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黄凉蚁防治柑橘害虫
 
    岭南果树栽培中应用天敌防治害虫的历史相当悠久。托名西晋嵇含所作的《南方草木状》有这一方面的记载，但其撰写年代有争议。这一技术的分布地方可能最早出现在古代广东柑橘资源品种丰富的地方，而且在柑橘栽培中应用黄猄蚁的方法还可能与岭南土著熟悉蚂蚁习性和嗜食蚂蚁的习惯有关。如唐代刘恂《岭表录异》卷下记载岭南的酉长收集蚂蚁制作蚁酱招待客人的佳肴。应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技术在岭南延续了很长的时期。宋代庄季裕《鸡肋编》卷下记载：“广南可耕之地甚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常患小虫损食其实。惟树多蚁，则虫不能生。故园户之家买蚁于人。遂有收蚁而贩者，用猪羊脬盛脂其中，张口置蚁穴旁，俟蚁入中则持而去，谓之养柑蚁”。很明确记载了宋代岭南园户应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之普遍，以及养蚁户和园户之间的依存关系。这一技术在明清遍及本省主要柑橘产地。明代崇祯《肇庆府志》记载：“甘亦名乳柑，产四会上林者冠绝天下。次则高要县宝查，接近上林，次则桂林以东、新桥以北。跨新兴之界称新兴柑，差足比拟，他邑远不逮也。木性招蠹，凿取不足，恒畜蚁辟之，邑中岁征以饷贵游，供亿甚苦”①。“凿取”是指人工防除，同时用蚂蚁治虫。在号称“潮果以柑为第一美味”②的潮州，也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广中蚁冬夏不绝，有贸蚁者以纸囊盛而饲之，种树家买取置树头，则花果不为虫蚀，或日收其子为酱食”③。《潮州府志》上记载收养的蚂蚁应该就是黄猄蚁，并且从侧面说明岭南收养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技术也和岭南人对蚂蚁的食俗有关。清初《广东新语》卷24《虫语》记载广州附近的橘农使用蚁桥扩大黄猄蚁的活动范围以提高防治效果，是明末清初这一技术的创新。
民国时期，这一技术的应用也很普遍。1918年在广州岭南大学任教的美国学者格罗夫等人，发现在广州附近一个村庄有专门养殖黄猄蚁的农户，用一块钱一只蚁巢的价格卖给种植柑橘的农户。[14](p237)黄猄蚁产于增城客家村的橄榄树上，阳春、电白也有出产。黄猄蚁论斤出售，除了防治天牛虫之外，还可以防治多种害虫，而没有使用以蚂蚁防治害虫的果树，即使有果实也会有损外观。郭华秀除了报道了《广东新语》上记载的蚁桥的应用以外，还较详细报道了黄猄蚁的生态习性和橘农用狗肠虫饲养橘蚁的方法。值得注意的是应用黄猄蚁防治柑橘害虫的肇庆四会、阳春、新兴地区，在文献记载具有连续性，而且是柑橘的著名产区。这些地区在古代是岭南少数民族最为活跃的地区，西江流域直到六朝唐代还是俚、僚的活动地区，宋元明是瑶族的分布地区。这一技术是否与历史上活动在这些地区的民族有关，也很值得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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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崇祯《肇庆府志》卷10《物产》，日本藏罕见中国地方志丛刊续编本。
②康熙《潮州府志》卷10《物产考》，潮州市地方志办公室据北京图书馆藏本影印。
③康熙《潮州府志》卷10《杂记》。
 
