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生态环境是全人类的共同财富

　　3.重新思考人类进步的内涵，摒弃从数量方面判断社会进步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社会进步是一个包含多重内涵的、历史的、变化的、相对的概念。在“人猿相揖别”的人类发展早期阶段，每一个提高、拓展人类利用、改造自然的能力，增加物质财富的发现、发明、变化都被看成是进步。但是在今天，当人类征服、改造自然的能力发展到如此高度，社会生产力发展到如此程度，当世界由空到满、充斥着人和人制造的物品时，地球已经严重超负荷（科学研究揭示，“1980年世界经济就已经超过了地球的可再生能力，到1999年则超出了20％之多”)的情况下，人类进步的内涵和标准需要重新思考。
　　用GNP统计核算一国的经济发展始于20世纪30年代，其后由于得到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等的认可，成为衡量一个国家发展程度的统一标准，90年代后GDP取代GNP。虽然GDP能够反映一国的经济发展水平和发展趋势,但GDP统计存在着一系列明显的缺陷：它反映了社会财富的增加总量，却不能反映自然财富的减少、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的情况，不能反映社会贫富差距和社会分配不公，不能反映国民生活的生存成本、真实质量和幸福指数。因此长期以来一直遭到质疑、批评。然而，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每年定期公布各国的GDP数量，还对各国人均GDP进行排名，客观上刺激着国家间的竞争与赶超,对世界范围的资源匮乏和环境污染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因此，有必要“以‘自然价值’概念重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框架”，重建国民经济核算体系。
　　实际上早在从20世纪六七十年代有识之士就认识到了现行国民经济核算方式的缺陷，一些专家学者、研究机构以及一些国家的政府和国际组织就开始致力于核算体系的改进，以期在核算中反映出资源消耗和环境污染的代价。先后提出了诸如“生态需求指标”、“可持续经济福利指标”、“生态足迹”度量指标、“生态服务指标体系”、“绿色GDP”、“净国民福利指标”、“绿色核算”等方法，从而为纠正现行核算方式的缺陷，为新的与可持续发展理念相适应的核算体系的诞生提供了参照系和有力的支撑。80年代，挪威和芬兰率先开展资源环境核算。1990年,墨西哥在联合国支持下也试行绿色GDP。1994年联合国正式推出了环境经济账户(SEEA) 体系,此后有20多个国家和地区效仿试编本国的绿色账户体系。但迄今为止，世界上还没有一套公认的绿色GDP核算模式。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从1990年开始发布人类发展指数（HDI），即人均GDP加上健康预期寿命指数和教育指数，但它依然不能反映经济增长中的资源环境代价。
　　国内关于绿色GDP理论的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1992年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后，一些政府的研究机构开始更多地介入。2004年国家统计局和国家环保总局联合开展了中国绿色GDP核算体系研究，并于2006年向媒体联合发布了《中国绿色国民经济核算研究报告2004》。根据这项研究，2004年我国因环境污染造成的经济损失为5118亿元，占当年GDP的3.05%。虚拟治理成本2874亿元，占当年GDP的1.80%。尽管绿色GDP核算在技术层面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但正如赫尔曼·戴利所言：在概念正确的前提下，即使最不准确的估计也要比不相关的、错误概念的精确计算要好。真正能体现以人为本的经济社会进步评价体系有赖于国际社会的推动与协同，考虑到我国人口多、耕地少、自然生态环境脆弱、生态临界点低的国情，中国应当以社会主义的制度理性率先实行双重国民经济核算体系，即GDP和绿色GDP两套核算体系，之后过渡到新的适应可持续发展需要的评价体系。如果每年进行绿色GDP核算并予以公布，无疑有助于引导各级政府关注经济增长的社会、资源、生态环境代价，理性地反思现有的难以持续的发展模式，克服对数量增长的沉溺，“摒弃危及生存的发展”。如果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以最进取的姿态转向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无疑有助于推动国际社会尽早转向注重发展质量和后代人福利的可持续的发展模式。党的十八大明确提出：要把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建立体现生态文明要求的目标体系、考核办法、奖惩机制。
　　4.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生活本身，适度而不是更多是我们应取的态度
