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10月28日下午4时，梁从诫先生在京病逝，享年79岁。梁从诫系梁启超之孙，其父梁思成，其母林徽因。1988年，梁从诫辞去公职，致力环保事业，1994年，创建中国第一家民间环境保护团体“自然之友”。累计发展会员万余人，由“自然之友”会员发起的NGO有十多家。

　　自然从此失挚友

　　梁先生逝世后，“自然之友”网站的彩色页面变成黑白页面，同时发布了梁老病逝的公告。“自然之友”还为梁先生设立了悼念版面，另有一副梁老的题字，上书“真心实意身体力行”。

　　据梁从诫夫人方晶介绍，梁从诫去世的病因是“内脏器官衰竭”。2005年，梁从诫当选绿色中国年度人物。此后，他的身体情况每况愈下。“自然之友”理事赵永新回忆，2007年夏天，“自然之友”的新一届理事会举行战略规划研讨会，已不再担任会长的梁从诫先生欣然前来，与新老理事促膝交谈。2008年初，“自然之友”举办迎春茶话会，梁从诫冒着寒风，头戴毡帽、身穿棉衣，赶到会场，看望会员，并亲自给敬一丹等名誉理事颁发证书，但这时候他的话就已经不太多了，思维也不太灵活了。

　　2009年3月，“自然之友”举行成立十五周年座谈会，座谈会特意选在他家附件的一个地方举行，梁从诫身体甚至不能久坐。老人离开时由保姆搀扶着，小心翼翼地往回走。往后的梁从诫，即使在家里，也很少走动了。梁从诫的儿子梁鉴说，梁从诫最近两三年都基本上不认识人了，家人对此也有一定准备。

　　追思会等事宜由“自然之友”办公室承办。“自然之友”的干事们说，梁老的夫人方晶认为，“他在环保方面一直身体力行，后事也不希望太过铺张”。

　　“自然之友”认为梁老“最后的人生句点也希望起到表率作用”，为遵从其遗愿，根据“自然之友”一贯秉承的风格，告别仪式将从朴、从简举行，婉拒花圈、花篮。现场将备有单枝鲜花，以供凭吊者表达哀思。告别仪式后，“自然之友”协会将在12月5日举办梁从诫先生追思会。协会还建议“大家优先考虑公共交通出行”。

　　三代人都在写“失败之书”

　　他的祖父梁启超为挽救民族危亡，参与公车上书、戊戌变法；他的父亲梁思成为了保留北京古城墙，四处奔走呼喊；他的母亲是品貌超群的一代才女林徽因……然而，曾经显赫的家世，梁从诫不愿多谈，作为名门之后，梁从诫是低调的，他不喜欢被当作名门之后追捧。他从小就是在父母那种“澹泊、从不追求物质享受”的生活环境中长大的。有学校请他演讲，打出“梁启超之孙、梁思成林徽因之子”的宣传词，被随行人员赶紧撤下。作为大学老师，梁从诫是低调的，在文章中称自己“既无专业又无专著，有什么资格被称为‘专家’、‘学者’？”

　　在生活上，梁从诫是低调的，甚至不轻易添置新衣服，穿布鞋、骑自行车去参加政协会议。甚至在作为民间环保组织者获得“地球奖”时，他仍保持低调的心态：“像我这样的人多到得不了奖就好了！”夫人方晶说：“他不是什么大人物，他人很低调。一些得过的奖我也不知道，他也不说这些的。”

　　也许是宿命，家族三代，所选择的都是曲折的道路，所看到的都是无尽的遗憾。他的祖父梁启超所主张的改良主义的结局自不必说，他的父亲梁思成和母亲林徽因，这两位把一生奉献给中国传统建筑的建筑学家，却在1957年遭到了沉痛打击，和上辈相比，梁从诫在做的事情决定了他要面对加倍的漫长、艰难和孤独。

　　摸着石头过河

　　只有在参与具体环保行动时，他是高调的，拯救滇金丝猴、保护藏羚羊、迁建首钢……这些重要的环保事件中，他都作为组织者出现，并且身体力行。关键时候，他甚至当面斥责高官“睁着眼睛说瞎话”，让陪同的朋友都捏把汗。

　　20年前，一篇环保文章使梁从诫深受震撼，引发了他对环境问题的忧虑。1994年3月31日，不断加深的忧虑感催促下，梁从诫走出书斋，与几个朋友创立了“自然之友”，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诞生。

　　从一个愿意投身中国环保事业的知识分子到领导着一个在全国有1500名成员的环保NGO，对梁从诫来说，这不能不是一种角色上的转变。

　　“成立的时候我们对一个NGO应该怎么运作，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确实没有准备。”梁从诫说。“自然之友”成立之前中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NGO，而国外的经验又不适用，所以一切都只能是摸着石头过河。

　　“自然之友”作为非赢利性组织，几乎所有的运作资金都来自国外团体的资助，所以财务的透明和规范化也就成了该组织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自然之友’在财务上也有见不得阳光的事，我们在道义上将成为社会的罪人。”梁从诫说。

