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odney R.White的生态城市学术思想分析
摘 要：从城市发展问题的剖析角度、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生态城市内涵及特征、发展生态城市的紧迫性、必要性、可能性及内缘性，以及规划建设生态城市的途径等方面对Rodney R.White的生态城市学术思想进行了归纳和分析。
关键词：Rodney R.White，生态城市，学术思想
城市发展与气候变化有着密切的关系。从某种程度上而言，规划建设生态城市可以在减少碳排放方面作出贡献，从而延缓气候危机的出现。而规划建设生态城市，必须在土地使用等方面采取恰当的物质性措施，并使其与概念性及政策性措施融会贯通；也需要通过城市与其他系统及要素关系的生态化转型、城市自身的生态化完善和城市生态化建设等予以推行；在以上这些方面，现任教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Rodney R.White（罗德尼·R.怀特，以下简称怀特）教授具有较深入的研究，其成果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下文将主要以怀特教授的《Building the Ecological City》（Wood head Publishing Ltd，2002）为例，从其对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及根源；生态城市内涵及特征；规划建设（实现）生态城市的途径等方面的论述和阐释入手，归纳分析其生态城市学术思想的相关内涵及特征。
1 怀特对现代城市发展问题的生态学剖析
怀特对城市发展问题的生态学剖析具有较独特的角度，涉及了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表现及根源，是其生态城市学术思想的重要前提和基础。
1.1 城市发展问题剖析的角度
怀特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剖析，是从物质和概念（理念）两方面进行的。其中，物质主要包含土地、空气和水，概念包含新陈代谢、病理与健康（表1）。
“新陈代谢”指城市物质流和废物流在城市中的运行。“病理”指城市机能失常，而“健康”则是“病理”的“反面”。怀特认识到，将新陈代谢、病理与健康这三个概念运用于城市系统可能存在的“简单类比”在某些学术圈中会受到诘疑。但他同时也认为，如果将城市简单归类为“建成环境”，并认为其是无生命的并不全面和准确；因此，他坚持，“事实上，人们可能可以证明，将城市看成是通过个人与社会行为组织起来的人类系统更有益且更精确，而不应将城市视为仅仅由砖、灰浆、水泥和钢铁组成的聚合体。”显然，将新陈代谢、病理、健康概念结合土地、空气和水等要素对城市生态环境进行剖析，是整合物质性措施与概念（政策）性措施的前提，具有一定的新意。
1.2 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表现
怀特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表现从多方面进行了阐述，虽然不一定全面，但有些观点还是给人有益的启发。
1.2.1 环境污染严重且具有普遍性
尽管世界上贫穷国家和富裕国家的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并不相同，有所谓的“褐色议程（brown agenda）”和“绿色议程（green agenda）”之分。但，怀特认为，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具有一定的普遍性，“我们已经使人类的居住地陷入灾难的境地——从最富裕的到最贫穷的城市生态系统皆是如此。”他进一步指出，城市生产和生活高度聚集，从而产生出巨量的垃圾、被污染的空气与被污染的水。以大气污染为例，一些城市距优美的山峦并不远，但因为城市空气浑浊、能见度下降，人们在城市中无法看到山峦的轮廓线。