    民国时期的农业科学工作者不仅报道这方面的情况，还深入研究这类天敌防治害虫的方法。在上世纪的30年代早期，广州第一甘蔗营造场在推广甘蔗栽培技术的过程中用图谱介绍了赤眼蜂等甘蔗螟虫的天敌等30种，提倡保护益虫以防治甘蔗螟虫，建议人工繁殖和利用甘蔗绵虫的天敌食蚜虻、蠼螋、步行虫及数种瓢虫等。但还没有提出一整套的生物防治方法。华南的学者中，以赵善欢最早对害虫天敌寄生蜂进行研究，在1931、1936年发表这方面的论文3篇。[15](P101)20世纪50年代以来，随着农药防治方法的广泛应用，天敌防治害虫法在生产中的实际应用很少见于记载。1955年冯永新等报道新会柑橘病虫防治，没有提到黄猄蚁防治害虫的方法，只介绍了几种化学药品如波多尔液、石灰疏黄合剂、六六六等的使用方法。[16]当然，当时的农业推广部门也有进行过这方面的一些实践。1956年9月，德庆县莫村乡发生了稻纵卷叶虫和稻苞虫为害。该县的莫村推广站试用山上的黑色大蚂蚁进行防治，并推广到其它的区乡。该蚂蚁生长在松竹和黄霜勒等多年生的植物上。将蚂蚁包采集以后，在其找不到食物，并且蚂蚁全部归巢的时候移送到稻田中，每亩稻田放置15—20个蚂蚁包。放置蚂蚁包时将田中的水放干，并且用竹枝搭桥以便蚂蚁活动和捕虫。将蚂蚁包刺破多个洞，利用蚂蚁近乎疯狂的反抗性使之更快和更凶地捕捉害虫。经过试验，放置蚂蚁包四天之后的灭虫率可达80％。[17]文献上关于利用蚂蚁防治稻螟虫的记载，仅此一例。
建国以来，华南农学院植保系在利用天敌防治害虫方面的研究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在国际学术界上也有重要的影响。陈永坚在1957年认为，1940年以前的研究中很少提及赤眼蜂的质量问题，阻碍了赤眼蜂的推广应用。作者对赤眼蜂的寄主、赤眼蜂繁殖的环境条件、田间释放数量、放蜂时间、寄主的所在高度对放蜂的影响、赤眼蜂的种类和防治害虫的关系、赤眼蜂的繁殖使寄主和蜂的冷藏问题、赤眼蜂人工释放后的田间效力检查都做了探讨，有利于赤眼蜂的研究从实验室走向田野。[18]已故著名昆虫学家、华南农学院院长、院士赵善欢教授长期以来是华农大这一方面研究的首席专家。他培养的不少学生现已成为国内这一方面研究的重要骨干。

五、植物农药防治害虫
 
    广东人早就观察到某些野生植物的剧毒性，如唐时期岭南的少数民族懂得胡蔓草的剧毒性①，古代广东的土著人多用胡蔓草(俗名大茶叶)制造命案讹诈他人②。崇祯《肇庆府志》卷10《物产》记载：狗颈藤，用作毒鱼，称为鱼药；还记载老鼠筋，“置鼠穴可辟鼠”。从对剧毒植物的认识而将其用于作物害虫的防治，是很自然的事情。只是岭南文献上没有这一方面的明确记载，直到清代才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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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唐·刘恂：《岭表录异》卷中。
  ②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7《草语》。
 
