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之友”理事赵永新去过梁从诫家。“陈设很少，家具特别旧，地上还是老式瓷砖，我当时就想，老爷子滑倒怎么办？”赵永新说，在很多人眼里，老人就是过着苦行僧似的生活，“多少年冬天都穿同一套衣服。”

　　梁从诫带领“自然之友”做的都是小事：拒用一次性筷子、不乱丢废电池、留下洗衣服的水冲马桶、给孩子们举办环保夏令营、组织观鸟小组、到学校里进行巡回宣传等等。

　　“自然之友”所有专职工作人员的名片，都是用废纸印的。非打印不可的资料，都打在废纸张的背面。“自然之友”办公室的许多办公用品，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工作人员偶尔聚餐，都实行AA制。只有国际环保知名人士珍妮·古道尔博士等屈指可数的几个人，有幸被“自然之友”请吃过饭。

　　“我觉得‘自然之友’最大的成就不是说我们保住了哪一座山、保住了哪一种动物。说老实话，作为一个民间组织，我们还真是在这方面很困难，因为有很多事情要政府出面、下命令、颁布法律、颁布条例才能做得到。”梁从诫说，“我们最大的一个成绩，就是为我们社会上许多关注环保的人找到了一个共同发挥作用的可能性，提供了一个组织、一个家园。”

　　真正让梁从诫欣慰的是，多年来普通人环保意识的加强。“几年前你带双筷子去餐馆，别人觉得你是怪物，现在服务员只是笑笑，这也算是一种进步。”

　　没有梁从诫的“自然之友”

　　民间保护工作将不会停息

　　2005年，梁从诫当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此后，他的身体状况每况愈下。“自然之友”理事赵永新回忆，2007年夏天，“自然之友”的新一届理事会举行战略规划研讨会，已不再担任会长的梁从诫先生欣然前来与新老理事促膝交谈。2008年初，自然之友举办迎春茶话会，梁从诫冒着寒风，头戴毡帽、身穿棉衣赶到会场，看望会员，并亲自给敬一丹等名誉理事颁发证书，但这时候他的话就已经不太多了，思维也不太灵活了。

　　2009年3月，自然之友举行成立十五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特意选在他家附近的一个地方举行，梁从诫甚至已不能久坐。“老人离开的时候，我想扶他回去，他谢绝了，由保姆搀扶着，小心翼翼地往回走。我突然心里一酸，好像看到壮士暮年的感觉。”赵永新说。往后的梁从诫，即使在家里也很少走动了。

　　直到去世，梁从诫的家人还不忘一切从简。“老人去世前对物质主义、消费主义盛行是很担忧的，一般人考虑的是发展，老人则考虑发展带来的破坏。”有朋友说。

　　梁从诫去世的消息传来，“自然之友”并没有乱了阵脚。位于鼓楼附近居民区内的“自然之友”办公室，依然按既定安排接待访客，布置新工作。工作人员也承认，过去很多轰轰烈烈的事情，都是梁从诫发挥个人魅力，通过不懈的努力做到的，梁从诫的逝世是“自然之友”的一大损失。而现在的“自然之友”，面临更多挑战。

　　早在2005年，自然之友就开始寻找总干事人选，参与创办“卡夫卡书店”的薛野被相中，一年多后薛野辞职。几经人事变动，2009年1月，招聘了现任总干事李波。李波随即带来了他的新思路，确定了垃圾问题等一系列新的议题。除了人事变动，综合发展的“自然之友”，相比一些专门的环保组织也显得特色不足，近几年的发展稍显平淡。

　　不过，据“自然之友”网站介绍，十多年来“自然之友”已经累计发展会员1万余人，其中活跃会员3000余人，团体会员近30家，由会员发起创办的NGO也有十多家。16年来，“自然之友”从会员制、理事会制度到社会资源合作的模式，制定机构战略规划等都有不少创新，相当于中国民间环保组织的发动机和孵化器。

　　其实，从2004年开始，梁从诫就有意地淡出“自然之友”的工作。他认为，一个健康的组织要依靠组织本身的感召力而非个人感召力。在人大有关环境方面立法的会议中，“自然之友”作为唯一一家NGO被邀请，邀请信上写的是“自然之友”，而不是梁从诫，这让梁先生十分欣慰。“梁先生走了，但是‘自然之友’留下来了。”现任调研部主管张伯驹说，在梁先生离去后，把这个组织的工作继续做好，是对先生最大的告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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