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安全战略研究
我们的国家安全正面临着一种新的、与众不同的威胁——环境的破坏。我认为，我们国家最重要的安全目标之一，必须是使正在加速的全球环境破坏步伐得到逆转。
——美国参议员萨姆·努恩，1990年任美国参议院军事委员会主席
安全的保障不再局限于军队、坦克、炸弹和导弹之类这些传统的军事力量，而是愈来愈多地包括作为我们物资生活基础地环境资源。这些资源包括土壤、水源、森林、气候以及构成一个国家的环境基础的所有主要成分。
——诺恩·迈尔斯
引言
什么是安全？笔者认为作为深绿色环境政治的研究者诺曼·迈尔斯的观点 发人深思，他认为：正如健康不仅仅是没有疾病一样，安全（更不用说和平）不仅仅是意味着没有战争。当一个国家知道什么是不安全时，并不能说他很容易地认识什么是安全，正如在完整与恰当的意义上认识疾病，要比在完整与恰当的意义上认识健康要容易得多。
安全最多地被应用于个体公民的层面，人类的福祉不仅归之为能够满足水、食物、住所、健康、工作和其他星球上每个人都应有的基本需求。从国际的安全角度看，应当最为尤先考虑的是这些公民需要的总体——整体的安全和生活质量。国家安全观就是要对内确保其领土的完整，对外保持其在国际上的地位。所以一个国家必须确保原材料和能源的供给；享有到处都可以获得的贸易机会，享有政府、大型企业和其他主要机构都可以自由地从事自己活动的空间。另外，一个国家通常也需要在本国领土或战场上培育它的政治理想和文化观念。如果没有这些要素，一个国家便没有安全。
作为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和基本保障，生态安全问题始终是世界各国持续发展的核心任务。生态安全同国防安全、经济安全一样，它是国家安全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且是非常基础性的部分。所谓生态安全，系指关系到全人类、某一国家、地区或城市居民的生存安全的环境容量(城市空气环境容量，城市土地、人口、交通的环境容量，江河湖海的地面水环境容量，大气臭氧层破坏的最大极限等)最低值是否具备、战略性自然资源(如水资源、土地资源、森林和草地资源、海洋资源、矿产资源等)存量的最低人均占有量是否有保障、重大生态灾害(如由于温室效应造成的滨海土地被淹没、重大沙尘暴灾害、由于江河上游水土流失严重造成的中下游洪涝灾害等)是否得到抑制等一系列要素的综称。由水、土、大气、森林、草地、海洋、生物组成的自然生态系统是人类赖以生存、发展的物质基础。当一个国家、地区或城市所处的自然生态环境状况能够维系其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时，它的生态就是安全的；反之，就不安全。
一、生态安全的研究动态及意义
1、研究动态
关于城市化进程中的生态安全研究的重要性是众所周知的。但国内仅相关方面的研究便屈指可数，其中课题有：八十年代的中科院青年基金项目“我国黄土高原岛屿状林区森林生态系统的演替研究”，九十年代的兰州大学项目“生态系统演替的耗散结构模型研究及其在西北开发中的应用”。另外，1987年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大科研项目“工程建设中智能辅助决策的应用研究”，其子课题“城市生态调控的决策支持系统” 很少涉及到城镇生态安全的机制问题。马宗晋院士从灾害学研究的角度指出：“灾害、环境和社会是一个互馈的系统，安全科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是技术安全问题，应从狭义的范畴转向广义的范畴。” 程漱兰从生态经济的角度研究了国家生态安全战略 ；廖志杰等人从可持续发展水平及其空间分布特征方面，定量给出了我国生态环境指数 ；章芹敏认为：“无论最终的城市环境发展规划共识在哪一种安全系数上达成，生态安全机理途径都使城市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在相应的安全系数上得以实现。”
以吴良镛先生领衔清华、东大、同济三校共同研究的国家自然基金项目：“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 则是侧重于从建筑与环境的关系方面加以研究。国外的该类研究多集中了交叉学科的优势，如全球著名的美国圣菲研究所的科学家则偏重于从功能上研究生态系统的复杂性，但并不针对城镇生态环境系统，而是面向自然系统；获诺贝尔奖获得者布鲁塞尔学派的普利高津认为：远离平衡态的开放系统在一定的条件控制下，由于系统内部非线性的相互作用，通过涨落可以形成稳定的有序结构。俄罗斯在生态安全领域的研究主要侧重于两个方面 ：(2) 工业发展的生态安全保障——支持发展并引进节约能源和资源的技术；优先发展那些原材料加工工艺高、知识密集型的产业部门；支持哪些消耗低的生产技术，发展废物利用的“闭路循环”技术；引进生产者对产品整个生命周期负责的机制；(2) 能源领域的生态安全政策主要包括：对那些节能技术国家给予优先扶持和发放补贴；减少生产和运输过程中的能耗；发展NPPs(核电站)，但要淘汰过时的NPPs。
实践上，19世纪末George Marsh, John Powell及Patrick Geddes等生态学家、规划工作者及其它社会科学家的规划实践工作，标志着生态规划的产生和形成。我国于1995年正式启动生态示范区建设的试点工作，目前发展迅速，并产生了良好的辐射影响作用，带动了周边地区经济社会和环境保护的发展。目前，已批准了4批共154个国家级生态示范区的建设试点，而且试点的规模也在不断扩大，由第一批的7个地级规模、60个县级规模和2个企业为主的试点，发展成为包括2个生态省、16个地级规模、129个县级规模和其他7个以企业为主的试点。至1998年底浙江省共建成了108个生态村（镇）有两个村镇获联合国规划署颁发的“全球500佳”称号。 一些省区还开展了省级生态示范区建设试点工作。上述生态示范区规划，从农业、工业、第三产业、土地利用、旅游等多方面，对其生态安全做出了积极的贡献，为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指明了道路，但由于这一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很多关键问题还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尤其是对生态建设中主要问题的确定，以及相应的战略规划，学术界重视不够，这一问题之所以重要，是因为不同的城市在进行生态建设时，所面临的主要生态问题不尽相同，因此，它涉及到生态建设目标的确定，衡量指标的设定，优先项目的选择等等也都不尽相同，如果不首先明确主要问题，很难进行生态建设的其它工作。
1990年5月美国的生物圈2号（Biosphere2），涉及城镇生态环境的模拟只占其中的一小部分。虽然通过该实验科学家们掌握了生态景观技术，并声称这些技术完全可以用在园林绿化建设中。巴西的库里蒂巴实现了土地利用与公交一体化的生态实践 ；澳大利亚的哈利法克斯生态城项目提出了“社会驱动”的生态开发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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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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