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传统文化生态概说(五)

作者:南文渊    文章来源:《西部开发与多民族文化》    点击数:    更新时间:2004-11-25

五、与自然环境相适宜的农耕文化

    藏族人对青藏高原的开发,应该从从事农耕生产开始算起。因为游牧人虽然驯化了牛、马、羊,但自己则完全受制于自然。他们只按环境、气候变化而行事。农耕者在适应环境的前提下,力图对环境加以改造。将草原开垦成农田,是他们改造自然的第一步。于是在高原藏区形成了不同于游牧文化的农耕文化。

    在青藏高原,早在公元前5000~3000年问,人们便在海拔较低、气候温暖的河谷盆地经营较为原始的园艺式农业生产,西汉时期(约公元前60年左右)赵充国在河湟地带垦荒屯田。以后历朝都在这一带鼓励农耕生产,吐蕃时期,青海河湟地带与西藏拉萨河谷都是农业地区。

    青藏高原农作物主要有:春小麦、青稞、豌豆、油菜、马铃薯(洋芋),除此之外,还有少量种植蚕豆、玉米及各类蔬菜。

    到1950年,青海省农业区主要分布于祁连山东段的黄河、湟水流域柴达木盆地。西藏农业区主要在雅鲁藏布江中游的干流、支流河谷地带,西起拉孜,东到桑日,东西长500公里,南北宽50~200公里。但是,青藏高原农业耕地面积在全区所占的比例仍然是比较低的。20世纪80年代,在总共250万平方公里的青藏高原上,天然草场约占全区土地总面积的三分之二,而农业耕种面积则仅占总面积的0.5%。但是在农业总产值中,畜牧业产值约占40%左右,种植业产值则占30%。

    历史上藏区农耕文化有如下特点:

(一)农牧结合。整个藏区农业地区并不是纯粹的精耕农业区,而多呈现农牧结合的经济特色。农牧结合的经济已有悠久的历史,从公元6世纪吐蕃时代已在较低海拔地区形成这种经济模式。以后,由于外来移民的压力及外来文化的影响,曾在高海拔地区进行垦荒种植活动,使半农半牧地区逐渐向西向北高寒地区扩展,但到海拔3600米以上地区,种植业发展异常艰难,在高寒地区垦荒种植大多以失败告终。故藏区几千年来在东部低海拔地区一直维持着半农半牧的经济模式,而在西部、北部广大高寒地区则一直是畜牧业。在西藏,直到80年代,藏南河谷地区十九个农业县中,牧业产值占农业产值的33%,收入占整个收入的 30%。在其他半农业半牧业的地区,牧业产值与收入要占70%。

    农牧结合的经济是藏族人为适应高寒自然环境而采取的适宜策略:青藏高原是山的世界。高原农业地区只占高原总面积的0.5%,农业田地分布在江河河谷或者山坡上,面积狭小;由于高原藏区山区海拔较高山坡和山顶气候常年寒冷,只适应牧草生长而不能种植,较低河谷滩地气候温暖、地势平坦,可进行小面积的种植业。农业呈现垂直分布状态。一个地区农业与畜牧业同时发展,既是对当地环境的适应,又能充分利用不同海拔高度的地理自然优势,顺其自然而动,是人类经济活动与自然环境相适应、相配合。

    农业与牧业的共同存在也是藏族人民生活的需要:(1)农牧结合可满足农民正常生活需要。农业提供了面粉、蔬菜等食品;牧业提供了奶、肉类食品,从而保证了高原寒冷地区人的最低生活需要,(2)农牧结合在生产方面可相互补益。家畜可为农事提供畜力、肥料;而种植业为家畜提供饲料。(3)农牧结合也是维护藏族传统生活方式与传统文化的基础。糌粑(青稞炒面)、茶与手抓羊肉,构成藏民族的主要饮食结构。不论是平民还是贵族,俗人还是僧人,农人还是牧民,这种饮食结构是共同的,而且千年来不加改变。藏族的传统文化——经济活动、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礼仪行为、文学艺术、宗教活动也离不开糌粑、茶与手抓羊肉,农牧结合的经济活动实在是维持传统的基础。

(二)农事与自然环境相配合,一个群体从自然环境中所取得的能量越少,那么对环境的改变就越小。藏族农业经济活动基本上处于自然环境的制约之中,“靠天吃饭”是他们经济活动的基本特点。他们采取了许多措施使农业与自然环境相协调。