　　为了确认收支账目清楚，“自然之友”的财务主管张继莲曾多次提出要请正式的审计事务所对“自然之友”的账目进行自律性审计，并将结果向会员公布。但由于该组织的很多活动是在边远农村地区开展的，很多开销在当地根本无法取得正式发票，甚至只能开白条。据了解，如果送给正规的审计所审计，这类凭证将被认定为违规，并将写入正式的审计报告。

　　在这种情况下，梁从诫和其他几位领导经过认真讨论决定：自然之友的财务是清楚的，财务主管人员的工作是称职的、可信赖的，可以不在外请审计。但今后在报销手续等方面还要订立一系列明确的、严格的规章制度，使“自然之友”即使在社会缺乏规范的情况下，也尽可能做到内部财务运作的规范化。

　　“绿色布道者”的每一个足印

　　1998年10月，梁从诫得到英国驻华大使支持，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了一封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布莱尔很快就写了回信，访华时专门会见了他。此后，英国对藏羚羊绒的贸易加强了监管。

　　近年来，圆明园防渗、怒江水电开发等环境事件，总能够听到梁从诫的声音。“自然之友”在事件进程中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已成为中国标志性的民间环保组织，累计发展会员8000多人。

　　参与环保十多年，梁从诫的故事很多。如今听起来似乎轻松自然，但背后的曲折与困苦很少为人所知。67岁时，登上海拔4000多米的可可西里，当见到保护藏羚羊的“野牦牛队”时，梁从诫说：“像是到了家一样。”藏族小伙们哭了，梁先生也哭了。泪水无声，却道出了环境保护的艰辛。

　　“看看这些在可可西里弹雨酷寒中眉都不皱一下的汉子们泪流满面，有谁能不动情？”梁从诫在一篇文章中写道。

　　但仅仅两个月后，这支著名的民间执法组织被宣布取缔。梁从诫为这群他认为是“与人们所憎恶的公务员队伍中那种十分普遍的怠惰、低效以致腐败之风形成鲜明反差”的野牦牛队专门组织了一次不同意撤消的签名活动，并致书温家宝总理，要求青海省暂缓实施合并计划。移交之事一直拖到2000年底，中共玉树州州委最终决定撤消这支野牦牛队。发文时，离野牦牛队荣获中国环保奖最高奖金的福特汽车环保长城奖没几天。

　　“如果我们不参与的话，野牦牛队不死不活地可能还在维持。”梁先生说，“因为我们一支持，由于官僚体制内部的一些矛盾，结果就解散了。”自此，“自然之友”和在他的鼎立帮助下才获得了国内外广泛关注的藏羚羊栖息地之一的可可西里来往就很少了。

　　“在中国，主导的力量是政府。如果政府欢迎你作为一种社会的声音对它给予监督、建议、甚至批评的话，事情就好办一些。但如果政府不接受你监督批评，在法律上又没有一套行之有效的法律程序迫使政府必须得征求我们的意见。在国外有听证制度，中国还只是个雏型。”梁先生说。

　　他还提到另外一个例子。有一次，美国的国家环保局局长来中国访问，当他介绍代表团里的一个成员时说，他们这个组织正在起诉我们，但代表团组团的时候我还是邀请了他们。“当时我就觉得这种情况在中国基本不可能。”梁从诫说，“就算在法律上我们可以起诉国家环保局，国家环保局也不会邀请我们去参加他的什么代表团。就算我们不起诉他，而且这些年跟他配合得也还不错，他还从来没请过我们参加官方的代表团。所以中国的NGO的参与程度和被承认程度，和西方根本不一样。”

　　在中国这种现实的条件下，梁从诫也给“自然之友”确定了一个现实的使命：环境教育。到中小学和贫困地区去做环境教育，以及培训各地的老师。“公众，特别是下一代的环境觉悟，将在很大程度上改变未来中国的环境状况。”梁从诫说。

　　“中国的人口从来没今天这么多过，经济规模从来没今天这么大过，人均资源从来没今天这么少过，科学技术力量从来没今天这么强过，人们发财致富的欲望也从来没今天这么强过，这就造成了中国今天环境问题的特殊性。”梁从诫说。

　　而中国无论是国家政策，还是媒体宣传，都是鼓励消费。最近又再次重申，刺激消费是最后的也是最有把握的拉动内需的方法。

　　也就是说，世界性的环境问题在中国遭遇到了更尖锐的冲突。在中国，要找到并掌握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的平衡点，很难。

　　“你要我坐在国家环保局局长的位置上，我还敢高谈阔论？你把淮河治过来，你把滇池治过来——我可能也没辙。”梁从诫说。

　　所以他有一天对来访的有时以激进手段进行环保的绿色和平组织的人说，你要体谅中国有13亿人口，每年新增加1000万劳动力。要喂饱13亿张嘴，不是靠游行示威喊口号就能解决问题的。

