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环保人士、自然之友创会会长梁从诫

    梁先生走了。

　　2010年10月28日下午16时许，自然之友创始人梁从诫先生在北京逝世，享年78岁。

　　祖父梁启超、父亲梁思成，出生名门世家的梁从诫继承了父辈忧国忧民忧天下的传统，将环保事业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为之奋斗终身。

　　梁从诫身上有知识分子强烈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他深感中国环境问题之严重，遂告别历史学研究，与几位同道朋友注册成立了国内第一家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

　　梁从诫身上有知识分子的温和谦逊、耿直敢言的特点。面对热心环保的志愿者，他总是面带微笑，和蔼可亲；面对严重污染环境的行为，他不畏不惧，仗义执言，甚至是疾言厉色。

　　梁从诫身上有知识分子坚韧不屈的精神，作为环保公益的拓荒者，他遇到无数困难，但以水滴石穿的执着，奋勇前行。

　　他生前播下的绿色的种子，已在各地生根发芽，开花结果……

　　为了纪念梁从诫，本报记者记录了与梁先生接触过程中的点滴，追思他为环保事业所做的贡献。

你是人间四月天

    梁先生走了，从我10月28日下班回家路上接到自然之友发来短信的那一刻起，我的眼眶总会因他名字的出现而充满眼水，他的离去让我很痛，很痛……

　　我知道他的近况，也偶有去看他，我和他已无法交流，但我很愿意坐在他的身旁，一边握着先生的手一边跟他夫人方晶老师拉家常。那一刻我坚信，手心是能够传递我对他的爱，对他的祝福；我也自信，他一定能够感觉到，他的朋友、他的会员和追随者一直都没有离开他，因为他的手也是温暖的，一直温润着我的心。

　　梁先生与《中国环境报》的情缘

　　初识梁先生，是1994年。一天晚上，作家戴晴从美国打来电话很兴奋地告诉我，国内成立了一个民间环保组织叫自然之友，创办人是梁从诫和几位志同道合的知识分子，她说你应该去采访他们，并给了我梁先生家的电话号码。

　　后来，当我打电话给梁先生告诉他我是《中国环境报》的记者想采访他时，他挺意外也很兴奋，那时他可能想不到有新闻媒体肯主动关注他们，因为在当时，成立环保NGO是件非常敏感的事情。

　　采访梁先生是在他的家里，当时自然之友还没有办公室。那天，他穿的是吊带的西裤，满屋的书香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采访中，他的理想、激情、抱负以及他的儒雅、谦逊、平和，彻底征服了一个年轻的记者，“中国民间环保的绿色旗帜飘起来”一文我很快就写好了。当我拿着稿子征求他意见时，他谦虚地说，标题做得太大了，我们刚刚起步，他逐字帮我改成了“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成立”，标题起得特平实。

　　我们报纸刊出消息后，陆续就有媒体做出报道。事后，梁先生很多年间会在不同场合向人提到《中国环境报》，说这是第一个报道自然之友的媒体。有一次，他悄悄告诉我，当时新闻界都不敢报道，你们环境报一报，别的媒体就没顾虑了。

　　十几年来，《中国环境报》始终如一地关注着自然之友的发展，向读者报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去年，报社编委会还专门派出记者采访了他的家人、自然之友的同仁以及许多相关人员，用整版的篇幅对梁先生进行了报道。报社多年来也一直免费为自然之友赠报，便于他了解环保部门的政策和信息。而他对《中国环境报》也有很深的感情，他和报社的许多记者关系非常密切，像文字记者丁品、摄影记者邓佳等。

　　梁从诫的理想与他的艰辛路

　　认识梁先生后，我就不再仅是一个记者在观察记录自然之友，我也成为了自然之友的一员，开始了我的追随之路。

　　环保从此不再是我职业工作的内容，它也成为我8小时工作以外的生活。在自然之友最初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家人、亲友出现在有自然之友的地方。那时，自然之友发起人、理事长杨东平和理事梁晓燕，还有清华大学教授刘兵等一批人以及梁先生夫人方晶老师，大家都带上能带上的人、能影响到的人，去北京的周边了解环境状况，去植树，去宣传环保，我们的许多个休息日都是在为心中的那个理想而度过的。