(1)高原藏族农业区依照生态环境呈现立体布局。高原河谷地带的两侧山岭,随着海拔高度不同而呈现不同的气候特征与生物特征。在河流两岸滩地,平均海拔在:500~2500米之间,阶地较宽,土壤肥沃,水源充足,称之为川水地区,历史上在这儿形成了耕地连片、阡陌交错。田地之间种植果树或杨树、柳树。河岸边一般为小片森林与草地。河谷两岸的低位山地带,海拔为2 000~2 600米,为峁状丘陵沟壑。这儿气候暖和但干旱缺水。在这儿一般形成了田地同草地相间分布的状态。田地种植耐旱作物,而差不多相同面积的草地用来放牧。在海拔2 600~2 800米的高位地带,称为脑山地区,历史上这类地区一般为草原牧场、灌丛与森林地带,在4000米以上高山,多为积雪、冰川或裸岩地带。
根据这种地形特点,藏族人形成了在河滩川水地耕种,浅山耕地与牧草地相间,脑山地放牧这样一种垂直立体的多样经济类型。这是高度适应地理环境的最佳布局,呈现出农、牧、林相互依存,优势互补的大生态系统。

(2)开垦的农田与天然草地相间分布,农业与畜牧业混合。在适于耕作的地区,一般在草地上开垦农田,农田呈长方形,农田之间留着与农田面积相等或略大于农田的草地,农田与天然草地并列存在。保留相等的草地,可以很好地保持水土,可以放牧不多的家畜,这些家畜既是农业耕作的主要畜力,又是运输的主要工具,同时也为农民补充肉和奶,因此,无论在河谷滩地还是浅山地区,保留与农田面积相等的大片草地,是对一个社区来说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与生态意义。

(3)农田实施轮作休耕制。藏区实施耕三(年)休一或耕二休一制。农田休耕的一年中,要深翻二次,以防生荒草,让土壤疏松,吸取水分与阳光。另外实行作物轮作制,即第一年种青稞,第二年种马铃薯,第三年种油菜或燕麦,第四年休耕,这种方法能使土壤由于不同作物轮换而保持活力,不至板结,并能使农作物相互吸收利用对方有利资源。
(4)施肥与灌溉。所有农田都使用农家肥,主要是马粪、牛羊粪,人粪尿,草木灰、烧野灰等。同时在平滩川水地区,人们也普遍兴修水渠进行灌溉。但在浅山脑山地带无灌溉习惯。

四)动土先请神。农民在一年中的农事活动中,也要时时事事请求祈祷自然诸神:春天,因为要动土耕作,所以农事方面祈求土地神,表达人们对土地的敬畏。春天耕种前,农民们要在田地煨桑焚香,祈祷土地神。这已成为农区耕种前的一种固定仪式。

    在西藏一些地区,春耕前一天,人们到首先要开耕的土地上,焚香煨桑,竖起经幡,唱吟颂词,以祭祀神灵。“每户带来一对耕牛,由该户主妇向天敬酒一次,在耕牛脑门上抹三道酥油,以示吉祥。在每对耕牛的轭木上插上经幡,新耕的第一犁,由属相相同的妇女撤出吉祥、福运的种子。其余耕牛一对跟一对地耕翻。”然后举行体育、歌舞会庆祝。在汉族农业区,人们下地干活一般穿破旧的工作服,而赶集走亲戚则穿新衣服。但藏区不同,在春播期间,人们要穿新衣服下地,以示对土地的敬重。

    夏天,是万物生长的季节,这时的宗教仪式主要是保护万物生长。通过对土地、庄稼的严格禁忌,来保护土地草木资源。比如,禁止人们在田地吵架(恶声秽语不利于植物生长);禁止在田间焚烧发出臭味的东西(异臭味不利于植物生长);禁止上山挖掘药材,尤其去神山挖掘;禁止在湖边、泉边处污染水源。否则会遭受龙神的惩罚。

    另一方面,有许多仪式与行为是促使植物生长的。在青海东部半农半牧的山区,农历五月到六月底,田野麦苗青青,山坡野花开放,天空百灵鸟飞翔,泉边水滩青蛙欢叫,人们认为此时美妙悦耳的歌声会使庄稼长得更好。于是野地里能听到姑娘小伙子的“花儿”曲或“拉伊曲”。牧童在这个时候成为祭祀山神、祝愿万物欣欣向荣的角色。夏初,他们一边放牧,一边吹起悠扬清脆的笛子,以示与百灵鸟歌声配合。夏末秋初,庄稼已抽出麦穗,他要吹唢呐,在寂静的山谷,唢呐单调而拟人化的音调,觉得就是自然界植物动物的声音。牧人还有一项任务,他每天赶着牛羊到间隔麦地的草地上放牧,人们相信牲畜的气味、粪便及发情交配都能使庄稼长得更好。