　　“我们不是生活在真空里，而是生活在非常现实的国家，而且你做的事情要有助于整个社会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表示我多么绿色多么环保多么激进，那是做秀。”梁从诫说，“青山绿水蓝天不是喊口号能喊回来的。”

　　基于这种认识，“自然之友”提出的现实的解决办法就是倡导公众过一种适度消费的生活。

　　几年前，梁从诫来到宁夏考察。在干旱的沙漠地里，他看见一对姐弟手提破铁桶，用小耙子四处挖发菜，晒干后，卖几分几毛钱。这便是维持一家生计的来源。挖发菜会造成水土破坏，但梁先生实在不忍心告诉他们。那个小男孩，除了眼眶和嘴的周围是白的，整张脸就像一个黑壳子。在这严重缺水的贫困地区，他们长大至今大概还没怎么洗过脸吧。

　　“每当面对这样的情况，我总是说不出话来。我能说什么？我们这样一个民间环保组织能为他们做什么？太无力了。对那些连最基本的生存都难以维系的人们谈环保，我有一种犯罪感。”梁从诫说。

　　地区的发展问题是一个环保组织太鞭长莫及的使命。“责任在政府。”梁先生说，“政府要为当地的老百姓创造其他的生活方式和生产方式，而不那么直接地依赖剥夺资源来维持生命。”

　　事实上，梁从诫一直在为贫困地区寻求一种不那么伤害环境的道路。

　　1995年，“自然之友”成员之一奚志农反映，滇西北的德钦县为了解决财政上的困难，决定在白马雪山自然保护区的南侧，砍伐100平方公里的原始森林，而林中还生活着200多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滇金丝猴。

　　“自然之友”发出“支持奚志农，保护滇西北原始森林”的呼吁书并送达当时的国务院副总理姜春云。北京媒体广泛报道了这一消息，有关领导对呼吁都作了肯定批示。

　　后来，国家计委根据全国政协的一项提案，决定“九五”计划期间每年给德钦县财政拨款300万元。同时，云南省也每年拨款800万元。

　　1998年，当克林顿访华的时候，梁从诫送给总统的礼物就是奚志农所摄的一对滇金丝猴母子像。当得知滇金丝猴是除人类之外唯一一种红唇动物时，克林顿笑称：“哦，那它是我的表亲。”

　　“并不能因为打不赢，就不打这场仗”

　　“帮我缝一下这个布口袋，漏了。”当年，一位穿着厚厚的棉服、披着雪花的老大爷走进“自然之友”简陋的办公室，看上去就跟任何一个四合院里走出来的普通老人没任何区别。他的布口袋里装着一双筷子和一个勺子。“今天中午我去餐馆吃饭，服务员看见我这个布口袋，笑了笑。”梁从诫说。

　　“也是，谁会想到堂堂的政协常委吃饭还带着筷子去呢？”同事调侃着。他们的桌上也都放着和梁先生类似的布口袋——自带筷子是为了抵制餐馆里常用的浪费森林资源的一次性筷子。

　　“真心实意，身体力行，不唱绿色高调”，是梁先生环保行动的一条宗旨。多年来，他把这一宗旨贯穿于生活的每一个细节，梁从诫的名片很特别，是用废旧纸张做成的。不只是小小的名片，家里洗衣机漂洗时产生的水，被梁先生储存起来，用于冲厕。“中国的人均淡水占有量只有世界平均水平的1/4，北京市的人均淡水占有量比沙漠国家以色列都少，不能再浪费了。”谈起资源的紧张，梁从诫总是面露愁容。

　　他甚至自责家里总有一些因年纪大了、发胖了而穿不了的旧衣服，因为“每浪费一样东西都意味着浪费了资源，浪费了能源。而资源消耗的过程中还产生污染，恶化环境”。

　　梁先生的办公室不大，却在墙上挂了两张中国地图，一张地形图，一张是森林分布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老人时不时让记者抬头看这两张地图。森林分布图上的国土只在最东北和最西南有很小两块完整的绿色，余下的只有一些支离破碎的绿色残片。这就是老人多年来都随身携带一个小布袋，里面放着几双筷子供自己和家人、朋友使用的原因：抵制餐馆的一次性筷子。

　　梁从诫用自己的言行影响身边的人：不用一次性纸杯，为防浪费每次只倒半杯水，这些是“自然之友”工作人员的待客规矩；“自然之友”的内部刊物用再生纸印制；大家献给梁先生的生日贺卡，也仅是一张小小的签满名字的绿色纸片。

　　在资金来源只靠国际资助机构资助的“自然之友”的办公室里，像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等许多办公用品都是别人淘汰下来的，沙发是捡来的，椅子套是会员自己在家缝好带来的。

　　积十余年之成效，中国的NGO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显著存在。虽然在他们为大自然请命的抗争中，可以说是败多胜少；但他们仍然以“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态度积极行动，屡败屡战。他们是一群无私的挑战者、清醒的奉献者、积极的“悲观主义”者。回头看时，我们竟然比当初所能想象的走得更远，好像在漂泊的路上忽然发现一蓬当年种下的金盏菊，刚好盛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