清代广东客家山区的农民应用烟骨或烟叶的下脚料防治稻螟虫。比较早的记载有乾隆《嘉应州志》卷1《舆地部·物产》：“烟草取其筋骨舂末，杂石灰散布禾苗，杀虫兼滋润苗根。近则以生烟草杵烂，置田中，效捷而功更省。所以州人种烟草者益众”。相同记载见于嘉庆《平远县志》卷2《物产》，文字稍异，当是后者抄前者。可见这项烟草防治害虫的技术大致在清代中期以后得到普及。早期可能是用加工过的熟烟的烟骨，后来发现了用没有加工过的生烟，除虫效果和肥田效果更好和方便，促使烟草的种植面积扩大了。这是因为当时农民认识了烟草具有防治害虫和肥田的作用，而不是仅仅因为这种作物的市场价值而去种植。清代粤东北和粤北是烟草重要产区，生产烟草著名品种，乾隆《嘉应州志》、嘉庆《平远县志》的记载很值得我们从另一个角度去探讨清代烟草种植业兴起的原因。道光《镇平县志》卷5《日用》：“粪田：石灰之外加以烟骨……以烟为烟骨，盖自近始。烟骨者，烟叶之茎晒干斩断用以粪田谓之塞烟骨。盖石灰可以杀蚝蛤而烟骨可以死螟螣也。俗以将有求于人而馈送者谓之塞烟骨，亦以先费本钱而望后日收成之利，故戏以为名也”，很明确地提到烟草的肥田作用。并且将这种技术的称呼用作民间的俗语，可见它的普及程度之广。
    据现代科学的研究，烟草富含尼古丁，很稀的溶液就能对害虫有强烈的触杀作用。把烟骨插在禾苗的根部，使烟草中的尼古丁溶解在水中，被稻根吸收以后，稻叶发生苦涩味，螟幼虫钻入稻茎就会被杀死，在插烟的有效期内，螟虫卵不能孵化，同时水稻的铁甲虫危害大为减轻。烟草还含有有机质和丰富的养分。烟草含有氮，钾，磷，与传统的肥料花生麸相比，烟草的氮、磷都低，但钾高出花生麸数倍，施于稻茎干，可以使茎干坚实，减少倒伏，抵抗病害。清中期广东山区的农民在实践中认识到稻的烟草的肥田作用和杀虫作用，是符合科学道理的。
    民国期间赵善欢《广东虫害初步调查报告书》报道：广东农村有14种土法杀虫法，其中植物农药有5种。(1)烟草：是沿用清代的做法，烟骨舂碎成粉与生石灰混合制成溶剂，防治叶虫鳞翅目和蛸翅目幼虫。农民常在圩市上购买烟骨回家制作农药。(2)毒鱼藤(Derri elliptica，Benth)：是30年代才从新加坡进口的。广州附近的农民将毒鱼藤锤烂后，浸于清水中搅拌，喷射于作物上。(3)鱼藤(Milletlia parchycarpa Benth)生长于本省的山岭岩石间，农民以其根锤烂浸水，制作溶剂，用作防治牛的皮肤病，也可杀作物的害虫。(4)辣蓼草(Polygonum sp)用作熏烟剂。(5)蒜头与辣蓼草、茶仔头混合，洒落禾穗上，驱除剃枝虫。
    1954年广东省农业厅专门推广杀虫效果高的烟草品种如粤中的牛删烟、粤北的金英种，粤西的根子烟，粤东的青烟，这些品种的尼古丁都在3％—7％。此外，农业厅从甘肃引种黄花烟试种，其尼古丁含量在7％以上，生长粗放，适合农民种植。杀虫方法是将烟草制成粉，混合等量的水以化石灰水，每亩撒25斤，防治螟虫、稻苞虫、刺枝虫等，并有肥田功效。在示范农场试种之后，在中山、新会、潮安、揭阳、廉江的稻区中广泛应用，用烟叶治螟的稻田，使在稻根越冬的螟虫减少一半，产量增加了20％—25％。[19]
    1959年，广东省农业厅植检科推介的植物农药有辣蓼、大茶叶、大蒜、闹羊花、羊角扭、老亚胆、烟叶、扫把枝、蓖麻叶、松树毛、巴豆、茶麸、马钱子、双眼龙叶、苦参、苦楝、辣椒、雷公藤、乌桕、假黄皮共20种。[20]
当代植物农药的研制和推广是生态农业中一个重要的方面。华南农业大学植保系在这一方面的研究也一直处于国内的领先地位。
 
六、结语：生态农业的现代价值
 
生态农业是传统农业技术中最有生命力的类型，因为它能够最大限度地协调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能够很好地协调发展经济和保护环境这一对矛盾。有的学者对于当代稻田养鸭的技术从日本引进，认为当代农业科学界在这一点上“数典忘祖”。事实上我们不必为此耿耿于怀。墨西哥学者将传统农业中农民靠本身经验长期积累起来的，使人和自然界保持和谐关系的农业知识和耕作体系，称为民族生态学。如果我们从这一视野出发，就能理解为什么稻田养鱼等生态农业技术也广泛地分布于东南亚的稻作农业区、稻田养鸭也出现在日本。稻田养鸭技术在我国古代存在而在近代“失传”，在当代再引进，只能说明我们曾经在农业发展的技术选择上对民族生态学不够重视，只重视农业的发展而不重视农业、环境的可持续发展。生态农业的不同类型大都具有较高的经济价值，并且具有很强的历史延续性，是传统农业遗产与现代农业科技结合的典范，明清时期广东的基塘农业和当代广东的生态农业都说明了这一点。生态农业还有极其深刻的哲学内涵，它源于中国古代的“天人合一”的哲学思想、更深深扎根于“天、地、人”的农学理论的深厚土壤之中。因此不要仅仅将它作为一种农业技术，而是将它作为有着深刻哲学内涵的历史文化资源来开发，生态农业就走出了农学的范畴，而显示出它的审美价值和教育价值。当代广东农业科学院蚕桑研究所的专家，体会到了基塘农业的审美价值，从而在广州市花都区营造了一个科研、生产和休闲旅游业结合起来的生态基地。基地以该单位的科研成果为依托，开发出一系列的蚕桑产品和附加产品，并将基塘文化、蚕桑文化、纺织文化、饮食文化、休闲文化结合，以视、听、味的感觉形态给人们带来愉悦的享受，使人们在休闲旅游的同时，体会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从而受到关于生态农业文化的深刻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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