    秋天也有宗教仪式,西藏地区的望果节在秋收前夕举行,主要是对土地神表达农民感激之情,并祝愿庄稼丰收,同时也要保护农作物不受损,为此宗教仪式中有与自然神协商的内容,也有试图操纵自然神的活动。动员民众防霜冻,当中秋时分天空晴朗时,即易发生霜冻,于是全村人都在夜里到田地焚香煨桑,清晨在田地有一层烟雾笼罩庄稼之上,这样便能有效防止霜冻,这是一种明显的理性的行为,但民众仍认为是求神防霜。

    如果以今天经济学中“理性经济”为基本标准,以“效益”、“利润”、“产值”、“产量”这些概念衡量之,藏区经济的确是停滞不前的、落后的、原始的,几千年来进步不大。但是我们也要注意到:人类经济活动从来也不是单纯的交换计算过程,“经济体系总是沉浸在文化环境的汪洋大海之中。在此文化环境中,每个人都遵守自己所属共同体的文化规则,其习俗和行为模式,尽管未必完全为这些东西所决定。”从前几章内容看到,藏族人在青藏高原创造了一种适应自然环境的生存文化,这种生存文化与自然环境高度适应,其游牧方式、农耕方式都是这种文化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这种文化的价值观念决定了游牧方式、农耕方式不是纯粹为谋利的经济活动方式。因此,藏族人的文化与生活方式,是不同于今天我们所熟知并向往的那种追求物质利益、舒适、无限制消费的生活方式。他们以自己独特的文化向世人表明他们拥有自己的天地、自己的追求、自己的生活。传统社会生产力的落后、经济的停滞不前是由于社会的、自然的及整个历史背景的制约而造成的。这并不意味着藏族生态文化的失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多年来,藏区社会经济取得了空前巨大的进步,同时也较好地保持了藏族传统文化与生活方式,这表明物质文明的进步与传统生态文化是可以和谐并存的。在未来发展中,藏区完全可以在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既能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又能保护好高原自然环境,实现环境、社会、经济与文化的和谐发展。在这里,必须防止以西方现代化标准来衡量藏区发展问题。
多少年来,人们以生产力的发展作为社会进步的根本标志,而在生产力中又突出强调产量、产值、效益、利润。追求金钱、物质享受、高消费生活成为大多数人的生活目标。近年来,“现代化”成为人们普遍的观念,现代化主要包含了工业化、城市化、经济社会一体化、物质产品的丰富与高消费、人们闲暇的增多与生活的舒服。这些都成为各国政府与民众共同的奋斗目标。由于现代化首先在西方一些国家实现,因而许多发展中国家在追求现代化的过程中实际上以“西方化”为标准的。模仿西方人生活方式成为一种时尚,大批不发达国家的青年人以各种途径奔向西方国家,表明了人们对西方生活方式的迷恋与崇尚。因此,许多人在考察青藏高原藏族生活方式时,不自觉地以“现代化”、“西方化”标准衡量之,得出“落后”甚至“原始”的结论是很自然的。但是,他们完全忽略了藏族生态文化对环境的适应性与合理性。地球上各个地区生态环境不一,民族文化呈现多样性,各民族经济社会的发展模式必然是多种多样的。青藏高原生态环境的特殊性决定了经济发展的独特性。中原和沿海地区现代化模式不一定适应高原地区,高原藏族地区应该在适应本地区生态环境与文化环境的基础上创造出新时代的发展模式。

    没有人会说藏族人的传统文化与社会生活是现代的或富有的,但是谁也不能否认这种文化与高原环境的高度和谐性,它保护了青藏高原自然生态环境几千年来未受大的损害。发达国家经过几百年的经济发展,环境受损的惨痛教训,使人们终于认识到再也不能以破坏生态环境来换取所谓的“发展”、“增长”了。传统的发展观已经证明是有害的、会断送人类子孙的活路。那么,只有寻找与自然相协调的可持续发展道路了,而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价值观已深藏在藏族传统文化之中,我们可不可以回到被封为“原始的”藏族传统文化中去寻找可持续发展的有益价值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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