　　自然之友开创初期，是在自家办公，然后才有了一间小办公室。我还记得有了自己办公室的那天，大家特别高兴。我在办公室楼下买了一大把香蕉兴冲冲地跑上楼时，正看见他夫人60多岁的方老师喜洋洋地爬到窗台上擦玻璃，手边放着好几块抹布。接下来，梁先生就号召大家捐献办公用品，一些会员将各处淘汰下来的打印机、文件柜、保险柜、办公桌等一一搬了过来；会议桌是几张高低不平的桌子拼成的，特别旧，上面就盖了块布；最开心的还是，梁先生上班时坐的沙发竟是捡来的。

　　再有，当时有了打印机却还没有纸用，会员又被动员去找纸。那时，我就好多次把上班时记者用过的废纸带给自然之友。

　　那些年，梁先生舍不得乱花一分钱，每一分钱都要算计着用。他自己不拿钱，但要付员工的工资、房租、通讯、交通、水电费；还要开展工作，印刷宣传用品等。但在别人有困难时，他却又会毫不犹豫地帮助他人。我记得有一年，青海可可西里保护区野牦牛队的同志来说他们开展工作有困难，为此，梁先生千方百计帮助他们筹集了几十万元钱。

　　可是保护环境到底该做些什么呢，如果事情放在了今天找个方向也许不难，可那时人们还搞不清环保与环卫是两个概念、不同的范畴呢，社会更不关注环保，梁先生最初也不知该从哪做起。但梁氏家族注定要为社会奉献的人生理想一直在他的血液中流淌。

　　大概是1995年的一天，我从当时的国家环保局借来了一部环保片，片中再现了中国环境状况，梁先生是和自然之友的几位同仁连夜赶到我家中来看录像的。我记得，他当时看完后神情特别的凝重，说了很多的话。我想梁先生那次一定是第一次目睹和了解祖国的大山大河遭到如此巨大的创伤，江河受到严重污染，树木被大量砍伐，因为人们没有觉醒，这一切还在继续着。他焦虑万分，与自然之友的朋友们不停地讨论NGO能做些什么？必须去做些什么？那一天，我从他身上第一次真正读懂了什么是中国知识分子的忧国忧民。

　　后来，自然之友将环境教育作为自己的主要工作内容，陆续开展过羚羊车、野马车、美境行动、绿色希望行动、绿地图、自然体验营等公众教育活动。同时，自然之友也像一部孵化器，培育出了不少环保种子在祖国的各地生根开花，甚至一些环保NGO的领导者就从这里诞生。

　　他与自然之友一起还做了许多了不起的事。

　　为保护滇金丝猴的生存栖息地，梁先生到处呼吁，最终使云南德钦县放下了斧头，禁止对原始天然林的砍伐破坏。

　　1998年，他给英国首相布莱尔写信，请求他设法制止英国的藏羚羊绒非法贸易，以支持中国反盗猎藏羚羊的斗争。

　　1999年，他以67岁的高龄前往海拔近4000米青海格尔木，亲手点燃火把，把从盗猎分子手中缴获的藏羚羊皮付之一炬。在他担任全国政协委员期间，每年的“两会”更是他发表言论、影响舆论的舞台。如今，自然之友已成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民间环保组织。

　　一位最纯粹的最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梁先生的祖父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戊戌变法(百日维新)领袖之一。他的父亲梁思成是中国著名的建筑学家，为保留北京古城和无数古迹、为捍卫民族的传统文化忍辱负重一生。而梁从诫为了祖国江山的秀美，为了“无告的大自然”奉献着自己的人生。

　　他的祖父梁启超曾说:“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在这一点上，梁从诫继承了这种士大夫的精神。

　　“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梁先生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曾坦陈:从梁启超到梁思成，再到我，我们祖孙三代如果说有共同点的话，那就是社会责任感。我们生于斯、长于斯，这块土地养育了我们，我们不能不尽我们的力量，为这个社会、为这块土地、为这个民族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回报。

　　回想他辞去公职的那个年代，正是国人纷纷下海挣钱进入经商大潮的岁月，而他选择了一条与他人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这条道路充满了艰辛与磨难。

