡回来的时候，官员竟极不耐烦地说：“这有什么关系，扔的人多着呢！”梁从诫在给美国《时代》周刊的文章中写道：“这么简单而明显的问题上，我和他一时竟找不到共同语言。”

　　在去内蒙古恩格贝沙漠义务植树的路上，当地乡亲们每隔七八公里就横上一根大木头，拦住车队索取“过路费”，理由是雨天行车会轧坏他们承包的路段，而“过路费”少则三五百，多则上千。“自然之友”们解释大家是来义务植树的，连哄带求，花费五个多小时和数百买路钱，才走完原本只需要两个半小时的路。梁从诫说，“面对这些本应是我们需要依靠的基本群众，不由得使人更深地体会到在中国搞环保之难。”

　　在宁夏，他看到一对姐弟在干旱的沙漠里四处挖发菜，换取几分几毛钱，维持一家的生计。挖发菜对草原有致命的威胁，但看着这对在严重缺水的环境下长大、至今可能没怎么洗过脸的孩子，他实在不忍心责备，“与那些连基本生存都难以为继的人谈环保，我有一种负疚感”。

　　在三峡，他看到一个造成污染的造纸厂。厂子是“大跃进”时修建的，非常简陋，排出的黑水沿江流下去几十公里。梁从诫问县长，为什么不装污水处理设备？县长说，设备投资可能要超过整个厂的固定资产。梁从诫又问，为什么不停产？厂长说，一个厂两千工人，如果算三口之家的话，能养活六千人，厂子停产，谁养活这六千人？梁从诫一时哑口无言。

　　梁从诫意识到，光喊高调是喊不出结果来的，必须有一个方案来解决实际问题。

　　骑车开政协会被警卫拦住

　　生活之俭朴一如“苦行僧”

　　在严重缺水的河西走廊，梁从诫看到，一家国营大厂厕所门口，自来水哗哗地流成河，进厕所都要踩着砖头才能蹚过去。让梁从诫愤怒的是，全厂上下居然没有一个人来过问这件小事儿。“不唱绿色高调，从身边一点一滴做起”是梁从诫和同行们给“自然之友”确定的行动宗旨。他说，“其实我们也没有能力来收拾，只是呼吁大家共同来促进这件事情而已。”

　　作为政协委员，梁从诫穿着布鞋、骑着自行车去政协开会，结果被警卫拦住。“你给谁报到？”警卫问。当梁从诫说，他给自己报到时，警卫吃了一惊。

　　时常让媒体挂在嘴边的是梁从诫的名片。有媒体记者写道：“梁从诫递给我一张名片，这是我见过的最简陋的名片，背面是一个生产配料表。他说：‘印刷厂的师傅和我们合作得特别好，每次都用这些废纸给我们印名片。’很难相信，作为名人之后的梁从诫，却过着这样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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