尽管一些西方城市或许已使“黄色浓雾”绝迹，但无法杜绝由人类的汽车和发电厂排放的挥发性有机化合物、S02和NOx，这些有害气体随着人们的呼吸而被人类吸入体内。由于以上有害物质的循环转化，城市的食物和饮用水也同样受到了污染。世界银行的研究给出的数据可以部分说明城市环境污染的严重性。“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的大城市中的儿童，正呼吸着可能和每日两包香烟一样有害的空气……据一项1990年的曼谷大气铅污染研究估计，有3-7万儿童因高铅水平而冒着损失约4个（或更多）智商点（IQ point）的风险（World Bank.2000：141）”。
1.2.2 城市人类安全堪忧
怀特主要是指出了城市人类在空间方面及生物学意义上的安全问题。他认为，由于世界城市化进程持续加速，人们在空间上越来越集中。这种集中所导致的可达性优势在对商业和社会运行带来诸多益处的同时，也给城市生活带来多种内在风险。比如，人们更容易受到各种疾病威胁，特别是某些传染病。由于城市空间规模变大，城市也极易受极端气象事件和地震的负面影响，大大增加了灾难放大的可能性。在生物学意义上，当城市社会在技术方面变得越来越成熟时，它也变得越来越不符合生物学的原理。城市市民对其食物和饮用水质量不再有信心，也不知道将城市废弃物归置何处。怀特也对城市人类安全堪忧的原因进行了初步的揭示，他将其部分归咎于城市空间尺度巨大和高度的人工性所致的城市人类的“感知麻木”，他指出，“由于我们很少能看到城市四野，所以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城市周边有山峦环绕。由于水体在城市排水管中穿流，我们因而也就不知道城市下部还有其他水体运行。”
1.2.3 城市化的生态一经济效益存在问题
怀特对城市化（他将其称为‘城市进化’）过程中的生态－经济低效益现象进行了批评。他指出，城市进化既未考虑其能源效率，也未考虑城市在全球水文循环中的位置。城市生活的“现代化方式”有着深刻的缺陷。在能源和人类健康方面，它非常低效并且维持费用极高。当经济资源紧缺时，作为人类生活支持系统的现代城市的缺陷就将变得愈加显而易见。此外，城市对水资源的浪费仅仅次于农村。他警告，城市发展的生态一经济效益某些不合理方式可能会使城市“毁灭”。他举例道，“你可以像美国已经普遍做的那样建造城市高速公路，但这种‘解决方法’存在的问题在于它毁灭了城市，使城市被纵横交错的高速公路和围绕着办公街区的停车场所取代。在多伦多，约40%的土地被用于汽车设施，与之相比，开放空间与公园仅占7%（City of Toronto，1998）。”
1.2.4 贫富差距扩大，导致城市社会不稳定
怀特认为，“古代城市的进化和发展所形成的人居环境是人类文明交汇的场所、民主的基础。然而在现代城市中，富人阶层和穷人阶层之间的鸿沟逐渐扩大。经济不断增长，越来越多的资源被使用，然而贫穷人口也越来越多。”无疑，这是城市社会环境问题的表现，因而也是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组成部分。笔者联想到牛国城市的现状，已经有不少学者对城市中贫富分异加大的现象进行了分析，这些分异既涵盖收入水平、职业差异、居住区位，也包括身份认同、社会意识、社会归属感等，甚至影响了某些阶层后代的生存发展走向，是城市社会欠稳定的原因之一。
1.2.5 城市转型过程中产生新型环境问题
怀特注意到了城市发展新形势下或城市转型过程中的“新兴环境问题”。他指出，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因为近期抽取的地下水比过去200年少，一场更为隐蔽的“水威胁”正在伦敦形成。大量耗水的工业，如酿酒厂和食品加工厂，逐渐从伦敦市区搬到郊区或是迁移到了海外。而19-20世纪伦敦建造的建筑依据的是当时呈普遍现象的较低的地下水位。现在地下水位重新上升，伦敦许多建筑的地基因而受到了威胁。其一，上升的地下水威胁了建筑的地基并增加了它们遭受洪灾的可能性。其二，地下水上升区的地面通常遭到几十年来工业和商业活动的高度污染。因此，上升的地下水可能转移污染物并将它们引入城市供水系统之中。许多坐落于沉积盆地的工业城市，如曼彻斯特和巴黎，都发现了同样的问题。