　　首先，他没有了经济来源。他主要靠夫人——一位中学老师的退休金生活，从此，他也再没有了养老和医疗的保障。

　　多年来，梁先生自己的生活是非常简朴的。他的名片是用废旧纸张做成的；家里洗衣机漂洗的水，储存起来用于冲厕；随身携带一个小布袋，里面放着几双筷子供自己和家人、朋友使用。不用一次性纸杯，为防止浪费每次只倒半杯水。梁先生住的房子是已有几十年房龄的老公房，这还是终生独身的金岳霖先生留给他们夫妇的。有人说，梁先生是一个清贫的“布道者”，这或许一点也不为过吧。

　　他获得过20多项国际国内环保奖，但我认识梁先生这么多年，就从没印象见过他的这些奖摆在了哪里，也没听他主动谈起过。有会员透露说，他把获奖的钱捐给了自然之友；还曾有会员告诉我，他把钱曾拿来帮助办公室里有生活困难的员工了。

　　而梁先生是需要钱的人，却一直都被钱苦恼着折磨着。十几年来，自然之友的理事会我年年参加，但年年都躲不过谈筹资。在中国还没有形成做公益事业的岁月里，国内几乎无人肯为一个草根NGO捐款。由此可想而知，梁先生需要顶着多大的压力、多大的困难坚守16年的自然之路啊。我时常会和别人讲述他和自然之友的故事，感叹他的坚毅和勇气，用我们平凡人的世界和眼光来看，对他人生的选择是难以理解的。

　　梁先生生于1932年8月4日，父母给他起名“从诫”，是希望他能成为像北宋李诫那样的建筑学家。他就读北京大学历史系，研究生毕业。此后，他先后在云南大学、北京国际关系研究所、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工作，还曾参与创办《百科知识》月刊，任《知识分子》杂志主编等，直到1988年他辞去公职。

　　他才华出众，知识渊博，英文极好，睿智幽默，我聆听过他几次在国内外的英文演讲，每次演讲都会不时地被掌声打断。有次我跟他去德国的一所中学，演讲时礼堂里挤满了下课后来听的高中生。当时，他那风趣、亲切和精彩的演讲博得了学生们一浪高过一浪的掌声。那一刻，我特为他骄傲，真为中国人争光！我曾听熟悉他的朋友说，文革之后，梁先生还曾给国家领导人作过翻译呢。

　　背地里，朋友们常议论说，以梁先生的才华他能成为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也有人说，他适合当学者、社会活动家、教育家；可谁也不曾想到他自己偏偏选做草根NGO。

　　而他自己是这样回答大家疑惑的，他说:“人还是应该有一种精神，有一点追求。在这样一个时代，我们可以选择另一种生活。”

　　梁从诫的一生，是追求知识分子良知的一生。

　　学界泰斗季羡林先生曾对梁先生作过如下评说:“从诫本来是一个历史学家，如果沿着这条路走下去的话，什么风险也不会有，就能有所成就的。然而，他不甘心坐在象牙塔里，养尊处优；他毅然抛开那一条‘无灾无难到公卿’的道路，由一个历史学家一变而为‘自然之友’。这是他忧国忧民忧天下思想的表现，是顺乎民心应乎潮流之举。我对他只能表示钦佩与尊敬。宁愿丢一个历史学家，也要多一个‘自然之友’。”

　　这就是梁先生，一位真正的最纯粹的、对国家对社会最负有责任感的知识分子！

　　梁先生的人生选择是梁氏家族血脉和精神的传承，著名记者冯永锋撰文说，他们的生命似乎只为时代而生，只为奔向社会的责任而生。

　　放眼过去的100多年，梁氏家族的三代知识分子于中国的贡献，有着特殊的意义和价值，他们用简单却又坚实的生命轨迹，一次次诠释着知识分子的人生价值。他的离去让人们悲伤，我想这既是人们对他的敬爱，也有对中国知识分子典型代表梁氏家族三代逝去的哀鸣，对一个时代的怀念。

　　“你是爱，是暖，是希望，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母亲林徽因把这首华美得纯净的著名诗句，送给刚刚出生的从诫。梁先生正是带着亲人的期望，带着“以天下为己任”和为国为民做实事的责任，为环保事业描绘出了美丽的“人间四月天”。

　　“人间四月天”是春天，梁先生虽然走了，但他给草根NGO带来了春天的希望。我们相信，他没有走得很远，他只是走进了自然，他活在春天里。

[1] [2] [3] 下一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