　　人的追求从来都包括精神和物质两个方面。近代以来，随着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把金钱至上的价值观和“经济主义—消费主义—享乐主义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扩展到全世界。随着物质主义的不断膨胀，人们对于自由、财富、成功、幸福的理解都变得非常物质化和金钱化。“发展主体不受约束地任意释放和张扬自己的力量、意志和贪欲，在对物的追求和向外部世界攫取的过程中，迷失了自身……忘却了生存的目的和发展的意义”。个体对私欲的极端追逐和疯狂满足，加剧了资源消耗和废弃物的排放，加重了生态破坏和环境污染。正因此，有学者指出：生态环境危机也是人类精神的危机，“要求人以批判的眼光看待生活本身，看待所处的环境以及它所遭遇的问题，进而提出新的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摆脱环境危机需要转变价值观念，首先要摒弃资本主义金钱至上的价值观，“重建人类意义世界”。早在100多年前，美国人类学家摩尔根就曾指出过：“自从进入文明时代以来，财富的增长是如此巨大，它的形式是如此繁多，它的用途是如此广泛，为了所有者的利益而对它进行的管理又是如此巧妙，以致这种财富对人民来说变成了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人类的智慧在自己的创造者面前感到迷茫而不知所措了。”在全球泛滥的物质主义的冲击下，有五千多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人同样也迷失了。拼命赚钱、拼命消费成为很多人的生存方式，赶时尚、要面子的媚俗消费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而这种异化消费背后的资源生态环境代价却被忽视了。被称为“可持续发展先知”的舒马赫曾指出：“人的需要无穷尽，而无穷尽只能在精神王国里实现，在物质王国里永远不能实现。”虽然“地球上所提供的足以满足每个人的需要，但不足以填满每个人的欲壑”。从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考虑，应当以正确的人生观、价值观、财富观引导人们的物质和精神生活，使人们不致沉溺于财富追逐而不能自拔，也不致长久徘徊于享受型消费而上升到发展型需要。
　　重建人类意义世界，对一个社会来说，实现人的全面而自由的发展的目的，对于个体来说，生命的意义在于创造，人的满足最终在于创造性生产活动而不在于消费活动，在于与地球上的其他生命共享发展自由。考虑到中国人口众多、资源相对贫乏、环境承载能力已经不堪重负的国情，应该在全社会大力倡导适度消费、绿色消费的新观念, 摒弃高消费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践行可持续生存。惟其如此，整个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生态化根本变革才会出现。
　　福斯特对资本主义的财富观、进步观的批判，有助于我们认清狭隘的物质财富观和数量进步观的局限，树立宽广的生态财富观和代表人类文明发展新方向的进步观，对推进生态文明建设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
　　注释：
　　[1] 转引自戴维.W.皮尔斯主编《现代经济词典》上海译文出版社1988年版。
　　[2] 参见《资本论》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916页。
　　[3][4] ［美］约翰·贝米拉·福斯特、布莱特·克拉克《财富的悖论: 资本主义与生态破坏》，载于《马克思主义与现实》 2011年第2期。
　　[5] J.B .Foster , B.Clark, The Paradox of Wealth: Capitalism and Ecological Destruction，see http://monthlyreview.org/2009/11/01/the-paradox-of-wealth-capitalism-and-ecological-destruction.
　　[6] ［美］约翰·B.福斯特《生态危机与资本主义》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74、90页。
　　[7]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8]［美］赫尔曼·戴利《超越增长：可持续发展的经济学》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312页。
　　[9] 魏波《环境危机与文化重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13页。
　　[10] J.B.Foster, The Vulnerable Planet：A Short Economic History of the Environment,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1999,p.146.
　　（作者简介：康瑞华，中共辽宁省委党校；徐琦，中共辽宁省委党校；李嘉伟，广西师范大学政治与行政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