这种城市转型过程中出现的新环境问题，对于中国城市具有较大的启发意义，因为，中国许多城市也正在进行类似的产业转移及城市转型，以往中国城市政府和规划师往往认为其只具有正面的、而不认为其会产生负面的生态环境效应。怀特所描述的伦敦案例，带给中国城市某些警示。
1.3 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根源
对现代城市发展的生态环境问题的原因进行剖析，应该从物质、人的思维方式以及人与自然关系等多方面进行，单方面及简单的分析意义并不大。怀特正是从多角度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进行了深入剖析，因而具有一定的学术意义和价值。
1.3.1城市生态系统的高“质量”性
城市生态系统的高质量性指的是其构成要素（物质、能量和人口等）的空间高度集中性与其表现形式的高强度性。有资料表明，城市在自然界只占很小的一部分空间（城市用地面积占全球面积的0.3%），却集中了大量的能源、物质和人口。大量的.能源、物质在城市中高度聚集，高速转化。有人测定城市生态系统内能量转化功率为每平方米每年（42-126）×107J，是所有生态系统中最高的。怀特对城市生态系统的高质量性更多地是从能源的角度认识。他指出，城市目前的发展模式需要大量额外的人力（或是非人力的）能源，这些能源大部分由燃烧矿物燃料产生。这一模式还需要巨量的其它资源输入（主要是土地、矿产资源和水），并相应产生具有潜在危险的、令人棘手的废弃物质。目前，城市人类废弃物的汇集地（sinks）并不能吸纳所有的废弃物，超额的废弃物破坏了这些汇集地的机能。城市运行所需的巨量物质性需求及“汇”功能的丧失，是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而其与城市生态系统的高质量性密切相关。
1.3.2 人类与自然关系失衡，发展观出现偏差
人类与自然关系失衡首先表现在认为“人比环境更重要”，将人凌驾于自然之上。其次，也表现在资源与残留物的关系失衡。对此，怀特认为，“有关人类系统资源使用和残留物处置的最常见的问题是两者之间严重缺乏平衡”，此外，人类的发展观出现了偏差也是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之一，主要反映在对发展的盲目追求上，怀特精辟地指出：“在过去的50年里，我们越来越清醒地意识到：人类对于‘更多的（more）’病态追求已经导致土地、水和空气受到了污染。人类正在改变大气的构成，正在降低人类生存所依赖的生物多样性水平。”“不计后果地扩大人类对资源的利用或盲目提高生产量，正是造成人类与自然生态系统及所有生命所仰仗的生物地质化学循环之间不平衡的根本原因。这是现代西方社会的演进方式，这种方式已经使人类逐渐变得越来越脱离自然界。”
1.3.3 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简单化思维
其一是以就事论事的方式解决城市环境问题。以前，如果发达国家的城市中产生了自然环境问题，富人们就会往上风向、上游，或是城外迁移。人们习惯于通过建造更宽的公路解决交通拥挤，对产生污染的工业和垃圾也只是简单地将它们搬走，人们已经将掩盖或转移问题看成是解决问题的主要方式。其二，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缺乏深层次审视，未从效率角度对作为一个完整系统的城市进行研究。怀特指出，城市研究的系统性不够，对城市特定方面的研究较多，呈现出“断续”的特点，而系统的、整体性的研究缺乏等都是解决城市环境问题的简单化思维的表现。
1.3.4 过分依赖技术
怀特认为，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产生与人们对技术的过分依赖，以及使用技术时的轻率有关（尤其表现在现代城市处理城市废弃物时）。怀特很认同比尔·范德堡（Bill Vanderburg）对依赖技术倾向的批评：“现在是认识到我们已经掉入了‘技术迷宫’的时候了。‘技术迷宫’这个比喻看来很恰当，因为我们总是认为自身已经成功地解决了问题，事实上仅仅是使问题在另一个地方以另一种形式重现了。其结果是生活水平下降以及所有生命系统的日渐衰败（Bill Vanderburg，2000）。”怀特也对单纯使用工程技术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现象进行了批评，认为，“试图以拓宽道路和建设高速公路解决交通堵塞；开浚河流和铺设大管径的排水管解决洪水问题；铺装的人行道取代裸露的小径——所有这些举措都非常低级（不符合生态学原理）。”怀特认为，单纯依靠技术不能解决城市生态环境问题。他指出，“一个大问题是，人类在提高能效（如汽车引擎）方面的技术成功所减少的排放量无法超过由人口持续增加和经济增长所带来的排放量。”
