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文明：社会主义必须高扬的核心价值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无论在国内主持重要会议、考察调研时，还是在国外访问、出席国际会议之际，多次强调建设生态文明、维护生态安全。2015年3月24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要求“推进新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和绿色化”。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又提出“绿色发展”理念。这是党中央根据十八大确立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和生态文明“五位一体”总体布局，首次明确提出“绿色化”的战略要求和“绿色发展”理念。生态文明不仅成为党的行动纲领，更成为一套科学的理论，即生态文明论。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在马克思主义自然辩证法的基础上，深刻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对人与自然关系的认知更加深入、更加科学、更加符合客观规律。

　　一、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文明观

　　马克思主义为认识人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特别是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一文，深刻揭示了人与自然的内在关系，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

　　1.人与自然是相辅相成的有机体。恩格斯强调，人与自然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一个相对平衡的生态系统，相辅相成，共生共荣，“只有人才能办得到给自然界打上自己的印记，因为他们不仅迁移动植物，而且也改变了他们的居住地的面貌、气候，甚至还改变了动植物本身，以致他们活动的结果只能和地球的普遍灭亡一起消灭。”因此，他告诫人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每一次胜利，起初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往后和再往后却发生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最初的结果又消除了。”

　　2.人与自然是主观客观的统一体。与自然既是相互对立斗争的，同时又是相互联系统一的。恩格斯认为这两者的统一性突出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人们可以认识世界，其二，人们还可以能动地改造世界。

　　他强调，“经过长期的，往往是痛苦的经验，经过对历史材料的比较和研究，渐渐学会了认清我们的生产活动在社会方面的间接的、较远的影响，从而有可能去控制和调节这些影响。”生态系统本身就是一个旧的平衡被打破、新的平衡又建立的过程，是一个人与自然相互作用的过程。自然界作用于人，自然条件决定人的历史发展，同时，“人也反作用于自然界，改变自然界，为自己创造新的生存条件。”

　　因此，“我们对自然界的整个支配作用，就在于我们比其他一切生物强，能够认识和正确运用自然规律。”这就从根本上把历史发展与遵循规律统一起来，是我们党提出“绿色化”和“绿色发展”理念的重要理论渊源。

　　3.维护生态平衡最终要改造人类社会。《自然辩证法》不仅揭示了人与自然的辩证关系，而且揭示出这种关系的本质是社会问题。恩格斯意识到当时资本家种种破坏自然环境带来的恶果，并进一步深刻地指出：“仅仅有认识还是不够的。为此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以及同这种生产方式一起对我们的现今的整个社会制度实行完全的变革。”

　　市场经济是人类历史进程中不可逾越的阶段，它对于人们创造物质财富和享受幸福生活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市场经济也伴生资源超承载、环境遭破坏等“不经济”因素。而且工业化大生产越增长，这对矛盾越尖锐突出。化解这个根本性、长期性的难题，既要靠人类的理智、良知和自觉，更要靠制度的规范、调节和约束，直到最终实现人与自然的统一与和谐。这也正是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的坚持绿色发展，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现代化建设新格局，推进美丽中国建设，为全球生态安全作出新贡献的现实意义所在。

　　二、现代化进程中对资源环境认识的新进展

　　在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人类社会才真正面临生态危机，这是资本获利的逻辑后果。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工业化国家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是以资源和环境的破坏为沉重代价的；而国际垄断资本主义的扩张和发展，是造成全球性生态灾难的元凶。

　　1.从新发展观到可持续发展。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西方国家经济高速发展，但片面追求“实际人均产量提高”、“国民生产总值增长”，带来了一系列社会问题和国际矛盾。非洲、拉美殖民地国家风起云涌的独立运动后，在发展道路选择上也遇到了重重困难和障碍。到70年代，世界经济进入一个新的滞涨期，法国学者弗朗索瓦·佩鲁在长期深入研究的基础上，提出并倡导“新发展观”，并逐步得到比较广泛的认同。1979年8月，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在厄瓜多尔的基多召开“专家会议”，将这种“新发展观”明确为“整体的、综合的、内生的发展观”。

　　虽然重工业对资源环境造成的破坏更强烈、灾难更深重，但是人类生产与自然生产相结合的农业，对自然资源环境的依赖性更高、对生态失衡招致的后果更敏感。因此，在以粮食生产为中心的农业领域，可持续发展的观念逐步树立起来，可持续发展也迅速成为国际性共识。在此基础上，又发展生成了低碳、绿色理念。这是人类在认识自然、改造自然过程中，通过付出高昂的“学费”而获得的文明成果。

　　2.从社会问题到非传统安全问题。从伦敦的烟雾、西欧的酸雨、美国的沙尘暴到日本的食物污染，从垃圾围城、贫民窟脏乱差、土地沙漠化到能源危机，环境破坏、资源挥霍问题的持续加剧和恶化，人们日益认识到环境和资源问题已经成为一个普遍而严重的社会问题。