1.3.5 社会生活中的非理性因素（思维）
城市居民的非理性思维及生活方式是现代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缘因；对物质财富的追求，对西方生活方式的向往是其具体的表现。怀特指出，“在家庭层面，人们普遍认为成功的象征是拥有小汽车，而罔顾小汽车已经造成街道拥塞、空气污浊，还让富有阶层的驾车者罹患了‘道路狂暴综合症（road rage）’——一种由交通拥堵而引致的具有原始性和堕落性特征的暴力行为。”其原因是因为小汽车具有“钻石效应”，可以相当程度上满足人的炫富心理和虚荣心。此外，西方生活方式也是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社会根源之一。对此，怀特指出，“在印尼现代化地区的一些成功人士，他们的期望与美国伊利诺斯州的成功人士完全相同；而巴西和英国的成功人士的追求也是毫无二致：一座现代化的住宅，一辆小汽车和国际旅游，都是成功的不可缺少的部分。可以说，正是西方生活方式的迅速扩散把我们带到了今天这步境地。”
1.3.6 城市土地使用及废弃物处理方式不符合生态学法则
怀特对城市土地使用中违反生态学法则的现象进行了批评。他指出，现代城市的土地使用模式促使人们浪费所有的资源，尤其是浪费土地。突出表现在抛弃城市中心的衰落区、占用城市外围农田进行建设。这种土地使用模式导致城市蔓延，居住密度极低，公交几乎无法运行，并且导致“现代城市建立起了一种依赖垃圾填埋和依赖汽车的城市文化。”这种单功能土地使用方式充其量也不过是对某些城市工业发展早期阶段的污染问题过于简单化的解决方法。它挥霍能源，产生的问题比所解决的问题还要多（Richardson，1992）。在处理废弃物方面，城市也表现得不尽合理。城市先是在商品生产和提供服务的过程中浪费原料，随后，又花费大量金钱收集固体废弃物并把它们运往越来越远的地区填埋。城市并未学习和掌握如何利用自己制造的废弃物。“只有人类会制造废弃物；大自然的其余成员都是重复利用每样物质的。”
1.3.7 若干环境问题的集中和同时出现使城市人类困境加剧
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根源与人类面临的五大危机：人口剧增、粮食不足、资源枯竭、能源短缺、环境污染在城市地域的集中与汇聚，以及其负面效应的交叉叠加呈现密切相关。其具体表现为：水资源缺乏与全球气候变暖叠加；人口增加与资源、粮食供应短缺叠加等。怀特认为，这种“汇聚或叠加”并非巧合，“正是恰好因为人类拥有了增加所有自然资源（尤其是能源和水）的生产量的能力，以及在此基础上的人口迅速增长，突然地把我们带到了这一时间节点。”
1.3.8 城市规划设计与管理的指导思想出现偏差
作为城市运行的重要影响因素，城市规划设计与城市管理（含政策）的偏差对城市生态环境问题的出现肯定难辞其咎。对此，怀特指出，“我们的错误可以回溯到发生于1950-1960年代的西方城市快速郊区化时期。那时汽油非常便宜，在规划城市时不考虑节约能源：也不考虑汽车的能耗问题。设计师属于现代主义者，都认为美国式汽车化的生活方式将成为所有能够供应得起的国家的标准和规范。城市郊区低价的土地和廉价的石油导致了一种居住模式的产生——这种模式依赖小汽车解决诸如上下班、购物和娱乐等各种活动的出行需求。每天花费1小时或更多的时间上下班已经成为一种标准或规范。今天正在与之奋斗的许多城市环境问题实际上都是这种过时的、不经济的城市生活方式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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