　　特别是进入后工业化时代以来，随着西方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资本输出，整个世界几乎都被这种“重化工业病”所严重影响。这个问题已经威胁到国家、甚至人类自身发展的安全，它突破了传统安全的范畴，也只有用非传统的方法和手段才能化解。严峻的现实迫使不同的国家必须共同面对这一难题。1972年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召开是一个标志性事件。此后联合国多次召开人类环境会议，先后发布了一系列文件和宣言，达成了 “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的共识。

　　3.从社会革命到生态革命。有西方学者认为，资本主义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不仅导致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而且造成生态危机持续恶化。他们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的资源枯竭、自然退化等生态问题置于资本积累和经济社会转型的中心位置，提出了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现有框架之内，通过多次自我调整，经济危机的形式和影响发生了变化，而生态危机已成为最大的危机。只有通过生态革命，改变资本主义商品生产和消费形式，改变资本主义生活方式，建立生态社会主义，才能阻止环境恶化，恢复和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

　　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生态文明建设

　　维护好、实现好人们生存发展的权利，必须不断提高生产力水平。而工业化是生产力提高的必由之路，也是资源环境矛盾加深的客观必然。我们党和政府对此有着比较深刻的认识，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就把环境保护作为基本国策。进入新世纪，我们党又提出了科学发展观，明确提出要节约资源。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也对此进行了多次阐述，要求“必须弘扬生态文明主流价值观，把生态文明纳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明确了绿色发展路径，从而形成了更系统、更完善、更丰富的“生态文明论”。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更是提出，坚持绿色发展，必须坚持节约资源和保护环境的基本国策，坚持可持续发展，坚定走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

　　1.哲学理念——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人类发展历史上，一些创造过辉煌文明的民族，一些生产过巨大财富的地域，由于环境的恶化或资源的枯竭，有的已经落伍，有的已经衰败，有的甚至只能从考古中去寻觅他们的踪迹。而另外一些民族却在生态相对脆弱、环境较为恶劣的生存环境中努力调节适应与自然的关系，体现了顽强的生命力。中华民族向来就有“天人合一”、“道法自然”的世界观，有“勤俭持家”、珍惜自然禀赋、珍惜劳动所获的行为习惯，这是中华民族的优秀文明成果，需要大力弘扬。在追求提高生活水平、改善生活质量的今天，仍要强化生态文明观念，形成生态文明共识，正确对待扩大消费与节约资源、“土豪式”消费与有品位生活、一时一地的效益与大局长远的利益之间的本质区别，真正把生态环境保护作为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事业，落实在人们生产生活的全过程。

　　2.人民关切——良好生态环境是最公平的公共产品，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头顶着蓝天白云，在清洁的河道里畅快游泳、田地里盛产安全的瓜果蔬菜”，习近平总书记道出了人民群众对生态文明最朴实的理解和对环境保护最基本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我们要按照人口资源环境相均衡、经济社会生态效益相统一的原则、促进生产空间集约高效、生活空间宜居适度、生态空间山清水秀、给自然留下更多修复空间，给农业留下更多良田，给子孙后代留下天蓝、地绿、水净的美好家园。要构建科学合理的城市化格局、农业发展格局、生态安全格局。特别是利用科学技术，提高海洋资源开发能力，发展海洋经济，保护海洋生态环境。尤其注重现代化的海洋生产活动，要在科学理念的指导下，走出一条良性发展的新路，避免重蹈“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维护国家海洋权益的前提下，建设海洋强国。

　　3.战略举措——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生态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脱离资源环境保护搞经济建设无异于“竭泽而渔”，离开经济建设搞资源环境保护也无异于“缘木求鱼”，两者是相辅相成的。良好的生态环境本身就是生产力，就是发展后劲，也是一种核心竞争力。中国决不能以牺牲生态环境、牺牲子孙后代的发展条件为代价而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如果生态恶化、资源枯竭，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势必成为一句空话。因此，一定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科学调整经济结构，努力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更加自觉地推动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促进生产、流通、消费过程的减量化和资源化，以最小的资源环境成本支撑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特别是要坚持预防为主、综合治理，实施重大生态修复工程，建立生态补偿机制，大大提高生态产品的生产能力，形成新的经济增长点。

　　4.可靠保障——生态环境保护必须纳入法治的轨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要牢固树立生态红线的观念。”首先，要完善经济社会发展考核评价系。资源消耗、环境损害、生态效益等与生态文明建设密切相关的具体指标都应纳入经济社会发展评价体系，并增加其权重，使之成为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新导向。其次，切实做到有法可依。我国已经制订了一系列有关资源开发利用和环境保护的法律法规，必须严格依法依规办事，并且根据资源环境与发展矛盾的新情况新问题，及时修正、调整、补充、完善法律法规体系，确保与建设法治国家、实现社会治理现代化相统一，与建设生态文明的目标要求相适应。再次，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那些因生产经营造成重大资源破坏或浪费，造成重大环境损害或污染的企业及其责任人；对那些不顾资源环境影响、不按有关规程盲目决策，造成严重后果的政府部门及其负责人，必须追究其责任，而且应该终身追究。最重要的一点，对于制衡和消除一味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市场经济带来的“不经济”因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具有明显的体制和制度优势。坚持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这是生态文明建设最根本的保障。（刘宇赤 作者单位：中共岳阳市委党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